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入 《诗品》原因探析

从存世文献来看，钟嵘《诗品》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部对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进行品评的论著，在女性文学批评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领域均具有开创性意义。与《诗品》同时期、号称“体大而虑周”[1]的《文心雕龙》大约是出于“原道”[2]1“征圣[2]31”“宗经”[2]54的儒家正统思想以及严守“华夷之大防”的思想，既没关注到女性诗人，也没提及少数民族诗人。《诗品》之后的文学批评对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的关注也不够充分。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不仅入《诗品》，而且获得了较高评价，女性诗人班婕妤超越陶渊明与曹丕等数人位列上品，名不见经传的徐淑亦与陶渊明、谢朓、鲍照等人并列中品，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均令人不可思议。

一、女性诗人入《诗品》原因探析

《诗品》将班婕妤、徐淑、鲍令晖和韩兰英四位女性诗人分别置于上、中、下三品，并给予她们较高评价。对位列上品的班婕妤，钟嵘认为“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3]11。同时或稍后时期的文学评论大约是出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未关注女性和少数民族诗人。因此，钟嵘将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列入《诗品》具有开创性意义。钟嵘将女性诗人列入《诗品》，不仅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女性观的转变密切相关，也与女性诗人的诗歌与钟嵘以悲为美和讲究“丹彩”[3]39等美学思想高度契合密切相关。

（一）人们的女性观有所改变

总体来看，女性由于性别、体力等因素的限制，难以承担较重的体力劳动、狩猎和战争等活动，往往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所以导致女性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女性观。东汉刘向撰《列女传》，制定出了女性遵从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的妇德标准，加强了对女性思想的束缚。受此思想影响，作为女性的班昭，也曾撰写《女诫》，使之成为女性行为规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定儒学于一尊时士人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了。”[4]46这一时期“思想学术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居，多元并存，而又互相渗透的时期”[4]32。处于这样一种任意适情、放荡不羁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女性的约束不再那么严苛，人们的女性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首先表现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女性才华品德的普遍关注。南朝宋范晔的 《后汉书·列女传》开篇就有“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5]2781,极大肯定了女性的才德智慧。在一些女性的传记中也赞美了她们的才学：在安定皇甫规妻的传记中提到她“善属文，能草书”[5]2798，说南阳阴瑜妻“聪敏有才艺”[5]2798；《蔡文姬传》说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5]2800，并将她奉旨背忆整理父亲著作和她的两首 《悲愤诗》记述在史书中；《班昭传》记载班昭替哥哥班固完成《汉书》的写作，并被皇帝多次召入宫中，教授后妃诵读经史，被世人称颂为“曹大家”[5]2785，“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许，以问昭”[5]2785，班昭引经据典,最终说服太后让邓骘回乡里，表现出过人的智慧。除此之外，《后汉书》中专门列《皇后纪》，充分肯定了后妃的政治才能，其中记载顺烈梁皇后“时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慝，多见诛废。贪财曰叨。分兵讨伐，群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5]440，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对皇后政治才能的肯定。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选集中也选取了女性的作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收录了班婕妤和班昭的作品，稍后的《玉台新咏》更是收录了班婕妤、鲍令晖、沈满愿、徐淑等12位女性诗人的作品34首。上述例子都表明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才华得以施展，人们女性观的转变也使女性的才华得到重视。此外，在品评男性形象的标准上也表现出“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4]221倾向：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皓然。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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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下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6]606-625

班婕妤又是非常讲究辞彩的。她描摹宫女“盼睐生姿，动容多制，弱态含羞，妖风靡丽”[8]，抓住了宫女们左右顾盼、含笑娇羞、柔美可爱、妖娆多姿的风采。“皎若明魄之升崖，焕若荷华之昭晰。调铅无目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胜云霞之迩日，似桃李之向春。红黛相媚，绮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两靥如点，双眉如张。颓肌柔液，音性闲良。”[8]从静态的角度，运用对比、衬托、比喻等修辞手法凸显出女子肤如凝脂、两靥生春、婀娜多姿、一笑生妍、行步带芳的特点，可以与《诗经》中《硕人》对女性的描写相媲美。《捣素赋》对声音的描摹 “翔鸿为之徘徊，落英为之飒沓”“或连跃而更投，或暂舒而长卷。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当是时也，钟期改听，伯牙驰琴，桑间绝响，濮上传音”[8]则是运用白描、夸张等修辞手法将音乐的那种空灵、悠扬、缥缈，凄冷的特点写得出神入化。正是因为班婕妤作品浓郁悲伤的情感和华美的辞彩高度契合了钟嵘的美学思想，所以她的诗被列入上品。

其次，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想要了解丈夫的交友情况，她用“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的例子，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最终得到丈夫的应允。在通宵达旦的观察后，韩氏得出了“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度相友耳”的结论，来支持丈夫与阮籍和嵇康的交往活动。[6]679这表明女性主动参与男性的社会生活，甚至品评男性的交友状况，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有了话语权。不仅如此，在与男性的对话中，女性也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反抗精神。如《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许允妇以女性特有的直觉“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于是她果断拉住丈夫的衣服不让其离开，表明了女性对沦为弃妇不幸命运的反抗。丈夫留下后，她一改以往女性唯唯诺诺，娇媚柔弱的形象，与丈夫唇枪舌战。许允妇表明自己虽容貌不佳但品行美好，讽刺丈夫好色不好德，驳斥了丈夫“百行皆备”的说法，最终使丈夫面有愧色，与她和好如初。[6]671女性通过努力不仅为自己争取了幸福，也获得了男性对其人格的尊重。此外，女性也成为男性的精神导师和实现理想的坚强后盾。乐羊子拾金饼交给妻子的时候显然已经将儒家志士的精神抛之脑后了，但是他的妻子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引导他，最终使他羞愧不已并改过自新。在丈夫求学思乡返家时，妻子又以织布与学习一样，需要日积月累，不能半途而废的道理来劝说丈夫，最终使丈夫以坚强的意志“七年不反”，得以“终业”。而妻子更是在家中任劳任怨，奉养公婆，补给丈夫，成为丈夫实现理想的坚强后盾。[5]2792-2793

最后，在这一时期人们的贞节观也不那么严苛。《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蔡文姬，范晔并没有谈论她的婚姻未从一而终的“污点”，而是叙述了蔡文姬的悲惨命运，字里行间透漏出对其不幸命运的同情。《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刚与焦仲卿离婚，刘兰芝的母亲和哥哥就逼迫她改嫁。《后汉书·列女传》中吴许升妻传记中记载：因为丈夫吴许升“少为博徒，不理行操”，致使“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5]2795，都表明这一时期女性是可以改嫁的，完全不同于“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5]2790。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宽松的社会思想使人们的女性观发生了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使得女性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为钟嵘关注到女性提供了可能。

（二）女性诗人的诗歌与钟嵘美学思想的高度契合

冯丽等［22］采用改良 Scheltens量表、Fazekas量表，以及Manolio量表评估脑白质病变的程度，Mo-CA量表评价认知障碍程度。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脑白质病变部位对认知功能有影响，而且脑室旁白质病变的影响更为密切，其认知功能障碍特点表现为注意力减退和执行功能下降以及视空间方面的损害。

位列上品的班婕妤的作品更是体现了钟嵘的美学思想。《团扇诗》中比兴浑融，使扇子在夏天被收入箱中这一平常现象与女性终究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感情哀婉动人。《捣素赋》和《自悼赋》更是表现出“词旨清捷，怨深文绮”[3]94的特点。《自悼赋》[8]是对自己本受汉成帝的宠幸，后因受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陷害而幽居长信宫孤苦终老的哀悼。“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描写了寻寻觅觅不见君之踪迹，年华易老，须臾而逝，唯有饮酒来消解内心的无限忧愁。《捣素赋》[8]是为容貌姣好、品行贤淑的女子一入宫门便无法摆脱终生禁闭，孤独终老，在幽冷的宫中香消玉损的命运。她们只能“望明月而抚心，对秋风而掩镜”“怀百忧之盈抱，空千里兮吟泪”。两篇赋在感情上悲伤的情绪都非常深重，环境描写更是衬托了这种心境的凄冷。“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表现出居室的幽暗清冷和人内心的空虚孤寂；“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宫殿金碧辉煌、尘土黯淡无光和苔藓青青葱葱，在颜色上形成强烈的对比，暗示了人迹罕至、孤苦无依的悲凉；“广储悬月，晖水流请，桂露朝满”，用皎洁月光将一切看似美好的事物都笼罩在清冷的意境中，愁苦之情浓重而粘稠。

人们用皮肤白皙、姿容娇好、宛如珠玉等女性化的审美标准去评判男性的容貌，开始出现了崇尚女性美的趋向。

对于衰退期企业，其产品市场开始萎缩，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外部投资者的关注重点是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而无暇顾及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情况，此时企业若选择过度进行碳信息披露，不但无法使其摆脱经营困境，还会造成企业不必要的人力投入和财务负担，加大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难度。据此，提出假设5。

二、少数民族诗人入《诗品》原因探析

钟嵘 《诗品》中也关注到了少数民族诗人。《诗品》中有“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3]415“……庾、帛二胡，亦有清句”[3]421。《诗品集注》中对“胡人”的解释是：“古代对少数民族的鄙称。”庾宝月、帛道猷都是西域高僧，他们能够创作诗歌与佛教传播密切相关，这成为钟嵘关注到少数民族诗人的前提条件。同时，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也引起了钟嵘和关注。

（一）佛经翻译使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提高

少数民族诗人能够作诗与其自身汉语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而他们汉语水平的提高则与佛经翻译密切相关。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是以口授方式翻译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佛教十分推崇。《梁书·武帝本纪下》中记录了梁武帝亲自讲经的事情：“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郡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十一月己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9]75武帝与当时德高望重的名僧非常亲近，他开设大规模的斋会，重视佛教教理研究。在他统治时期，高僧活跃，僧伽婆罗、曼陀罗、真谛三藏纷纷来到中国。梁武帝的儿子萧统也非常推崇佛教，《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记载“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义。”[9]166上层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使佛教在全社会形成热潮，从而使大量的西域僧人来到中原翻译佛经，讲述佛教义理。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除了在外貌上与中原人不同，其它各方面都融入到了中原人的生活中。《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祖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6]231康僧渊是东晋高僧，本西域人，生于长安，《高僧传》卷四中说他“貌虽梵人，语实中国”，[10]可见这位来自西域的僧人汉语水平已与汉族人没有差别。文字还记录康僧渊与颜渊源谈论义理并相谈甚欢，使人们“一往参诣”[6]231。殷渊源就是殷浩，《高僧传》中说他“后因分位之次，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10]。殷浩擅长清谈玄言和老子思想的，《晋书·殷浩传》中有“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11]2043的记载。康僧渊能与殷浩谈论义理，并且“语言辞旨，曾无愧色”[6]231，可见康僧渊水平之高。

鸠摩罗什也是西域高僧，《晋书》中记有“鸠摩罗什，天竺人，世为国相”[11]2499。《晋书·鸠摩罗什传》中记载：“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11]2501据考证，他与弟子一同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和《金刚经》等，可见汉语水平之高。汉语水平提高，加之受到汉文化影响，有些西域僧人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如鸠摩罗什有《十喻诗》、康僧渊有《代答张君祖诗》、帛道猷有《陵峰采药》、康宝月有《估客乐》二首等。由此看来，西域僧人在传播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汉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创作诗歌，这为钟嵘关注到胡地诗人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存帛道猷的诗有 《陵峰采药触兴为诗》一首：“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12]1088这首诗意境悠远，开头写景两句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山峰耸峙、重岩叠嶂、茂林修竹的清雅景色；接着用茅草覆盖房顶的屋子在山中隐而不见，只有鸡叫的声音才暗示这里有人居住，山村幽静、世外桃源般的神秘感都用平淡的语言表现出来了；最后表达了诗人对古朴民风、清幽环境的向往。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时，认为“此四句古今绝唱也”[13]。

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神经科学部主任埃利泽·马斯里亚（Eliezer Masliah）说：“这笔突然增加的资助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这真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黄金时代！”

（二）部分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成就较为突出

《诗品》记载，“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3]415这表明区惠恭的诗歌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在当时就受到了统治者的赞赏。“庾、帛二胡，亦有清句”[3]421表明了钟嵘对其艺术特色的肯定。钟嵘《诗品》关注到的少数民族诗人有三位：庾宝月、帛道猷和区惠休，其中区惠恭的诗今已散轶。

对三种方法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可得，两种快检方法与原吸法比较显著性（Sig值）=0＜0.01，说明显著相关。电化学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系数为0.965。X射线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系数为0.963。两种方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程度都较高且无明显区别。

释宝月诗存《估客乐》[12]1479-1480二首。其一：“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簪，与郞资路用。”其二：“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估客乐》其一设置“郎”“侬”两个人物，出现在四句诗中，描绘了一个“郎行侬相送，侬簪资君用”的画面，依依惜别的感情在一行一送，一拔一用中表现得深切感人。《估客乐》其二用瓶落井中悄无声息来比喻分别后杳无音信的状态。

同样是出于钟嵘的这种美学思想，不同的人被列入不同品级。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3]197,她和班婕妤相比，感情上同样是“怨”，但在语言和主题上，徐淑的作品就没有什么可被钟嵘称赞的了，所以她的诗被列为中品。曹丕和班婕妤同出于李陵，曹丕的诗在感情上不如班婕妤有“滋味”[3]36,在语言上“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3]260，不符合钟嵘对诗歌“丹彩”的要求。较之“田家语”[3]260的陶渊明，虽然其“笃意真古，辞兴婉惬”[3]260，但“文体省净，殆无长语”[3]260。由这一标准看来，班婕妤当之无愧应列为上品。

同时或稍后时期一些其他西域高僧的诗歌创作，如鸠摩罗什的《十喻诗》和康僧渊的《代答张君祖诗》都还停留在解释佛教义理的层面上，不仅晦涩难懂令人生厌，而且意境全无。而当时玄言诗又呈现出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3]24的特点,因此，部分西域高僧意境清雅、情理浑融、感情自然的诗就使人耳目一新，这为钟嵘关注到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提供了重要条件。

《诗品》中关注到女性诗人并给予她们较高评价，这与她们的诗歌和钟嵘美学思想高度契合密切相关。钟嵘认为，“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3]39即好诗应该具备的主要元素是“三义”“风力”和“丹彩”。“三义”就是赋、比、兴；“风力”就是风骨笔力；“丹彩”就是辞采华美。除此之外，“怨”也是钟嵘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曹旭的《诗品研究》在论钟嵘诗学理想的核心时说：“这一核心包含两组美学范畴：一是感情内容上的‘雅’、‘怨’；二是体制风格上的‘文’、‘质’”。[7]据统计,《诗品》中“怨”字共出现了 10 次，除了“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诗可以群，可以怨”[3]47外，其余8个“怨”字都出现在品评诗人作品的语句中。而仅在上品中，“怨”字就出现了5次。钟嵘评论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3]117；评论阮籍诗“《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3]123，虽然没有“怨”字，但“愀怆”“幽思”都表达了“怨”的感情。上品中的12位诗人中有7位诗人的诗歌品评中出现了“怨”或与“怨”感情相近的词语。由此可以看出，“怨”是钟嵘决定诗人能否进入上品的重要的标准，而列入品第的女性诗人无疑都符合这些标准。

三、结语

女性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入《诗品》体现出钟嵘个人独特的艺术见解和眼光。钟嵘无疑是有自己独特思想见解的人，面对王公搢绅之士评价诗歌“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硃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3]62的情况，他表现出对品评文学作品不分品第、不显优劣的不满，并按照“九品论人，七略裁士”[3]66的准则，将诗人划为上、中、下三品。《诗品》也体现了钟嵘独特的艺术眼光，他在《诗品》中首先关注到陶渊明，并对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3]260的地位予以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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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泽雄：在当前的书法欣赏与教学中，存在一种技术化的倾向。将整体性的书法看成是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等技术性手段的叠加。对传统经典法帖的解读与示范大都是做表面化、技术化，忽略了传统经典法帖背后复杂而丰富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个人阅历、个性趣味，导致对传统书法观念上的误解。在实践中就常常会出现林散之先生批评的“满纸纷披夸独能，春蛇蚯蚓乱纵横”式的胡乱的“创新”和过度的“制作”等误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你看来，书法技术化的原因是什么？在教学上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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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据试验结果，对含砂率进行确定（在现场操作过程中，需要按照材料的品种、钢纤维的体积率以及水灰进行适当的调整）通常情况下，取值在1.1%～1.6%之间。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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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设计 28个红小豆材料来自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杂粮作物研究所(佳红1号、佳红003)、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冀SI0001、冀红12号、冀红9612)、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辽红1号、辽红4号、辽红8号)、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育种所(龙小豆2号、龙小豆3号)、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红10号、吉红7号、吉红8号、吉红9号)、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龙垦红、龙垦红2号)和佳木斯大学杂粮研究室(农安红、农垦红、品红、日本红、天津红、小丰2号、珍珠红、中红7号、TMSD006、宝清红、大红袍、红丰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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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毫不掩饰其对中文权威地位的彻底否定，并决心独占描述和解释对外关系的话语权，这岂非语言霸权地位的最佳例证?事实上，英国人包办了解决冲突过程中全部谈判意见的交流及条约文本的翻译，其价值远胜于在《南京条约》中明确加入“以英文本为准”的规定(王健20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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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造型技能的掌握，使学生可以根据视图或自己的想象构造形体，并实时验证思维正确性。促进了学生三维形状和二维图形之间直觉思维的形成。是不可多得的自主学习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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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些求得父母谅解的转派新生，他们也会再次见到家人。我想我的父母可能不在其中，尤其是在选派大典父亲大发脾气之后，尤其是在他们的一双儿女都选择转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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