从“神道设教”走向“人文”之道——《周易》的思想史意义研究

《周易》属于“三易”之一。《易经》源于伏羲始作八卦，后来的发展经历了夏朝的《连山易》、商朝的《归藏易》、周朝的《周易》三个阶段、三种形态。如今，《连山易》和《归藏易》已失传，只剩下《周易》，习惯称《易经》。《周易》的“周”指周人，“易”有变易（事物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永恒不变）三义。《周易》即周人所作的以万变不离其宗的卦爻辞执简驭繁地追究万物变化规律、奥秘的卜筮之书。其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64卦和384爻，卦、爻各有说明其义的卦辞、爻辞，作为占卦之用。一般认为，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时将伏羲发明的八卦两两重叠，组合成64卦，并作卦辞、爻辞。《传》是对《经》的解释，旧说《易传》为孔子所作，据近人研究，大抵为战国末期儒家作品[1](p1)。其内容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其中，《彖》传附于每卦卦辞之后，是对一卦大意的裁定。《象》传穿插在各卦的卦辞、爻辞之后，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所象征的意义。释卦象者称为《大象传》，释爻象者称为《小象传》。《文言》仅出现在“乾”“坤”两卦的彖辞、象辞之后，在《彖》《象》的基础上对“乾”“坤”的卦意做出进一步阐发与拓展，也称《乾文言》《坤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单独附于64卦的卦爻辞之后。由于《彖》传、《象》传随上、下经分为上、下篇，《系辞》传也分上、下篇，加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计十篇，故《易传》又称《十翼》。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周初诞生的《周易》的卦爻辞（亦即经的部分）更多地显示出万物有灵的思想和神道设教的特点。而战国时期诞生的《易传》则用解经的方式对占卜之辞和鬼神观念做出了新的解释，冲淡了卦爻辞的神学色彩，聚焦于讨论人事道德问题，印证了周代思想界重人轻神、“近人而忠”的时代特征[2](p80-92)，使得《周易》不再仅仅是占卜之书，而同时是修身济世的指南。

一、对“神”“天”概念的现实化改造

《周易》是一部借卜筮之法探讨、揭示万物之理，示人吉凶休咎的著作。《系辞》一再强调：卦象是圣人“仰以观于天之文、俯以观于地之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拟物形容、象物所宜创造产生的；它“言天下之至赜”“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其涉及的万物包括天、地、人、神。《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①本文所用《周易》版本，为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的《周易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鬼神”的概念，与“天地”“人”的概念一样，明显地存在于《周易》的思想中。《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周人指称至上神，习惯用“天”。《周易》中所说的某些“天”，也有至上神的含义。如《革·彖》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兑·彖》云：“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系辞上》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里的“天”解释为至上神才较为准确，也才好讲通。

不过，在《周易》中，“神”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不少场合，“神”已不只是神灵之意，而指阴阳变化莫测之道。《观·彖》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神”虽然不能否认有“神灵”“神明”的意思，但也有“神变”“神易”的意思。宋人蔡渊《周易经传训解》：“神者，即《大传》神易之神也，在天则阴阳不测。”[3]《系辞上》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与此相似的是，《周易》中的“天”，更多的情况不是指至上神，而是下降为与地、坤相对、并立的天、乾。如《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文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颐·彖》：“天地养万物。”在天、地、人、神中，《周易》更注重形而下的天、地、人“三才”（或“三材”）。六十四卦的卦象虽然由六根爻构成，但其所指，即天、人、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上》）。由于天、人、地均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体，由阴、阳两爻构成，所以反映人世间天、人、地状况的卦象由六爻组成。这就叫“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周易·系辞上》）。“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

值得注意的是，当《周易》将“天”用为至上神含义时，天意与民意是和谐统一的，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但就其落脚点来看，天意实际上是由民意决定的，天人合一实际上体现着对人心向背的侧重。通过将民意塑造成天意，周人要求政治家效法作为民意化身的天意，《系辞上》谓之“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而当《周易》将“天”用为天、地之天，大讲天地之道时，我们发现，这天地之道最后都指向、落实于人道。一方面，天地之道往往就是人道。如《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文言》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坤·彖》云：“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象》云：“厚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畜·彖》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谦·彖》云：“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另一方面，天地之道是为人道提供依据的，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上》）。如《颐·彖》云：“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咸·彖》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象》云：“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察）方（地域）观民设教。”《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尊卑之道其实都是由天地注定了的。天地之道还有易知、易从的特点，它为圣贤的效法提供了可行性。《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于是，《易传》通过对“神”“天”含义的现实化改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礼记·表记》）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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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的提出和“文明”的阐释

“人文”的“文”，按《易传》的解释，有文理、文采、文明的意思。《系辞下》解释：“物相杂，故曰‘文’。”因而，天上的日月云彩叫“天文”，地上的百谷草木叫“地文”（又称“地理”），人间的道德文明叫“人文”。由此，“文”就从自然界的文采，走向了人类的文明。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中的《彖》传，是与“天文”“地理”相对的概念：“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象》）。贲卦作为别卦，卦象由离卦与艮卦这两个经卦构成。离卦的含义是“文明”，也就是文采辉煌的意思；艮卦的含义是静止，王弼、孔颖达将“止”解释为“裁止”。“文明以止”本指贲卦的双重卦义。《易传》认为贲卦“文明以止”的双重含义就是“人文”的注脚或写照。那么，如何理解“文明以止”亦即“人文”的含义呢？王弼的注解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的注解是：“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可见，“人文”的含义就是“文明以止”；“文明以止”就是用文明之道治人安物，实现天下稳定。这个“人之文”与“德之教”即道德教化是相通的。

出于对人事的重视，《周易》提出了“人文”的概念，并对“文明”作了独特的阐释。

“文明”的含义也是这样。一方面，“文”指文理、文采，“明”指明亮辉煌。《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文明”即文采。全句的意思是说，作为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的含义，指阳气已升出地面，草木萌芽，百花盛开，大地绘成文采。如上所述，构成贲卦的离卦的含义是“文明”。离卦何以有“文明”之义的呢？《离·彖》云：“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离·象》云：“明两作，离。”64别卦中的离卦，由两个经卦的离构成。“离”即附丽的“丽”（附着、依附）。两个经卦的“离”一指“日月丽乎天”，二指“百谷草木丽乎土”，故称“重明”“明两作”。这都是指自然界文采焕发、光明灿烂的现象。

另一方面，人类的文明作为控制原始欲望冲动的仪礼规范，指“中正”的道德教化。《离·彖》在以“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解释过“离”的附丽之义后，又要求“重明以丽乎正”“柔丽乎中正”，指出这样“化成天下”“故亨”。《离·象》在用“明两作”解释“离”后，又指出“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意即以明而又明之德照耀四方，君临天下。又《同人·彖》云：“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大有·彖》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临·象》尤其强调文明道德的中正之道：“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又《革·彖》云：“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孔颖达径直将“文明”解释为“道德”：“能思文明之德以说（悦）于人，所以革命而为民所信也。”“民既说文明之德而从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明夷·彖》则以周文王为典范举例说明：圣人要像周文王那样，做到“内文明而外柔顺”，这样方可以“蒙大难”而免遭害，保其身而成大业。《系辞上》声称，《周易》64卦，以讲道德为主：“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于是《周易》就从一部讲神道、天道的书，变成了一部讲人道的书。

三、“君子”概念的重新定义与丰富内涵

“人文”的核心是道德，而道德的践行者是君子。由对“人文”“人道”的重视出发，《周易》重新界定了“君子”之名，并指明了达及“君子”人格的诸多要求。

而在道德善的修养实践中，元、亨、利、贞四德至为重要。什么是元、亨、利、贞四德呢？《乾·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在《诗经》中，“君子”泛指贵族男子，在道德上可好可坏。但在《周易》中，“君子”则是一个与“小人”相对的概念。“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周易·系辞上》）。“君子”恰恰与此相反，是道德善的化身，仅次于“圣人”的道德楷模，“圣人”的前身或候补者。《乾·文言》云：“君子以成德为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大畜·象》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坎·象》云：“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升·象》云：“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小畜·象》：“君子以懿（积小至大）文德。”《晋·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蹇·象》云：“君子以反身修德。”《蛊·象》云：“君子以振民育德。”《坤·文言》有一段带有小结性的话：“君子……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前一“美”字通“善”，指美德。心中充满美德，将其体现在行为和事业中，就是最美的人格。

其三，君子的修养，还有内外不同的要求。“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坤·文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泰·彖》）。“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周易·否·彖》）。

除了这四个主要的德目之外，《周易》还对“君子”人格的养成做了诸多提示。

其一，“君子”要树立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断自我超越的人格追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周易·大畜·彖》）。

考虑到这个规划要15到20年才会最终建成，会经历多届政府，为保证一张蓝图干到底，后来人不能随意变更，此规划方案报经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常委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审议意见作了相应修改后，报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通过后，最后于1993年12月28日由市政府批复，成为陆家嘴地区20多年来一直遵循的城市规划法定的方案。

其二，“君子”的修养要从自己的思想、言行入手，要思不出位，慎言谨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周易·家人·象》）。“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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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君子”的人格修养说到底是扬善去恶，能够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过错：“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美）命”（《周易·大有·象》）。“无咎者，善补过也”（《周易·系辞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象》）。行善扬善有吉报，所谓“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怙恶不悛有凶报：“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历史上，君父因恶贯满盈而被臣子诛弑的例子很多：“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周易·坤·文言》）。这是对“恶积”之后“罪大而不可解”的生动证明。

结合来看，对于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教师需要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个性特点，不断创新丰富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引导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过程中记忆深刻地学会新字。教会了学生新知识的同时，也让学生获得相应的成就感，还培养了小学低年级学生创新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有利于开阔学生的思维，为以后各科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其五，“君子”在修身的同时要承担“正家”的使命：“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在经邦济世、与社会各阶层的人交往时，“君子”要注意不亢不卑，平等待人，保持友善与尊严：“君子居上位不骄，在下位不忧”（《周易·乾·文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

其六，“君子”在道德履践的过程中还要具备实践智慧，讲求一定的策略。“君子”的前行进取首先要懂得以退为进的策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君子尚消息盈虚”（《周易·剥·彖》）。“君子”要做到“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周易·乾·文言》）“刚健而不陷，其义不穷困矣”（《周易·需·彖》）。君子奋斗前进时应当根据可能出现的危险有所等待，不至陷入险境之中。因此，“君子”在积极进取的同时，要学会居安思危，充分考虑和预防各种不可预测的困难与危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周易·乾》）。君子行事不息，至于夕而忧惧若危。“君子以恐惧修省”（《周易·震·象》）。君子任何时候都不能高枕无忧、放松懈怠。“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周易·既济·象》）。“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只有这样，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上》）。一旦陷入困境，“君子”要处险不惊，保持镇定从容，不丢君子本色：“险以说（悦），困而不失其所”（《周易·困·彖》）。特别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君子以征忿窒欲”（《周易·损·象》）。其次，“君子”要懂得韬光养晦，贵在平时把自我打造好、准备好，切忌急功近利、怨天尤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周易·系辞上》）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韩愈的“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与此是一个意思。再次，“君子”在功成名就后，要功成弗居，做谦谦君子，切忌居功炫耀，矜夸自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周易·夬·象》）。“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周易·乾·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周易·乾·文言》）“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周易·谦·象》）。“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周易·谦·彖》）。“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周易·系辞上》）。

四、“与时偕行”，“顺天应人”

“易”的重要含义之一，是变易、变化、变革。《易》之卦象的构成法则，是阴阳六爻的不断变动。所以，《系辞》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爻者，言乎变者也。”“《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易不仅是天地之道，而且是人道。人格修养中的迁善改过，改朝换代中的革故鼎新，社会分配中的损有余补不足，都是变易。《周易》指出，变革是阴阳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人们应当“与时消息”，顺应变化、把握变化、积极能动地主宰变革、创造变革。在实施变革时，《周易》强调要“革而当”（《周易·革·彖》）。只有当乎理，这种变革才能“其悔乃亡”（《周易·革·彖》），才能“元亨利贞”。关于“革而当”，《周易》尤其论述到两条原则。

以上是基于功率传输最大化方法的近场区域控制电磁场的设计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该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许多其他天线的设计[11-13]。

一是“与时偕行”。《乾卦·文言》解释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像太阳一样不懈运行，重要的特点是“与时偕行”。什么叫“与时偕行”呢？“变通者，趣（趋）时者也”（《周易·系辞下》）。就是说，一切变革应以当时的具体环境、条件、形势为转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周易·艮·彖》）。“与时偕行”往往表现为“与时消息”，即损、益、盈、虚的此消彼长。如《损·彖》云：“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丰·彖》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二是“顺天应人”。《周易》中有一个“革”卦，是专门讲解变革的。《革·彖》以“汤武革命”为例说明：“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孔颖达正义说：“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于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于是，顺天命，应人心，成为人间革命至高无上的法理。不过，虽然这种“当乎理”的变革具有“元亨利贞”四种功德，然而在变革之初，人们尚不免狐疑，只有在大功告成之后，人们才能心悦诚服。所以“革”卦的卦辞说：“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巳日，指已革之日。孚，信也。亡，通无。变革之举，须到完成之日，民众才会信服，才会显示出元亨利贞的好处，才会消除民众的悔吝犹豫之心。所以，《革·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革而信之”。正如孔颖达在给“革”卦正义时阐释的那样：“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这就是变革的艰难性。然而，当变不变，反遭其殃；当变而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因而，人们总是礼赞那些在革命之初高瞻远瞩，顶住众人怀疑、犹豫的压力，勇敢地领导起革命大业并取得成功的领袖。商汤王、周武王就是这样地领导人民反抗夏、商暴政，“革其王命”的英明领袖。据《尚书·仲虺之诰》记载，商汤在革命成功后，因自己作为夏朝的臣民以武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夏桀而有“惭德”。左相仲虺安慰他说：夏桀天怒人怨，讨伐、推翻夏桀是人心所向，不必惭愧。然而臣弑其君，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有争议的。在位的统治者也不想赋予臣弑其君的合法性，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有风险，是不利的。《易传》明确声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给臣弑其君的革命公开正名。《坤·文言》也曾肯定：“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无论是君主还是父亲，如果失去了道德，背离了君子之道，作恶太多太甚，那么，臣子就有理由或权利起来反抗、革命。可见，《周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诞生的《易传》在周代的“革命”学说整体中做出过重要的思想贡献。

参考文献：

[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2]祁志祥.“神”的祛魅与“人”的觉醒：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期[J].湖北社会科学，2017（6）.

[3]蔡渊.周易经传训解[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