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三重局限性

法兰克福学派（本文取其第一、二代成员的狭义范畴）的社会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作为主体内容，以至于评论家们把“资本逻辑批判空场”视为该学派的一大理论漏洞。例如，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就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1]（p68-69）哈贝马斯本人也坦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恢复成反思哲学。”[2](p13)不过，在我们看来，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确弱化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的思维取向，但他们又绝非没有这种理论成分，而只是通过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另一种角度的处理。也正因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他们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呈现出诸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推而广之，乃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误区的一种典型呈现，因此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严肃对待。下面我们从批判标准——批判模式——批判旨归这三个递进的层级，以案例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文献）和比较分析（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主要方法来进行探讨。

一、法兰克福学派资本逻辑批判标准的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的缺失

批判活动的基本结构是批判标准与批判对象的对峙。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继承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立场态度，但是其标准选择则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们并没有树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而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批判尺度。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书就集中代表了这种倾向，下面我们以之为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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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它开宗明义地写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3](p294-295)应当说，将《1844年手稿》视为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重要文献，这本来没有问题；但马尔库塞的关注重心却仅仅在于《1844年手稿》为其提供了人本主义的认识框架，从而满足了他反对以经济决定论等僵化的唯物主义学说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需求。马尔库塞认为，“《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能比在以往所能得到的任何材料中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基本范畴的本来的含义，这样，就可能有必要按照这些范畴的本来含义，对当前所流行的那种对马克思的后来的更为详尽的批判所作的解释加以修正。对《手稿》的这一初步的评论，也许足以表明如下常见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即马克思是先为他的理论制定哲学基础，再为他的理论制定经济学基础”[3](p295)。马尔库塞谈道：“我们所论述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哲学批判。因为在这里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范畴（例如劳动、对象化、外化、扬弃、财产等等）是在同黑格尔哲学的激烈对抗中产生出来的。”[3](p295)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定位于单纯解释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么其中包含的许多思想是富有启迪的。但他认为手稿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础，这就把后者直接引向了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人本主义，从而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原意。由此出发，他就把马克思一生进行的资本逻辑批判的标准都设定为人道主义（这同时也就是马尔库塞本人的批判标准）；把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理解为工人因遭受四重异化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依据工人受劳动产品奴役而谴责资本、依据工人受劳动过程奴役而谴责资本、依据工人丧失人的类本质而谴责资本、依据作为工人产物的资本家反身剥削工人而谴责资本。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等人的批判理路也是如此。然而，无论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论述来看，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来看，真正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著作，不是《1844年手稿》或《神圣家族》，而是1845年以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阶段之后，马克思采取的批判标准已经升华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尺度，即广义上的生产逻辑。这一逻辑作为全新的批判标准，内在地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尺度，但其根本出发点却经过了新唯物主义的改造。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才最终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羁绊，真正建立起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世界观。

天葬院中设有静斋，专用于储存云浮族的各种文书典籍，最古老的可追溯至一千年前。青辰记得，大概是自己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对静斋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然后，他在最角落的一个书架顶部，发现了一个木制的盒子。他觉得很奇怪，踩着梯子，将盒子搬了下来。盒子很重，上面落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似乎很久也没有人动过了。他掸了掸，打开，便发现了里边装着的羊皮古卷。

为了进一步揭示霍克海默、弗洛姆等人异化论批判模式的局限性，我们来考察和梳理一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的综合批判模式——以资本主义所有制批判、社会危机批判、历史性质批判和伦理性质批判为具体内涵的资本逻辑批判模式。一是对资本逻辑的所有制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逻辑霸权地位的根本基础，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将实现社会直接占有，所以“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8](p237)。二是对资本逻辑运行所导致的社会危机的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9](p831)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引起精神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平危机等一系列危机。三是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质批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10](p285)。换言之，资本逻辑只具有历史环节的合理性，而绝没有永恒存在的合理性。四是对资本逻辑的伦理性质批判。只有在伦理性质批判一维，法兰克福学派才局部切中了马克思的批判模式。关于“异化”，马克思只有在1857年之后的三个经济学手稿当中喜欢使用这一范畴，而在其千锤百炼的《资本论》第一卷当中，不是用异化范畴，而是使用经验科学可以确证的范畴，如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剥削等等来表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独特关系。同时，即使在三个经济学手稿中使用了异化范畴，但那也是在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洗礼之后的重新运用，其意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所诉诸的人本主义异化论是截然不同的。

《爱欲与文明》一书认为，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就是人性的扭曲。因此，扬弃资本逻辑、恢复人性的本来状态，就是资本逻辑批判的旨归；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爱欲的解放”。在马尔库塞看来，爱欲是人原始的、永恒的欲望，其满足构成了人性实现的正常途径，其压抑则构成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经常状态。现代人之所以爱欲被压抑，首先“时间的分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上班时，人作为一种从事异化操作的工具，其生存时间只是零星的”[11](p34)。资本逻辑的特点在于用最大的强度来榨取工人的劳动时间，为此它设置严苛的作息制度、请销假制度、罚款制度、行政处罚制度、监控制度、人员竞争上岗制度、计件工资制度等等。所以在工作时间，工人只能处于一种精神高度集中和紧张的状态之中。整个工作期间都体现出人的“爱欲”的一种极端的异化。其次，本来可以实现爱欲的业余时间又被精神鸦片似的文化工业所毒化，这是因为“由操作原则支配的社会必然要强行作这样的分配，因为它必须在其根基上，即在其快乐自我上，对有机体作异化训练”[11](p34-35)。总之，马尔库塞谴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在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双重异化，也就是整个生命活动完全受制于资本逻辑无节制的增殖运动。而扬弃资本逻辑这一弊端的旨归，就是实现“爱欲的解放”。所以说，社会主义的任务——新左派的任务，就是唤醒人们对于爱欲的意识，从而自觉地抵制资本逻辑的各种侵袭，保持人性的不丧失。与之极其相似的见解存在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曾表达了自己的憧憬：“通过人自己的力量，外部世界对人来说成为实在的，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爱’才使人真正相信人之外的那个对象世界的实在性。主体与客体不能相分离。”[7](p339)这种爱的构想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就成为他的批判理论的最后旨归。弗洛姆旨在批判20世纪资本逻辑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戕害。他给出的救世方案，就是呼吁人们自觉到现有生活的荒谬性，进而放下冷漠的隔阂，彼此拥抱，建立一个充满阳光和爱的人间天堂[12](p91)。

二、法兰克福学派资本逻辑批判模式的局限性：单纯的异化论

批判标准是解释原则层面的范畴，是批判的根据和尺度；其具体展开，就形成批判模式，即批判的过程和方法。批判标准与批判模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资本逻辑批判标准之局限性直接相关的，是其资本逻辑批判模式的局限性，我们将之概括为“单纯的异化论”缺陷。下面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两部著作的相关论点为例进行分析。

最近，有一类“土味视频”悄然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走红。它们大多来自于普通人的生活与奋斗：原原本本地呈现母亲如何制作咸菜，忠实记录在山里做电力维护的日常，直播出江捕鱼的辛劳与收获……这个秋天，鲜活而不做作的“土味”，让人们看到许多“原生态”的生活。

《批判理论》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学派的研究内容、思想风格、思维方式乃至理论成果等等，都可以从这部著作中探源。从本文研究主题角度看，《批判理论》在资本逻辑批判模式上的局限性，也就构成了整个学派局限性的一个集中反映。霍克海默的根本失误，在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单纯用异化论模式进行资本逻辑批判。所谓单纯的异化论模式，就是说仅仅站在伦理的、道德的、人道主义的、价值性的、“革命的”的视角来抨击资本逻辑运行的弊端，而没有采用历史的、实证的、科学性的、结构性的视角来揭示资本逻辑运行的问题。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与他所诉诸的“批判理论”进行的对立二分：“传统理论”“倾向于纯数学的符号系统”[6](p183)，以自然必然性对现存状态进行单一的、绝对的肯定，这种肯定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将后者变成了辩护论的意识形态；与这种所谓的“科学性”相反，霍克海默强调“革命性”，即他所说的批判理论的根本特点，“批判态度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6](p189)。这样，霍克海默把科学性与实证主义混为一谈而加以拒斥，把革命性与人本主义混为一谈而加以推崇，从而建构了其后继者在批判资本逻辑过程中陷入单纯异化论模式的理论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在资本逻辑批判标准与批判模式上的局限性，又内在地蕴含着其在资本逻辑批判旨归上的局限性。作为书斋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该学派的批判旨归具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我们将之概括为“憧憬现代乌托邦”的情结。下面以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的相关思想为例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用人性、爱欲、本能、绝对自由等等这些抽象人道主义范畴来批判资本逻辑不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复杂内涵。一是全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跳出主体性哲学（以理性为解释原则）的范围，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既植根于人、又超越了狭隘的单个人的活动范围的视角诠释了历史问题，从而形成了新世界观。二是贯穿所有社会形态的生产一般。《资本论》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4](p56)因此，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就构成了生产一般的要素。三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生产。用自然经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资本主义的非永恒性，是生产逻辑的一个重要理论功能。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使生产方式达到了现实历史的最高峰，就使得生产一般中的各个要素以显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五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生产。这种生产逻辑是一个历史本体论承诺，它在实在物的意义上是个无，但却不是空无，而是从现实当中孕育出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六是批判资本逻辑奴役性的人道主义标准——只有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逻辑批判标准才能够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部分吻合。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一直到《资本论》，都没有放弃用人道主义的伦理标准去衡量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包含有对资本逻辑的伦理批判维度[5]（p35-36）。但是，马克思是综合运用上述多重标准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病理不在于采取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仅仅站在这一立场却忽视了马克思的宏观历史评价架构。

三、法兰克福学派资本逻辑批判旨归的局限性：憧憬现代乌托邦

最典型的继承，就是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的资本逻辑批判模式。弗洛姆认为，“离开关于生产性的否定的概念，即异化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关于能动的、生产的、以其自己的力量把握和包摄客观世界的人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就是人回归到他自身，就是人的自我实现”[7](p348)。由此出发，弗洛姆把《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的揭示视为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主要内容，认为其“关于异化了的劳动产品的概念，在《资本论》里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他所谓‘商品拜物教’中，得到了表现”[7](p353)。但在我们看来，事实却是：（1）《资本论》是从对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历史考察出发来揭示拜物教根源的，这与《1844年手稿》的“人性—异化—复归”模式截然不同；（2）拜物教也并非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主体内容，马克思所关注的重心不是拜物教这种资本逻辑运行机制在人脑中颠倒的反映，而是这种运行机制的客观实施。所以，弗洛姆单纯异化论的资本逻辑批判模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轨。

省级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的身份是高校教师，而基层电大教师则属于辅导教师，从身份上看，基层电大教师是被边缘化的，处于高校教师与职校教师的中间地带，缺乏社会认同感。在“互联网+”开放教育新模式下，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对教师教学能力要求更高。然而，基层电大教师对于科研、业务培训及专业进修参与不多，造成课程辅导教师在远程教育理念、理论、媒体特征等知识和网络教学系统设计能力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欠缺。

他们这种爱欲解放的批判旨归，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首先，马克思认为人的精神问题归根到底植根于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包括精神危机在内的普遍危机。其次，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及其解决路径，放在了对资本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上，而不是简单地呼吁工人群众要意识到自己现在受压迫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不作为过程的结果，而作为过程的前提来考察的资本是什么呢？……是它借以存在的社会规定性：过去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别人的、独立的、自我孤立的主体或人格化，一句话，作为别人的所有物，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对立。”[10](p527)。资本的本质结构就是这样，它是一种经过无数个再生产过程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因此当工人尚未进入到雇佣劳动过程的流程之前，实际上已经在这种逃不开的链条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工人与自己的头脑进行斗争，如何能够走出资本逻辑的牢笼呢？马尔库塞与弗洛姆思想的乌托邦意味在此暴露无遗。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社会状态的实现，不可能通过一两个天才人物的纸上规划来建成，而必须诉诸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实践。正因如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共产主义下了经典的定义，“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3](p40)。扬弃这个资本统治逻辑的武器，不能外于这个逻辑，而是要循着其发展以至走向自我崩溃的路径进行。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道德谴责不同，《资本论》分析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分析了资本由追求利润最大化所陷入的一系列自我矛盾。资本在生产领域的无限扩大，必然周期性地遭遇其在商品价值实现领域的阻碍，从而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为提高利润率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但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使得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依靠工人的剩余劳动来实现死劳动榨取活劳动的运行，但工人被剥削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受启蒙、谋抗争的教育过程，进而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是在更广泛的社会舞台上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不可否认，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值得注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在提高，表现就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性别的、种族的民主化运动不断兴起，用拉克劳、墨菲的话说，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多元力量在新的民主旗帜下动态性地集结着[14]（p7-8）。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就是抓住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程度低的把柄，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理性。例如弗洛姆认为，“在俄国（指苏联——引者注），官僚式的经理和他们异化的精神已经征服了这个国家。俄国也许可以在没有恐怖的情况下存在——如果一定的条件许可——但是如果没有全面官僚主义化的系统，它就一定不会存在——那就是异化”[12](p111)。诚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战争体制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但因为这些因素就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就陷入了幼稚的政治见解。

总而言之，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资本逻辑批判的标准、模式、旨归等方面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其资本逻辑批判效应的浅表化、虚无化，无法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效应相提并论。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象层面分析，还是右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建设性规划，都存在着停留于资本主义社会皮相层面进行批判的弱点。尽管应当肯定他们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敏锐地概括、揭示了许多超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现象、新规律，因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但由于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从属于抽象人道主义的，因此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往往停留于伦理层面和现象层面。对此，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予以透彻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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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利天，张岩磊.“中国梦”的民族特点和世界意义［J］.长白学刊，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