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美籍在华“边疆人”拉铁摩尔——评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很多年前，还在学术论坛与博客盛行的时候，我与袁剑兄即在网上相识，此后一直关注他的研究。在其学术成长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当下中国边疆研究领域中最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之一。他是中文系本科出身，硕博学位均为史学(清史)，先后到德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国求学或访学，掌握英语、德语及俄语，独立及合作翻译著作10多种；后供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他具有跨学科、跨语言的研究能力，能够游走在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之间而少有窒碍，左右逢源。因其密切关注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学术交游广泛，学术视野自然广阔。其近年经心注目的研究题目，大多与边疆研究有着关联，比如边疆理论、边疆史、内亚研究等。

我知道他关注拉铁摩尔有一段时间了。拉铁摩尔这个人，从事边疆理论研究或对20世纪上半期边疆学术史有所关注的人一般都阅读过他的论著或学界对他的评述。他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他行走在商学之间，而后徘徊在政学两界，其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是西方对华边疆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所需借助的不可或缺的他者。他与国共两党的高层都有过来往，曾担任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又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密切的互动。他的著作《中国的边疆》(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及其思想在民国时期学术界广泛传播，影响深远。时移世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被中国学界所批判，所遗忘。但在1980年代以来，随着他的回忆录出版，他的代表作重译再版，拉铁摩尔再度进入国人视野。

我在写作《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时，就意识到在民国边疆学术地图中，不应该缺位两个方面的声音，一个是当时在华外籍边疆考察与研究者，一个是边疆土著居民。但因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极为宽泛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外语或民族语文功底。我二者皆缺，故暂时从略了。用袁剑兄的话说，就是缺乏对“平行发生的故事”的叙述。[1]拉铁摩尔在顾颉刚笔下是拉丁摩，在李安宅笔下是赖德懋。我对顾颉刚与李安宅曾略有研究，故在过去的阅读中，即对此人有过注意，但缺乏系统的考察。近年来国内学界陆续出现关于拉铁摩尔人生与学术的硕博论文及论著，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黄达远、许建英、李宏伟、赵志辉、章永俊等，成果逐步增多，且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相对于他曾经的辉煌，而今的学术努力，算是“重新发现”他。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论述拉铁摩尔的边疆史研究及其边疆理论，对其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等问题论述稍显单薄。袁剑鉴于中国学界尚无一本关于拉铁摩尔的人生与学术史的专著，近年来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经历及其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专著《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2]。他希望借此回顾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边疆研究所处的环境，更好认识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研究问题。他明白宣示，重建中国自身的“边疆人”传统，推进中国的边疆认知并更好地认识作为整体的中国，才是更为重要的目标。

就是那个被换成狸猫的李妃的儿子。不等杨小水自己讲出来，苏楠就猜出了答案。既然是戏，都讲因果回报，这是中国特色。

由于袁剑的学术视野开阔，史学训练也很扎实，故其写作的特点就是大开大阖，有张有弛，敢于提出重要观点，且有较为严密的论证。读者诸君如有阅读其学术论著，自然会同意我的观点。

三是描述了拉铁摩尔人生史的几个重要场域，分别是北京(1930-1937)、延安(1937)与重庆(1941-1942)。这是拉铁摩尔在边疆旅途之外在华的三个重要阶段和场所。他在这些地方广泛接触了政、学、军界的诸多高层人物，得以了解中国政治的内生逻辑，并促使他能更敏锐地认识中国边疆问题。袁剑的这段描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强调了拉铁摩尔边疆学术观念形成的语境。这种语境形塑了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及地缘政治的思考，丰富了他对中国复杂性的认识。

四是对拉铁摩尔边疆旅行的考察。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趣并非与生俱来，与其人生经历及其对经历的反思自省有着密切关联。对边疆和地域的关怀是其学术的起源。中国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活动直接型塑了他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释路径，每一次边疆旅行都有其显著的特点与价值，对于构筑其边疆学术空间都有其贡献。他总是在边疆考察中，提出其边疆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袁剑以三章篇幅分别介绍了拉铁摩尔的东北之旅、蒙古之旅和新疆之行。在袁剑看来，东北之旅使拉铁摩尔将东北与蒙古新疆等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通盘考虑，形成其中国“大边疆观”的总体看法，由于东北处于中苏欧三大文明竞争的舞台位置(其实还有日本)，这种看法便是“一次田野中的全球史和地方性的碰撞”。拉铁摩尔的蒙古研究，则为其形成草原游牧社会整体认知并进而开创性地提出游牧-农耕二元关系作了良好的铺垫，深刻影响他对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判断与抉择，开创了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新疆之行，则使其明确了包括蒙新藏等边地在内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范畴论，赋予新疆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意义——亚洲之枢纽，凸显了拉铁摩尔的真知卓识。

中国本有边疆研究的传统，但研究规模与成绩均可谓蔚为大观，还是在民国时期。那时的边疆学术，政学军各界倡导，东西方学者参与，诸多学科融合，呈现了一幅多元立体的生动画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边疆之学术团体，亦如春笋怒生，互相竞长”，各种边疆研究期刊也相继创办。[4]“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5]这种可喜的现象背后，表明了边疆研究的应急特征。在当下乃至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边疆”都长期存在，民族宗教问题亦将持续存在，边疆经济与文化建设还任重道远。边疆研究必然还将进一步焕发更多活力。如今的“一带一路”，不同于历史时期的边疆状态，也急切需要从过去的边疆研究找到历史的回音。在这种背景下，拉铁摩尔在半个世纪多前在中国边疆大地穿行的身影，在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拉铁摩尔以其数十年在华经历，尤其是在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考察和游历，所做的系列思考及其与传统民族史研究中以族类标签凸显的“民族人”所不同的“边疆人”视角，使拉铁摩尔的理论在认识中国问题与周边关系方面具有了某种独特的价值。发掘这种价值，构筑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边疆新话语，这或许是袁剑写作该书的初衷与动力。

五是拉铁摩尔边疆学术的范式与视角问题。一则是对中国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学者拉铁摩尔和施坚雅分别代表的“边疆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进行了总结，并试图区分其“歧异”与架设其“互通”桥梁。二则是通过中国研究的多元视角及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研究中所倡导的“内陆亚洲”视野，提醒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内部的边疆与中原关系、内陆亚洲的独特性及其在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新位置”。在结语中，袁剑再次回顾了拉铁摩尔的“边疆人”学术生涯，并将其与费正清等后来被视为更为主流、更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比较，分析其中的微妙原因，并在赞赏拉铁摩尔以他乡为故乡的“边疆人”的同时，提出需要重建中国自身的“边疆人”传统。

《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一书共有八章加上导言和结语，由10篇文章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板块。

我国的碳信息披露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要结合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充分借鉴国外碳会计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全面理解碳会计制度。从多角度分析碳信息的归类分配方式，找出有决定性的碳信息分类项目，深入探究碳披露知识，结合具体国情不断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会计制度，使碳披露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对拉铁摩尔著述及其思想的学术史回顾，实际上也是思想史回顾。袁剑以两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拉铁摩尔理论及其著述的关注与互动。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不同时局下学术的传播与接受迥然有异。正如我在有关边政学的论述中所揭示的，“边疆研究在近代以来总处于政治倡导之下，为时势变化而转移。其兴与衰，率由政局定之”，“边政学在抗战时期勃然兴起，战后国共内争白热化形势下的衰落及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在中国大陆的中辍，最可反映此类应时而生的‘显学’恰是最易受时局变化影响的‘险学’。”[3]袁剑特意设立两章来论述拉铁摩尔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为我们重建了那个时代学人“受惠于时代”及“受限于时势”的场景。

教育大数据促进教育公平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大数据可以大大提高教育的效率并且改进教学的效果，同时还可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化问题。在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方面,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传输,使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在不同地区共享。同时,教育信息化有助于扩大教学规模,克服传统教育的诸多局限,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同群体的学习者可以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等不同的方式得到学习的机会。

一是对拉铁摩尔进行学术定性：边疆与内亚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者，这为该书的具体论述奠定了基调和重心。作者所关注的也正是拉铁摩尔对边疆与内亚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成绩与贡献，拉铁摩尔对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的观察与思考。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拉铁摩尔在华研究工作的两大核心内容，阐明了拉氏对于中国思想与学术的价值。

总之，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必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这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许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一政策在未来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袁剑所言“重新发现”拉铁摩尔，不仅在于重建其边疆研究经历及其理论的传播过程，折射国内学术界对边疆与中原关系认识，揭示当时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共通与分化，而且从中心边缘内在关系角度重新梳理了1930-40年代中国学术史，勾绘一副凸显边疆空间与结构的中国知识图景，提出了促进当前边疆研究的新思路。可见袁剑写此书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拉铁摩尔的人生与学术本身，这或许是他在书中对拉铁摩尔的人生铺叙并不繁复，所用资料也相对简单的原因。因为他志不在此，而在借此讨论中国边疆研究在那个时代的范式转换，与时代和政局的关联互动，试图提炼出我们今日边疆研究的崭新视角。

袁剑具有卓识，能够提出见解。比如谈到东北问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也使中国自身对东北地区的学术调查活动嘎然而止，令人扼腕。中国学人在东北知识梳理、国族建构、国家认同过程无法展开，只能转向西南等同样亟待调查的未沦陷区。这较好的解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研究处于缺位状态的原因。但是要说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文化认同建设从此中断，也有武断之嫌。抗战时期国人对东北依然关注，在相关报刊中依然呼吁东北研究，呼吁东北与中国文化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只是从边疆调查的角度来说，那时东北处于沦陷状态，不易进行罢了。而且东北的被占，也使国人更加关注东北问题和边疆问题。袁剑本人随后也高度赞扬了拉铁摩尔东北考察的意义，认为是一次田野工作的全球史与地方性的碰撞，有助于外界对中国东北时候与文化的了解，有力提供了有关中国东北地区的知识增量，促进了中国学者在生产关于东北地区原创知识方面的动力与信心，进而为中国近现代的国家知识型构与国家认同建设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与文本。

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既有他者的视角，也有其在地性的体悟，尤其是拉铁摩尔这种近乎土生的在华外籍，更兼具客位与主位观察之双重视角。国内对民国时期边疆学术的研究，较少注意到外国学者。拉铁摩尔是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如今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学术史和边疆问题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时局变化使其被遮蔽。其学术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即已在中国学界传播和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渐行渐远，仿佛了然无痕，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和失语者，其实是我们的失察和失聪所导致。历史的记忆叠加和遮蔽，选择性的重构，使今日史家所描绘的学术场景与往昔的实况相差甚远。我们所得知的学术史，往往并不是历史的原貌，有时中心与边缘的切换，完全与历史真相相背离。历史任人打扮，我们反道而行。改革开放以后，其回忆录及其代表作在国内的重新译介，其人生和学术史再次引发关注。但要与费正清相比，却仍显寂寥。当我们扒开历史的故纸堆，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的学术星空，拉铁摩尔明显比费正清要璀璨得多。我们不仅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还要能揭示这种时局变化导致身前死后很不一致的原因。在此角度上，袁剑抽丝剥茧的学术努力值得钦佩，其成绩也卓然可观。

或许袁著旨在突出问题意识，兼具学术思想史追索和边疆研究理论的阐扬，在有关拉铁摩尔人生与学术的有关史料发掘上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过于依赖拉铁摩尔的回忆录及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回忆录的局限性，因时过境迁，往事萦回，未必能准确。如果有心作伪，曲意回护，或夸大以彰显，或遮蔽至无形，如不辅以当事人当时之记载，何得其真其详？比如，拉铁摩尔较长时间担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但对该刊材料几乎没有使用；拉铁摩尔在北京、延安和重庆的岁月里，与各界人士交往甚多，似应尽量采用更多当事人的一手史料，如顾颉刚日记就曾详细记录了与拉氏的交往，写作“拉丁摩”，袁剑舍此不用而采用顾的弟子侯仁之的回忆文章。书中谈到了拉氏与魏特夫、费正清、陈翰笙、冀朝鼎等人之间的学术交往，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的异同及原因，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拉铁摩尔声名鹊起之后，在民国时期各类媒体也是有一定曝光率的人，这方面的史料运用也不足。拉氏的学术源流，比如拉氏的学术与西方汉学传统的关系，与日本学界的关系，也还可以做更好的梳理。他与中西学术界的交往与互动的相关论述也未能深入。另外，作者注意到中国研究中的西南研究与沿海研究等“平行发生的故事”，但对同时代研究中国边疆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学者甚多，如美国人葛维汉、日本人鸟居龙藏、俄国人史禄国、瑞典人斯文赫定等，似可作更多学术思想的“歧异”与“互通”的思考，以重现民国时期边疆研究领域“众声喧哗”的盛况。“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做学问之苦乐，“于我心有戚戚焉”。

参考文献：

[1]袁剑.打捞民国时代的边疆记忆——兼读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J].中国图书评论,2014(11).

[2]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23,6.

[4]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 1942,1(5-6):51-56.

[5]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边疆通讯, 1947,4(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