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空间中的权力展演：《白鹿原》的农村权力空间建构

空间理论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往往关注作品中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对文本中空间隐喻系统中的家庭伦理、宗教文化、政治权力等维度的研究较少。自20世纪以来，空间理论从传统的数学几何层面的理解，逐渐被哲学家解读，形成了多元的空间理论维度，并被应用到哲学、社会学、建筑学、文学等学科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期，列斐伏尔开始探索空间对维持政治经济秩序所起的作用这一明确的目标来进行城市研究，他认为：“自然空间在空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无可挽回地让位于社会空间”[1](p48)，在我们的物质空间里弥漫着各种社会关系，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形塑着各种社会关系，如家庭伦理关系、权力关系、宗族关系等等。在这一语境下，现代小说空间建构不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事件开展的背景，空间成为小说形塑家庭权力、宗族权力、文化权力网络等隐喻系统的重要元素。克朗说：“即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2](p55)。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以其特殊的形式记录了社会发展过程，是当时当地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真实反映。《白鹿原》通过对建筑空间的描写，建构了传统中国农村家庭权力、宗族权力、文化权力的多维权力空间。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生活面貌，包括祠堂、戏台、白鹿书院、客厅、厨房等，在这些建筑空间里，展现了我国传统农村权力空间的隐喻系统，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权力的结构关系和运作模式。

在市场规律的调控下，农村经济结构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需要。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过程中，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对发展现代化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农村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这是市场规律调控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等级制下的家庭权力空间建构：门楼—正厅—卧室—马号—厨房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系统，处于最底层的是最小的权力机构单位—家庭。传统的家庭就像是一个氏族社会，在这个氏族社会里呈现了不同的权力等级，费孝通将其称之为“小家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普通我们所谓的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这里有了这‘小家族’的名词”[3](p46-47)。白家大院是一个三进房屋的四合院结构的建筑，整个建筑体现了中国礼制下的农村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北方的合院式民居建筑是建筑等级制度最好的例证。在合院式院落中以血缘为纽带的族人共居一院，建筑规格、房屋布局、门楼形制都很好地体现了‘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宗法礼制”[4](p148)。在第四章，白嘉轩在对老式四合院进行翻修过程中，门楼改造得最彻底，门楼的建造与装饰是屋主地位的表征，“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5](p49)，门楼上雕刻“耕织传家久”四字的玉石匾额，门楼高大威严，从建筑符号学来看，“我们认为建筑物除了意指其功能外，还可以包涵功能的某种意识，建筑无疑也可内涵其他东西”[6](p17)。可见，门楼作为有内涵的符号权力，有其目的性，高大的门楼是为了“区隔、筛选和规训行动者”[7](p15)。白嘉轩以门楼建筑符号规训白家子孙，传递家庭权力信息。

核桃栽植三年挂果，五年进入丰产期，平均产干核桃为3000kg/ hm2，按照目前30元/kg计算，收入在90000元/ hm2左右，远高于种植一般农作物。近两年，核桃销路很好，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不少种植户从核桃种植中尝到了甜头，种植积极性很高。

白家大院建筑结构是体现中国传统道德人伦的权力机制运作空间，家庭权力公共空间是上房正厅，这里是父系族群的权力场，白嘉轩在上房正厅主持祭拜祖先，处理家中红白事宜，规训子女，接待外客，商讨家庭重大事务，这里是整个家庭空间中地位最高，最庄严的公共空间。在上房正厅举行祭拜祖先是白家重要的仪式，在过年，娶妻，生子等重大节日或家庭事件中，白家全体成员都需要在这个空间里举行焚香，上供品，跪拜祖先的仪式，通过仪式，达到规训子女遵守家庭伦理和家族纲纪的目的，当白嘉轩得知大儿子孝文与小娥的关系后，白嘉轩在上房正厅召开家庭会议，询问家庭成员如何处置大儿子，“白嘉轩把全体家庭成员叫到上房正厅，在祭桌前发蜡焚香，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有话对着先人的面说’”[5](p299)；白嘉轩认为白家之所以在白鹿原威望屹立不倒，祖先创立的族规纲纪是重要因素，举行家庭祭拜仪式对于树立威权十分重要。“仪式既被用来宣示对权力的占有，又被用来向公众传递讯息”[8](p120)，在家庭公共空间上房正厅里举行重要的祭祖仪式就是要向子女传递一种信息，作为白家成员必须遵循族规纲纪，违反这个纲纪的人要受到惩罚；当二儿子孝武结婚，必须在上房正厅焚香，叩拜祖宗，给坐主位上的父亲白嘉轩拜叩，朗诵家训，并逐个拜谒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对新婚进入这个家庭权力空间的新成员，在上房正厅里举行认亲仪式，这是一次权力等级的规训，目的是让新成员明确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和各阶层的次序。

“20世纪时国家政权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虽然家庭意识已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但在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团体仍占重要地位”[11](p77)。祠堂是最能体现传统中国农村宗族权力空间的场所，管理白鹿村依靠宗族体制，祠堂是宗族权力的展演空间。

只有属于白鹿村成员才可以进入祠堂，当黑娃带回小娥后，希望进入祠堂拜祖先，以此得到身份认同，是否能进祠堂意味着小娥能否成为白鹿村的成员，而进入祠堂就是进入这个宗族权力空间，小娥最终没能得到这个身份而被族人排斥，至死都只能住在村外。黑娃与白孝文在洗心革面后纷纷带着新妻子回到白鹿村，希望白嘉轩同意进入祠堂拜祖先，以此来证明自己仍然是白鹿村人的身份认可。宗族祭祀活动对家国正统意识的形态具有重要的培养作用，宗族身份认同感通过拜祖先的祭祀活动来演练与再现，通过在祠堂的祭祀来传达家族的等级观念，通过祭祀演练，使族人自觉形成一种遵守族规与乡约的无意识行为。对这种祭祀行为的认同，也是对宗族身份认同，对族长权力的认同。而在祠堂的祭祀过程中，位置顺序与家族地位，权力分配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空间里，由于所属权力不同，地位不同，站立的位置也不同，从而潜移默化地让族人认同这种地位和等级秩序。在举行白孝文婚礼时，“白嘉轩以族长的名义主持了儿子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新婚夫妇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兄和婆婶嫂子们，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5](p148)。新婚成员经由这场仪式，加强宗族身份的认同与宗族等级地位的认识。

二、宗法制下的宗族权力空间建构：祠堂—戏楼

在家庭权力空间里，由居住方位的不同划分其地位，白嘉轩根据中国传统居住等级来划分不同的卧室，当白嘉轩准备为儿子分家时，他按照传统的尊、卑与长、幼次序来分家，“按说长子应占厅房东屋，但那需得双亲谢世以后，白嘉轩健在白赵氏也健在，白嘉轩尚不能住进厅房东屋而只能居住西屋。再考虑到生产生活的方便，白嘉轩决定把门房的东屋和西屋分给孝文，当中明间作为甬道属家庭公有”[5](p301)。“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这是中国传统民居各个空间的等级，以建筑空间的划分来传递内、外，男、女，长、幼，尊、卑权力等级秩序。可见，在白家大院，建筑空间所呈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居住意义，更多是的权力的显现，从家庭的物质结构上来看，室内空间的配置是具有权力分配的目的性，白家的权力私人空间是上房里屋，上房无疑是具最高地位的空间，“传统家庭中家长居住正房间可以作为最基层的权力空间[9](p137)。父母占据的空间是整个家庭私人空间的核心，母亲白赵氏住在上房里屋，“她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5](p78)，母亲赵白氏虽然在丈夫去世后成为白家的最高长辈，但在这个以男权作为主要权力的传统家庭里，在丈夫白秉德去世后，儿子白嘉轩成为权力的接班人，在这个空间配置中，夫权与父权最为明显。作为家族主要人物的（男性）父亲白嘉轩总是在家庭空间的中心，男性在这个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里占居主要的位置，经历室内每个角落都吸引全家人的目光，室内空间随着父亲（丈夫）的步伐变化着权力结构。就算作为白嘉轩疼爱的女儿灵灵，也只能住厦屋（厢房、偏房），长工鹿三住在马号。厨房永远是女人们的主要活动空间，她们在这里为家庭成员准备茶饭，传统中国女性地位低下，传宗接代，纺纱织布，茶饭手艺是评价女性的标准，白嘉轩在娶头几个女人时，媒人介绍女子的关键是所受的家教如何，茶饭手艺如何。白嘉轩娶妻讲究门当户对，当他死了四个女人后，因传言“命硬”，白秉德就再卖了一匹骡驹，娶回来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这个女子是一个穷家女子，门不当户不对已经无从顾及”[5](p4)。女性与长工在家庭权力空间里处于最底层，因此，在空间分配中只住在偏房和马号。

（一）祠堂是作为建筑符号的权力空间

祠堂是举行宗族祭拜、惩罚仪式的权力机制运行空间，在祭拜过程中，族人全部出席，按长幼次序和族中地位来排列，仪式由族长或族长继承人主持，在这个权力空间里，族长有着话语权，族长按族规与乡约来教化规训族人，通过仪式，强化宗族权力，等级关系与宗族认同进一步得到加强。通过仪式增长权力，“实际上，人们能够通过操纵仪式增长其权力，就像他们因为在仪式中被忽视或无力掌控仪式而失去权力一样”[8](p37)。作为族长继承人，在农协事件后，白嘉轩组织族人修复了祠堂，作为族长的继承人，“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脸主持最隆重的祭奠仪式”[5](p237)，“他主持修复祠堂领诵乡约族规惩罚田小娥私通的几件大事树立起威望”[5](p266)，白孝文通过主持仪式增长了只有作为族长才有的权力；在白孝文触犯族规而由白孝武承担继承人时，同样是通过仪式来增长权力，白孝武在祠堂主持补续族谱的仪式，“这件牵扯到家家户户的神圣活动没有出现任何纰漏或失误，自自然然提高了白孝武在族人里的威望”[5](p489)，白孝武作为族长继承人的权力由此得到提升。而仪式的展演比口头更能有力地传达某种信息，当白嘉轩在街上看到“白满仓之妻坐在街门外的捶布石上给娃子喂奶，扯襟袒脯，两只猪尿泡一样肥大的奶子裸露出来”[5](p94)，当晚就在众人聚集的祠堂里当作违反礼仪的事例讲，当村中出现了赌窝和抽吸鸦片的族人，惩治仪式在祠堂里举行，全族人都参与，白嘉轩在祠堂惩罚违反族规的大儿子孝文时，仪式十分繁琐，施刑前领诵乡约和族规有关条款，由族长行刑，这是一场仪式的展演，由全体族人观摩违反族规者的处置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规训，福柯所说：“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传播，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12](p28)。这种权力在实施的同时，规训族人言行与思想，影响着其它族人对族规与乡约的遵守法则，加强族人对宗族群体意识的认同，巩固宗族权力的地位与权威。

（二）祠堂作为仪式的规训与增长权力的空间

在白鹿原中，祠堂由五间大厅和六间厦屋组成基本结构，前有广场，院子里栽了县令批的“仁义白鹿村”的石碑，“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每个死掉的男人和女人都占了指头宽的一格，整个神位占满了五间大厅的正面墙壁”[5](p65-66)。祠堂正门的两边镶刻《乡约》，与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竖碑互为映照，白嘉轩通过对祠堂的修复工作，更加确立自己在宗族中的威信与权力，当祠堂竣工时，“川原上下的人都拥到白鹿村来看戏，来瞻仰白鹿村修造一新的祠堂，来观光县令亲置在祠堂院子里的石碑，来认一认白鹿村继任的族长白嘉轩”[5](p65)，祠堂经过修复后焕然一新，族长的权威在族人心中进一步得到扩大与巩固。

（三）祠堂是宗族身份认同的空间

家庭权力空间的分配是儒家文化的体现，长幼有序在父权夫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视为真理，家庭内部空间分配以这个为标准，父母卧室大且朝向好，子女的小而偏；在白家家庭的权力空间分配最为明显的是夫权与父权的体现，前厅是男权的场所空间，厨房和后屋是女性活动的地方，这是一种传统习惯与精神信仰，这种权力的统治关系被韦伯称为：“传统主义权威”。“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的基础之上、其合法性仰仗传统的那种统治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家长制：家父，丈夫，家长，族长对家、族同胞的统治；主人和旧奴隶主对农奴、依附农、解放奴隶的统治；主子对家仆、家臣的统治”[10](p35)。

可见，祠堂空间维系着宗族血缘，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族长在祠堂里主持村中的大小事务，各种仪式活动是一种权力场进行的权力导向空间，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行空间，在这个权力空间里，族长有绝对的话语权。族长是权力的发配者，他给予村民自由权力、婚配权力、奖励与惩罚的权力。同时，作为族长，白嘉轩要维护这个权力，必须做到赏罚分明，站在比父亲，丈夫，兄弟更高的高度去维系这个权力，对亲人，族人都要一视同仁。对于族长的权力，在农村社会里，有一种意识形成框架和道德伦理在里面，族人以孝悌节义道德要求自己必须服从族长的规训。在祠堂里，族长有权根据乡约来处置犯规的族人，这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依靠天赋族权而形成的一种传统型的权力，一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传统的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二是，族人犯事如果告到县衙会有损族人的脸面，这种思想也使得族长在这里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巩固，正如林语堂说：“人们总是避开法庭，95%的乡村纠纷是由那里的长者们来解决的。牵涉到一项诉讼中去，本身就不光彩。体面的人们都以自己一生从未进过衙门或法庭而自豪”[13](p208)。

（四）作为延续空间的戏楼

戏楼是祠堂空间的延续，中国传统乡村在祠堂举行各类仪式后，在戏楼观戏成为常态，族人在戏楼观戏也是一种权力展演，通过戏曲，将宗族权力分配的意识，忠孝礼仪的观念，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的故事渗入族人思想里，营造上下尊卑的权力次序。戏楼与祠堂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开放空间的属性，接纳各阶层人士在这个开放空间里行使权力，北伐战争后，戏楼成为各阶层的权力争夺场。“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5](p235)，变成烙锅盔的鏊子的戏楼成为了代表农会的黑娃和代表乡绅的田福贤的权力展演场，传统的供族人观戏的平台成为斗争三官庙老和尚、田福贤、小娥等人的公共刑场。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在各地兴起，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农会与乡绅宗族开始争取权力，乡村旧的乡绅组织开始失去原有的权力，转而由农会接手，一些族中的大户被或被驱逐，或被处死，白鹿原的农村权力结构开始反转，底层的农民组织成为权力的控制者，而地方宗族大户成为批斗对象。族长权力在这时开始消解，戏台可以被不同阶级的人使用，农民协会总部成立的地点选在了戏楼，田福贤向白嘉轩借用戏楼惩治农协兄弟。祠堂原有秩序被打乱，黑娃带领农协弟兄向白嘉轩索要祠堂钥匙被拒绝后，用铁锤砸开了被族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祠堂大门，传统的宗族权力受到挑战，而农村的宗族体系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血缘上，族权是血缘权力的维系，农协的成立斩断血缘维系，阶级成为获得权力的关键，戏楼由宗族权力展演的公共空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公共空间。

原题呈现 (2018年荆门)如图1，等腰Rt△ABC中，斜边AB的长为2，O为AB的中点，P为AC边上的动点，OQ⊥OP交BC于点Q，M为PQ的中点，当点P从点A运动到点C时，点M所经过的路线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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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社会文化权力空间的建构：白鹿书院—新式学堂

“文化一直是长久保持权力最常用的办法之一”[14](p141)。对于文化权力的掌握是控制乡村的有力手段，作为旧式乡绅文化代表的白鹿书院，传播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政和道德训诫，对乡村族人进行思想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忠君爱国，仁孝节义的价值观。白鹿书院接收族人子弟读书，通过文化教育，将儒家“仁义”思想灌输给子孙，从而使宗族权力和等级秩序被加强。白鹿村的乡绅阶级代表着文化的权威性，乡村的绅士阶层成为教化民众，宣扬德化，传播儒家文化的人，朱先生是白鹿村传统文化权力空间的代表，朱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被视为真理，朱先生亲自将白嘉轩种植罂粟地犁毁，他的这一举动带动了全原族人全部犁毁了罂粟苗。它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代理人，儒家文化具有教化功能，朱先生规范白鹿村的道德文化，为白家门楼批写“耕读传家”四字的玉石匾额，为白鹿村写《乡约》。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空间，白鹿书院是文化规训的场所，通过书院的教育规训，让族人懂尊卑，知礼让，在教化的同时，也将家族传统的等级观念在族人下一代的思想中扎根，以维护这个权力网络，在这个文化权力空间里，思想与行为都会受到传统礼仪宗法的规训，在这里体现一种福柯所说的监视的权力运行机制。在传统农村，“乡绅的教化功能却依然存在，关键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象征，使得他们具有调解乡里纠纷维持宗社和谐的职能”[15](p8)。白鹿书院作为白鹿村的教化场所，是封建正统意识形态树立的空间，国家权力与宗族权力分别代表着各自的利益，而文化权力空间成为这两者之间的“软件”，发挥调和作用，当这两个空间出现矛盾里，文化空间可调解乡村内部冲突，排解宗族之间的矛盾及内部事务，保障政府的赋税征收，作为乡绅的朱先生成为这一权力空间的中间人，朱先生调解了白鹿两家为李家寡妇土地的争夺，缓和了白鹿村两大家族的矛盾，树立了“仁义白鹿村”的典范，调解新政府与宗族矛盾，调解族人与族长之间的隔阂，接受浪子回头的白孝文和黑娃祭拜祠堂。而新式学堂是民国政府的文化权力场，新式学堂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新的特质的空间形态，是新政府实施统治意志的文化权利场，在新旧文化权力空间的争夺中，旧式文化逐渐被新文化取代，在白鹿书院学习的“孝文和孝武一人背一捆铺盖卷儿回到白鹿村。因为学生严重流失，纷纷投入城里新兴的学校去念书，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正式宣告关闭，滋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5](p147)。“清末民初尽管地方势力所把持的乡间私塾以其极强的乡土适应性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无论如何，带有浓厚现代化色彩的新学教育体制，在国家力量的极力扶持下，最终完成了新学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建立”[16](p108)。白鹿书院的关闭，新式学堂的成立，意味着在中国农村文化权力场中，处于霸权地位的传统文化，逐渐与新式文化进行融合，形成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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