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伊山石板棺葬群的文化价值
连云港市灌云县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城中山,名大伊山。大伊山东麓有一块台地,名青风岭,海拔约12米。清风岭有较厚的土层,是当地一家砖厂的取土制砖之所,大伊山石板棺葬群就是在这里发现的。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由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一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目前学术界除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考古文章,尚无人对这一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进行专门研究。我们不揣浅陋,尝试对“大伊山石板棺葬群”蕴含的文化密码进行解读,以求教于方家。
一、石板棺葬群概况
1981年秋,灌云县伊山镇当地一家制砖厂的工人在取土时挖出了几块石板和古代陶器。此事被灌云县文物部门得知,也引起了江苏省、连云港市两级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和灌云县博物馆于1985年2-4月进行抢救性发掘,1986年3-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占地总面积约3 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地层堆积清晰。两次发掘揭露面积共550平方米,清理出属于新石器早期的石棺61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文物170余件,取得人体骨架遗骸6具[1]。
石棺全部采用大伊山上的天然石板(片麻岩)镶砌而成,呈长方形。厚度为8-15厘米的石板直立插入土层中,一般两侧各嵌2-3块,两端各嵌1块,成为棺壁。石棺口大底小,东西排列,方向一致,无底板,上盖石板2-3块。
闪电定位资料来自于湖南省ADTD型雷电监测网,该监测网由安装在长沙、益阳、岳阳等10台闪电定位仪组成,监测覆盖全省,能对全省范围内的闪电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定位,可获取地闪回击的经纬度、雷电流峰值、雷电流极性及定位站等信息。
在属于新石器早期的61座石棺中,存有遗骨的石棺只有6座。从考古获得的遗存看,一个石棺只葬1人,采用仰身直肢的葬法,头东脚西。由于年代久远,现存的6具遗骸也不完整,有的只剩几根肋骨。经过鉴定,遗骸大多为成年女性和儿童[1]。
随葬品不多。石器均为磨制而成,少数留有打制的痕迹,有斧、锛、铲、凿、杵等;骨器有针、锥;玉器有璜、玉玦、耳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而成,以釜、钵、罐居多,或以鼎、钵、盆为基本组合,其中鼎、釜多带腰沿,钵多为平底。在61座石棺中,有27座存有覆盖在“葬者”头部的陶钵,有6件陶钵底部存有敲打而成的小洞1个。陶钵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窄堆纹、乳丁纹、刻划纹,其中6件底部还有刻划符号[1]。
二、石板棺葬群信息解读
(一)“大伊山石板棺葬群”正名
大伊山石板棺葬群是远古时期连云港东夷人留下的文化遗存,从石器制作采用打制加磨制的方法,骨针、骨锥的形状,以及陶器手工制作的技术来看,断定其绝对年代大约为6 5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1]。在我国,环中原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地带都发现过石棺葬,但比大伊山年代更久远的石棺葬群迄今未见。大伊山石板棺葬群是当前国内发现的最为古老的石板棺葬遗址,比2000年陕西西峡县发现的石棺墓要早1 000年,比1979年辽宁牛梁河发现的石棺墓要早2 000多年。
居住在连云港大伊山的东夷人和居住在连云港将军崖的东夷人早在6 500年前就在神州大地创造出了先进的史前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多,质量高,品类丰富。石器和骨器磨制光滑,做工讲究,为遗址的时代定位提供了依据;陶器制作精美,器形各异,反映了较高的制作技术和烧制水平;玉器堪称同时代玉中珍品,因为原始社会的玉器往往体形较大而表面粗糙,而它们小巧玲珑,玉质晶莹,抛光、钻孔技术精湛。上述文物已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出土的6具结构完整的人体骨架非常珍贵,是研究原始社会人类体格特征及发展演变的不可多得的实物。此外,关于史前文化,汉代以前的文献鲜有记载,更遑论实物资料,而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的发现使得连云港的史前文化丰富起来。作为东夷族的早期历史文化遗存,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和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一样,是东方人寻根问祖的地方。
(二)大伊山石棺葬遗址或经历过天灾人祸
一些学者从表象出发,认为“红陶钵盖头”是亲人不忍心让覆盖的泥土灌进死者的眼耳鼻口,反映了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怀。还有人认为“红陶钵底部打孔”是为了让死者灵魂自由出入,反映了当时人们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原始宗教意识。若真的如此,远古时期的连云港东夷人为什么要将陶钵底部打上一个孔呢?难道不担心泥土撒落死者的眼耳鼻口中吗?上文曾指出,“葬”是“藏”的意思,既然是“藏”就要“藏”个严实,《礼记·檀弓上》载:“葬也者,藏之。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6]57正是为了“欲人之弗得见”,东夷人才使用石板将“葬者”围起来,并盖上石板,以防豺狼等野兽的侵害。《说文解字》云:“弔(音吊,弔同吊),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殴禽。”[2]383《易·系辞下》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7]230“不封不树”说明石棺之上并不盖土,也不挖坑,便于“问终”。“问终”即亲人去查看“葬者”是否真的死亡。亲人去“问终”的时候要带上弓箭,遇到禽兽将其打跑或打死。其实带上弓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用途,这是许慎没有发现的。在古人的观念中,“人见白骨为死”[3]688,导致“问终”的时间不确定,此即“丧期无数”“三年之丧”的雏形。傅斯年认为“三年之丧”不是周礼的规定,应是东夷人的古老习俗[8]2130。既然“厚衣之以薪”,所以“石棺”底部无需再铺石板。那么,为什么要在“葬者”的头部盖上红陶钵呢?人们对此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从现今灌云民间习俗中获得了启发。灌云人家在小鸡或小鸭“死后”,要拿个陶盆将小鸡或小鸭盖起来,然后用木棍敲击底部,有的鸡鸭还真的活过来了。如果不采用此法,鸡鸭就真死了,可见活过来的鸡鸭是假死。此外,灌云还有一个风俗,人昏厥后,亲人认为是其灵魂离身了,要大声呼喊,俗称“喊魂”,有的也活了过来。由此可见,头部盖陶钵是古东夷人对“葬者”的抢救措施,带上弓箭也是如此。文献中记载的“问终”,其主要目的是抢救“葬者”,抢救的方法是用弓敲击覆盖在“葬者”脸上的陶钵。“问终”一次抢救一次,久而久之,钵底部就被敲坏了,形成了一个洞。大伊山东夷人对亲人这份浓浓的亲情,让人深思,令人钦佩。
对于大伊山石棺葬群出土的6件陶钵底部发现的刻划符号[1],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文字萌芽。尽管将古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看成是中国文字的萌芽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但对将大伊山石棺葬群陶钵底部的刻划符号认定为文字萌芽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就像木工在木材或板材上用墨汁刻画的符号、教师在教本或学生作业上用红笔标出的符号一样,这些符号肯定有其特定的含义,但是与文字相去甚远。因为语言是十分复杂的,这些符号不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没有语音,没有词义,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语法关系,将之认定为文字的萌芽值得商榷。
(三)刻划符号不是“最早的文字萌芽”
简约即节俭、节约、简省之意;适度即适合要求的程度,适当之意;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即指以勤俭节约为原则,追求简约生活、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四)红陶钵覆面是东夷人对葬者的抢救措施
大伊山东夷人一般将“葬者”放入石棺数年,待肉身腐烂只剩白骨后,再将骨骸从石棺中移出安葬在其他地方,即“拾骨葬”,这是造成61座石棺里只有6具遗骨的真正原因。之所以还有6具,我们猜想是大伊山东夷人遇到了天灾或人祸,比如突发的洪水淹没了东夷人的家园,或部族战争失败被其他部族掠走,只有部分石棺中的“葬者”永远留了下来[5]。
三、大伊山石板棺葬群的文化价值
(一)石板棺葬群的考古价值
远古时期,虽然连云港东夷人所建造的石棺与今天的棺材在外形上基本相同,但二者在功用上有很大不同,也可以说存在本质的区别,主要原因是连云港东夷人对“死亡”的认识与今人不同。现代衡量死亡的一般标准是没有呼吸、身体任何器官皆无反应,医学甚至将“脑死亡”作为人真正死亡的标志。远古东夷人没有这样的死亡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甚至连呼吸都没有了,只是“睡着了”“生病了”“灵魂离身了”,并没有真的“死”去。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有的永远活不过来了,有的经过抢救又“活”了,大伊山东夷人肯定发现过人的“假死”现象。关于这一点,古代文献可以提供佐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仁”说:“唯东方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之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2]879古代东夷人认为,“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文解字》云:“死,澌(音斯,意尽)也。人所离也。从歹从人。”[2]313“歹,列骨之残也。”[2]313“死字从歹从人,即以人见歹骨为死,故所从的人有作俯首察看歹骨形的,意指其人在确认,确定葬者是死定了,没有回生的可能了。”[3]266水流尽则现白骨,白骨现则人死亡。“葬者”待水流尽时只剩白骨,才成为“死者”,所以东夷人赢得了“不死之国”的称号,这也许是秦始皇派徐福寻求“不死之药”的原因之一[4]。“葬”,古代也有这个字,但其意思不是今人理解的“埋葬”,而是“藏”的意思,“葬”“藏”二字古代通用。连云港东夷人将身体任何器官皆无反应、连呼吸也没有了的人“葬”起来,但这个“葬”是“藏起来”的意思,而不是“埋起来”的意思,这儿的“葬者”不等于“死者”。因此,从严格意义来说,大伊山的“石棺”应该叫“石板藏棺”,或者说,将大伊山遗址称为“石棺葬”是没有问题的,而叫“石棺墓”则是不准确的。
(二)随葬器物反映了当时的技术水平
对于在伊朗存在业务的中国企业而言,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首要冲击,是其伊朗业务无法接入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和交易系统;其次,伊朗能源行业主体被大量加入受制裁者名单,同受制裁者名单中的主体进行交易,自身也有可能被列入受制裁者名单。在制裁期间,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伊朗的业务受到的冲击最大,几乎要全面停止伊朗的本地业务和同伊朗相关的能源类业务。各大中资石油公司不得再对伊朗上游能源领域进行新的大规模投资。中资服务公司,包括地面服务、钻井服务、航运和港口服务等,也不得大规模向伊朗提供服务。贸易进出口业务,除了食品和药品等制裁清单例外的业务外,其他业务很大程度上被禁止,尤其包括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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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葬群折射了东夷人对生命的尊崇
大伊山石板棺葬群遗址中发现的遗骸多为女性和儿童,专家推断时间约在6 500年前,这说明当时的连云港东夷人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对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地位为何高于男性这一问题,学术界流行这样的看法:当时由于男子外出渔猎的收获很不稳定,往往空手而归,而妇女从事植物果实的采集,收入较为稳定,在氏族中的地位就要高于男子。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填饱肚子成为族群最为要紧的事情。在原始社会里,男子的体力明显强于女子,劳动能力高于女子,劳动所获也多于女子,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如果采集更能保障族群的物质需要,男子就不会冒险狩猎了,因为当时不可能有男子不可以从事采集的强制性规定。当时男子既可以从事采集又可以从事渔猎,而女性由于体力较弱等原因主要在部族里照顾老人和儿童。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男子放弃较为容易的采集而从事难度较大的渔猎,是因为渔猎所获得的鱼、肉更能够满足族群对高蛋白、高脂肪等高营养物质的需求。由此可见,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另有原因。在我们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生殖崇拜。远古时期生活在大伊山的连云港东夷人尚处在族外群婚阶段,人们知其母不知其父,妇女倍受尊崇,在社会生产(主要是劳动分配)和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氏族首领也由德高望重的妇女担任,女性尤其是作为首领女性的生命自然受到更多的尊崇。
大伊山石板棺葬群的随葬品也能佐证我们的结论。石棺中放置的斧、锛、铲、凿、杵等石器并不是像今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葬者”到阴间再从事生产,而是用于防身,这就是陶器放置在足边而石器放置在手边的原因[9]。经验告诉东夷人,在遇到动物侵害时,放在手边随时可用的石器是最好的防御工具;釜、鼎、钵、罐、盆等陶器放在身边,是为了防止“问终”不周有遗漏,供随时可能转活过来的人用来接雨水或露水饮用,以等待亲人前来救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石器、陶器、骨器,尤其是玉璜、玉玦、耳坠等,都得之不易,活着的人舍得将这些得之不易的东西放在“葬者”身边,反映了东夷人对生命的关切。
大伊山石板棺葬群的文化影响和文化价值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如果说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体现了连云港东夷人对新生命的关切和尊崇的话,那么大伊山石板棺葬群所体现的则是对“葬者”的关切和尊崇。同是东方人,日本历史上的“弃老”,印度历史上的“森林人”,都让人不寒而栗。而在远古时期的连云港东夷人看来,无论出生还是死亡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他们面对生死所持有的关切态度和采取的尊亲措施,像基因一样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精髓被孔子所吸纳、整合,成为儒家最为核心的思想——孝[10]70-91。此外,从文化影响来说,“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的丧葬习俗,也可能源于大伊山东夷人的石棺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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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明邦.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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