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小城镇：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由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5年的56.1%，城镇常住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7.71亿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单纯从数据上看，2015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为56.1%，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这意味着城市中的大量人口仍然处于“半城镇化”，即工作生活在城镇（市），而户口在农村[1]。

另外，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镇化进程，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生态与社会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如城市雾霾、乡村环境退化、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这决定了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不得不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并思考新的城镇化发展机制与路径。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一）“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

中国正经历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技术的快速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业吸纳能力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加之传统的城镇化，过早的以资本代替劳动力，导致“高增长、低就业”，就业弹性逐年下降，城镇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导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差距进一步加剧，单纯从城乡居民收入看，已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5年的2.73∶1。另外，同质化的城镇发展模式，以及粗放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城乡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现实问题，都在倒逼中国急需寻找一种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在此背景下，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于2014年3月16日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成为新时期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的指导性文件。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

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解读可知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节约集约、产城融合、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统筹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兴产业。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人口集聚的前提，但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选择要因地制宜，结合地域的资源禀赋，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把低污染、高就业、高附加值、本地资源化、产业集群化作为产业选择的五个标准，通过产业升级与产城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第二，质量优先。依托城镇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聚集产业和人口，缓解部分大城市由于人口膨胀和产业粗放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压力，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

不同于传统授课，翻转课堂中学生所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较多，所以评价方法是否全面、客观、公平，对课堂效果的提升显得非常重要。目前的评价方法结合课前与课中，课前重视学生的努力程度，即任务是否完成、对团队的贡献量大小等，而课中则注重学习质量，强调学习深度。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学生可以从翻转中获益，但能否提高成绩，则较为保守。加之翻转环节多，学生深度学习无法考量等，所以如何发展出一套适用的测评工具和方法来评估翻转课堂的效果，未来还需更长时间的观察与科学研究才能确定。

（三）数学教学化对教师的要求。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教学效果，促使学生在数学这门课程中获得更大的发展。作为初中数学教师，则在数学生活化教学上，首先就要注重自身的教学观念，结合生活实际，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进行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改变过去教学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之后，教师还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设计出相应的教学情境。另外，教师还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众所周知，教师在素质上的高低会对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在初中数学生活化教学中，需要教师具备高素质。在这其中，数学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素质还极大的保障数学教学的生活化。

第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3]陈鹏,翟媛.中国旅游产业集群研究综述[J].科技经济市场，2010，(5)：56-57.

因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迅速增加，而且更着重于农村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城镇化，从而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需要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寻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相匹配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以更好地促进城乡协调、共荣发展。

二、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功能

自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开始，国内旅游进入了大众旅游（Mass Tourism）快速发展阶段，发展至今，旅游业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与国家旅游数据中心发布的旅游经济蓝皮书《2016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和2017年发展预测》，2016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超过44.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4.69亿元，同比2015年分别增长11%和13.6%。正是基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经济贡献，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驱动力选择。

澳大利亚学者帕特里克·马林斯 （Patrick Mullins）（1991）较早提出了 “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概念，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国内学者陈鹏（2010）提出了旅游及其关联产业为主导动力的新型城镇化模式[3]，认为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健康的互映关系，即旅游催生新的城镇空间，新的城镇彰显旅游特色与服务功能，进一步促进旅游的快速发展；林峰（2013）认为旅游引领下的新型城镇化是以旅游带动下的泛旅游产业集群为产业基础，由旅游带来的消费集聚直接推动的城镇化进程[4]；曾博伟（2010）基于旅游小城镇建设理论与实践分析，认为旅游小城镇是城镇化新的一种选择[5]。诸多学者认为旅游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且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动力

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要驱动力的城镇化，其粗放式的发展所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已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要求。而旅游业不仅是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其发展还必然能改善和美化环境。诸如近年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是对乡村最本土的资源加以利用，且乡村居民能通过“农家乐”、民宿的经营、特色农产品的售卖以及乡村旅游合作社等方式充分参与其中并充分受益，使乡村居民重新认知与评判包含居民在内的乡村资源价值，自觉维护与改善乡村环境，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的建设。因此，乡村旅游已成为美丽乡村内涵建设的重要内生驱动力，而美丽乡村建设又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基质环境与吸引力，反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国家旅游局（2016）提出的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注重旅游目的地全要素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包括旅游小城镇在内的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美化。

（二）新的产业集聚与结构调整

随着旅游的发展，一些资源禀赋较好的小城镇转变其功能，逐渐发展成为旅游小城镇。旅游小城镇是指拥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或依托某一旅游景区，能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或者商务服务，存在一定旅游经济活动的特色小城镇。[5]旅游小城镇依其功能可以分为资源型旅游小城镇与服务型旅游小城镇。前者主要以小城镇本身独特的旅游资源为吸引物，具有相对独立且完整的文化传承，比如丽江古城、乌镇、周庄等旅游小镇；后者主要是指因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要素的空间集聚而凸显旅游服务功能的小城镇，能为相对分散的旅游景区或乡村旅游提供集中的后勤支持与保障，如旅游信息中心、购物中心、银行、邮电局、急救中心以及汽车修理厂等功能服务，进而起到旅游区域中心地的作用，如九寨沟的漳扎镇、沂蒙山景区的云蒙小镇等。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书，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并将小城镇界定为 “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存在”[6]。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系的空间节点，既是城镇体系的神经末梢，又是乡村基层单元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其独特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小城镇与乡村、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2000年6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城镇成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并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从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83%，其中，城市发展的贡献仅为0.37个百分点，而小城镇却贡献了0.46个百分点，占55.4%。[7]

（三）新的城乡统筹模式

传统城镇化过度强化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单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形成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新型城镇化则着重破解二元结构难题，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即通过城市发展红利对乡村的反哺，激发乡村新的内生驱动力，促进乡村经济的活跃与文化的复苏，以达城乡共荣发展。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生存压力及中国传统乡村意象的向往，乡村旅游应运而生。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驱动力，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休闲产品与服务，乡村传统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农民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生产与服务，农民身份发生改变，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的新型城镇化目的。曾博伟（2010）根据建设部重点镇调查资料，对89个旅游小城镇1995-2005年间人口集聚变化程度进行分析，认为旅游小城镇镇区居住人口高于农业小城镇的平均水平，低于工业小城镇的平均水平；但是从镇区外及镇域外迁入旅游小城镇镇区的总人口来看，则远高于工业型小城镇对外围人口的吸纳能力，说明旅游小城镇的发展对周边乡村居民的集聚作用相对明显；并且白天进镇区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的农村人数也高于工业型小城镇，这表明旅游小城镇的农村居民可以不离土离乡，依托旅游小城镇的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实现就地就近就业[5]。同时，旅游开发又极大带动了乡村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建设与完善，正是通过旅游的搬运能力，促进了城乡要素的双向交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图1）。

三、旅游小城镇的城镇化路径

  

图1.旅游导向下的城乡统筹示意图

（一）旅游小城镇的内涵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4月我院收治的涂阳肺结核住院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50例，纳入标准：（1）均为痰查结核杆菌阳性患者；（2）均无认知障碍，意识清醒，无精神性疾病；（3）均无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4）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观察组男34例，女16例，平均年龄（47.42±19.83）岁，病程2～6年；对照组男39例，女11例，平均年龄（51.5±17.68）岁，病程3～8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新型城镇化同样离不开产业的支撑，旅游除了自身的经济贡献，更重要在于其乘数效应的放大，即旅游产业对关联产业拉动贡献巨大。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年中国旅游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5年旅游产业对交通运输业和住宿业的拉动贡献率均在80%以上，对餐饮业拉动贡献率达到60%，对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拉动。旅游通过资源吸引力的差异梯度不断吸引着旅游流、资金流、信息流向旅游目的地空间集聚，旅游规模效益得以形成，进而吸引周边劳动力、资本、交通等新的生产要素的进入，并对各要素空间布局进行重新组织，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新的产业融合发展业态，促进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的综合发展，催生包含旅游小城镇在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出现与发展。

旅游小城镇作为小城镇的一种类型，是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旅游小城镇不同于传统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旅游的发展对空间各种要素进行集聚与组织，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催生新的城镇空间与功能。而且旅游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对当地资源最大效用的一种利用。因此，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机理符合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并为传统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反思视角与发展替代，成为新型城镇化路径的一种选择。而来自政府对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日趋关注也是促进旅游小城镇快速发展的一个外力因素。2006年，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在云南召开全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工作会议，开始了从国家层面关注旅游小城镇的发展。2009年出台的《国务院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1]41号）中提出“在妥善保护自然生态、原居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镇，建设特色景观旅游村镇”的思路，为旅游小城镇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旅游小城镇的城镇化路径

对于不同类型的旅游小城镇，其城镇化路径也不尽相同。资源型旅游小城镇因其资源的独特性，其本身就构成了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旅游的发展为资源型小镇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遇。首先，旅游为资源型小镇，特别是日渐凋敝的中国传统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过去政府单一保护所不能及的市场资金，旅游重新赋予了古镇新的活力，使古镇珍贵的文化资源得以维护与传承。其次，旅游为古镇当地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原生居民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古镇旅游开发，增加了就业机会与收入，并吸引了大量的外出劳工返乡创业，古镇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与改变，实现二次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如桐乡市的乌镇，一个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近40年经济发展中深受中国工业化、传统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是90年代初期，乌镇既有破旧的房屋，也有快速致富后用现代建材翻修的新房，古镇的形态、内涵与意象遭受严重的破坏。直到1999年，乌镇开始改变传统工业立镇的发展思路，依托古镇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本着修旧如旧的开发理念，对房屋、道路及桥梁用老式建材进行了修复处理，所需老建材许多恰恰来自周边小城镇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废弃的材料；建设中对古镇所有的管线下埋，成功地为游客还原了一个唯美的江南古镇意境，成为中国古镇保护性开发的成功典范，其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乌镇模式”。2015年乌镇接待游客795万人，实现营业收入11.35亿元；城镇化率由2011年的49.3%提升至2015年的56.2%。[8]正是通过旅游，乌镇重塑了其文化品牌与影响力，并于2016年成功举办世界第三届互联网大会，催生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乌镇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发展。

[1]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6.

四、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李丽是北京一所普通大学的学生，专业一般，可是让李丽的所有同学甚至连老师都没有想到的是，李丽在大四的下学期就找到了一份无论是发展空间还是待遇都相当好的工作，而且拿到了北京户口，听老师说她的就业状况是近几年来毕业同学中最好的。

（一）差异化发展

为避免出现传统小城镇建设中千镇一面的局面，需要对旅游小城镇进行统筹规划，本着“多规合一”的原则，对各旅游小城镇的资源进行分析与定位，梳理与提炼旅游小城镇的特色文化，确定不同的主题形象或发展方向，以确保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竞争。而在主题差异定位中，最具竞争力与生命力的则是旅游小城镇特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凝炼。如丽江古镇，雪山、纳西族厚重的东巴文化以及完整的古镇建筑风貌共同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特质，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关于丽江“柔美时光”的精神气质，晒太阳、读书都成为丽江独有的一种享受，这种印象经过不断的宣传与定格，最终造就了“柔软时光”为主题的丽江古城高品位的旅游形象，而这种鲜明的主题文化形象本身又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但在旅游小城镇文化宣介中，由于文化的空泛性决定了其作为一种旅游吸引物需要有具化的载体加以呈现，以更好地被游客所感触与体验，这种最有效的具化载体则是旅游小城镇独特的建筑风貌。因此，旅游小城镇在规划、建设与发展中应注重小镇整体建筑风貌格局的历史统一、保护与传承，而非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与复古。

（二）旅游主导下的产业融合与创新

因为旅游有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与季节性等特征，这将深刻影响旅游小城镇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旅游小城镇的发展应强化旅游主导下的产业融合，以提高旅游小城镇社会经济效益的综合效能。旅游小城镇的产业融合不仅单纯体现在与旅游相关的三产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旅游小城镇良好的环境吸引创新产业的进入，活跃旅游小城镇的生命力。如周庄古镇，充分发挥古镇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旅游业已成为镇域经济的支柱产业，2010年，周庄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7亿元，旅游总收入21.5亿元，为了避免单一旅游产业支撑的地方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古镇的经济多元性，2005年周庄镇提出依托旅游所塑造的良好环境发展高新产业的战略，并引进了近30家以生产各类传感器主为的高科技企业，总投资近15亿元，年销售额达7亿元，95%的产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地区。[9]旅游业与高新产业的共荣发展成为推动周庄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产业。

（三）社区参与及增权

旅游小城镇开发中，游客、当地政府、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等主体共同构成了旅游利益相关者。政府与资本由于彼此利益的诉求容易结成强大的利益联盟，当地居民却由于在组织、信息、资本、话语等先天条件的不足，决定了他们在旅游决策与发展建设中的弱势话语权，甚至被完全剥离在旅游之外。话语权的不对等，自然导致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慢慢加剧了当地居民与旅游开发的矛盾，最终导致在某一时间节点上的矛盾爆发，如2011年江西婺源李坑景区、甘肃景泰黄河石林景区、安徽霍山铜锣寨景区出现当地居民封堵景区大门的事件，甚至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区成都三圣乡旅游景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因此旅游小城镇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社区参与及社区增权来保障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与受益旅游的权利。社区参与是全过程参与，不仅体现在参与旅游开发前的规划阶段，以更好地表达居民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意愿，更重要的是在旅游后续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旅游，并充分受益旅游红利。社区增权则是通过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以及制度增权，保障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及受益旅游的基本权利。[10]

（四）政府角色的转变

旅游小城镇作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发初期需要相关的政策解读、规划建设、资本引入、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产品的配套与支撑，这决定了政府在旅游小城镇发展初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引领与助推旅游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旅游小城镇进入发展与成熟期，政府的角色定位应随之发生变化，由主导功能向服务功能渐变，主要通过自我规制降低对市场的干预，积极发挥政府本有的功能与职责，为旅游小城镇提供良好的服务与规范，以更好地发挥旅游市场的主体地位与自由组织功能，进而提高市场效率，推动旅游小城镇的活跃与持久发展。

倒立摆控制系统是一种经典的研究自动化控制的实验装置，其应用已经广泛分布于机器人控制、工业自动化控制、航空航天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倒立摆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特点，许多学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都将其作为教学、实验平台，进行控制理论教学和开展各种控制实验[1]。近年来，倒立摆控制系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控制技术与方法也愈加成熟。人们通过对倒立摆控制系统的研究，处理各种多变量问题、非线性问题及不稳定系统问题，进而延伸到各类工控领域，与工业应用相结合，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着显著的帮助[2]。

五、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旅游小城镇是对自身资源充分利用的一种友好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且因旅游较大的乘数效应，可充分带动三产的融合发展，并有效吸引当地居民就地就近就业；同时，旅游小城镇独特的地域空间位置，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度节点，既可分担大城市的资源与人口压力，又可通过城市的辐射效应与自身的集聚效应有效地拉动周边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城乡统筹的目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旅游小城镇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传统城镇化的一种替代，新型城镇化的一种选择。

（二）思考

1.乡村性的问题。城乡统筹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但城乡统筹并非去乡村化，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使得乡村更像乡村，城市更像城市。旅游小城镇作为乡村区域的一种空间组织，更应体现乡村本质的特征，即乡村性，乡村性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客观存在，因此，乡村性的维系是贯穿于旅游小城镇整个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2.文化的独立与传承。旅游小城镇重要的吸引力与生命力是其独特的文化，但这种传统文化在与强势的城市文化交流碰撞中容易被异化，甚至空壳化，如丽江古城纳西文化的无奈逃离，而使古城文化空壳化。因此如何保证旅游小城镇特色文化的独立与传承，对于旅游小城镇发展与研究而言是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

随着国人休闲能力与休闲意识的增强，旅游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加之国家对特色小城镇建设日益重视，作为特色小城镇的一种，旅游小城镇将获得更加广泛的深入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旅游小城镇数量的增加，更体现在旅游小城镇内涵质量的提升。因此，主题鲜明、产业融合、宜居宜业宜游将是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2.2 测定方法 用卷尺测定树高、冠幅、干高，用角度尺测量枝条开张角度；处理组和对照组骨干枝上选取饱满度一致的侧芽134个，调查萌发率、抽生新梢类型；处理组和对照组各选取134条中短枝，调查顶花芽数量；全树采果测定产量。

对于服务型旅游小城镇，其城镇化路径则更多地是依托于旅游景区（景点）以及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得以实现。在中国旅游发展中，景区一直是游客首要的目的地选择，但相对散化的旅游景区只能为游客提供核心吸引物，而不能为之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与设施，这决定了旅游空间行为组织自发地向景区所在地的小城镇集聚，小城镇利用原有的公共服务与设施，满足了游客关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包括住宿、特色餐饮、购物、银行、医院、汽车修理及租赁等服务。旅游服务逐渐成为景区所在小镇的主导产业，从而促进地方小城镇产业功能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比如，1998年四川省的南坪县因九寨沟景区的开发改名为九寨沟县，为九寨沟景区旅游流提供小城镇服务功能，其城镇化率由1998年的20%增加至2015年的49.16%，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

[2]Patrick Mullins,Tourism Urbaniz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第四，城乡统筹。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城乡共融发展。乡村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既要注重乡村经济的振兴，更要关注乡村文化的复苏、保护与传承。特别是对于一些古镇，在保护的同时，设法增加村民的收入，促进村民的共同富裕，这为旅游小城镇发展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4]林峰.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3.

[5]曾博伟.旅游小城镇:城镇化新选择[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6]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在具体工程数据管理中，数据管理指标可根据花溪区红岩水库往年记录的基础数据指标为核心，通过移民工程数据管理中的位置管理、数据拓扑关系管理建立对应指标数据。

[7]袁中金.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通过摸底动员，工作小组在4月又分别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和户主会，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的作用，每个党员上门到联系户签订入社意向协议，最终90%村民形成入社共识。

[8]钱瑜.中青旅开启乌镇“轻资产”模式[N].北京商报，2016-12-16.

[9]姚林荣.周庄要着力做好古镇保护这篇文章[N].昆山日报，2016-8-9.

传播科技成果 传承浙江精神——寄语“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暨期刊新栏目《生态环境气象》诞生 张晓晨、《浙江气象》编辑部(4∶48)

[10]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J].旅游学刊，2008，(4)：58-63.

一茬又一茬，到了95后，青春的标的物可能是夺冠的iG。有个70后问iG登顶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相当于我们那会儿跳皮筋大赛拿了世界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