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合互嵌格局与多元一体交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呈现出多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匹配的新特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1］就现阶段来看，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发展战略将围绕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战略部署推进。

在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最重要的步骤是在多民族地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2］。这一重要的论述和工作方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率先提出。同时，会议特别强调了新疆工作的“民族团结问题”的基本问题和主线，［3］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设，实现新疆在跨越式发展中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目标。［4］这不仅为新疆的民族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也为全国的民族工作带来新的思路和方针。此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同样强调了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主线，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着力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做好“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5］中央民族工作的思路、政策中的重要思路便是推动构建“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动力，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后在民族工作上的重要创新和突破。

一、中华民族历史绵延发展中的互嵌型共同体

多民族互嵌型格局多被理解为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互动中形成 “一种相互嵌入、交错杂居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6］。当然，就多民族的互嵌格局来看，地理空间形式上的互嵌并不能全部概括中华民族多民族的互嵌格局，还包括着经济、文化、生态、情感的无形互嵌格局。［7］中华民族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包含着政治命运共同体、经济命运共同体、文化命运共同体和情感命运共同体，多民族复合互嵌型的“命运共同体”彼此交往交流融合。

1）高位嫁接。猕猴桃建园时必须培育健壮实生主干，适当提高嫁接部位，一般在距地面80～120 cm处实生干上嫁接品种。

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疆域范围内古今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地理空间、经济方式、历史脉络与文化源流，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实体长期共处并存，交流交往融合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8］113具体来看，中华民族又包含着主体民族和多民族的双重结构，［9］中华民族的一体包含着中华多民族的多元，中华多民族的多元又组成中华民族国族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国族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民族多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的要素和动力。［10］作为多民族主体的汉族在地理空间、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各少数民族围绕着汉族不断“交相互动和多向度流动”，汉族不断与少数民族通婚、通商、交融，汉族也在此过程中形成、凝集并成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互嵌格局凝聚的核心。［11］

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特纳”（Tanner）演讲上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认为中华民族在国家疆域内包括着56个民族的多元，又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费孝通先生更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1］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的许多“分分散散”的民族单元经过不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1］，“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12］256。中华民族的“统一多元”共同体不仅是自在的民族实体，也是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并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十分漫长，多民族共同体融合的人口规模、地域分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历史进程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具体条件也十分复杂，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和融合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13］540各民族的历史演进事实却始终围绕着汉族凝结核不断交流交往融合，最终从相互依存的多元结合成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同体。［14］

中华民族复合互嵌格局和多民族多元一体交融与现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发展的西欧有着显著区别。西欧国家在地理空间、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较大相似性，为民族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事实上，西欧却在经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国家发展跨入封建制，原有的地理空间、人口、社会结构、族群等社会组织被“人身方面的封臣制”和“财产方面的封土制或称采邑制”的封建主义完全破坏，［15］5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16］27。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完整统一的地理疆域、政治组织、财政制度、文化制度，为多民族国家发展绵延至今提供了完整体制，为多民族国家的互嵌型格局和多元一体交融提供了完备物质空间。

二、中华民族传统互嵌型格局的多重复合体

根据设定的情景条件，对5个影响因素每隔0.5 h采集一次样本数据，采用调查问卷法得到影响因素的定性判定数据。各因素风险状态划分为强+(A)，强(B)，中等(C)，弱(D)，弱-(E)5个状态。

（一）互嵌型格局的地理空间

人始终是自然之中的人。自然环境是特定地域单元范围内所有动物与植物彼此互动并与自然界诸特质，进而彼此互动所构成的生命之网。［17］37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纵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变革，人的活动始终受制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的生产、活动、历史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地理决定论”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孟德斯鸠、拉策尔、巴克尔、森普尔、亨廷顿都不同程度发展了“地理决定论”，始终认为人类的文化形态由自然地理所决定。［18］60-62显而易见，“自然条件， 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 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19］220，地理空间格局对多民族的分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民族的分布格局也似乎始终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20］20。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21］9

中华民族所繁衍生息的中华大地疆域十分辽阔，同时拥有十分复杂的地理条件，地理格局在整体上形成“半封闭”的地理环境。［22］在东北、北方、西北以人迹罕至的森林、沙漠、戈壁呈现，西北、西南以高大山脉与南亚和东南亚大陆相隔，东方、东南则面对大洋大海，地理格局逐渐从西往东部平原汇聚。就整体而言，中华大地的地理空间始终是呈现“半包围”“汇聚型”“向心型”，在这种“天然向心”的自然地理条件下，边疆各地区少数民族始终向中心汇集，而处于中心的汉族也不断向四周发散。

（二）互嵌型格局的经济依存

中国地理环境兼具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23］无论是在东北的林原、北部的草原、西北的荒原，在自然条件好或者物产欠缺的环境中，具有差异性的地理单元造就了独有的民族地理生存单元。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相对封闭和独立生存的地理区域内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物质需求和商贸往来又由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使得各民族主体之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共生关系。［24］

中华民族绵延至今，互嵌型的地理空间分布、互嵌型的经济依存、互嵌型的文化交融、互嵌型的情感亲近等整体特性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而互嵌型的格局存在的环境已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发生重大变迁。

马克思就直接指出：“每一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42］1002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必然建立在生产力的现代性转变上。无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变对人的影响至深，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将人从对物依赖或者是将人从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个人相对独立且成为主体。要言之，多民族的人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多民族互嵌型格局之中，不论在地理空间、经济生产、文化依存和情感亲近都存在着相对固定和相对封闭环境。在固有的地理差异之上形成以传统农耕、游牧、渔猎、耕牧、交商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26］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较低，自成一体，事实上并无现代化快速流动的社会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情感网络，各民族也就在不同区域之内形成“多元”差序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现代性便将这种相对封闭和相对固定打破，使得人的关键要素流动起来，复合互嵌型的社会机制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

（三）互嵌型格局的文化共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民族“多元”的本质区别在文化，民族“多元”性又相互共生，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文化共生在“一体”中，“多元”文化也凝结在“一体”中。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27］99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便是多民族文化主体来源。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其中深深蕴含着各民族文化积淀，在自然空间之中形成文化空间。［25］多民族文化是纷繁复杂的物质和精神的有机组合体，与特定民族发生关系的外部生存环境，已经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系统化的特有生存空间，这样的生存空间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它已经与社会文化紧密结合，成为该民族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8］

相应地，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形成不同文化，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因此，文化是对特定自然环境适应而生成，文化区域也相应地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吻合。［17］当然，在相似的地理区域范围内也存在着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也可能存在相似自然环境之中，多民族互嵌的地理、经济格局就营运出互嵌型的文化共生格局。中华民族除汉族文化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始终与“文化内核”的汉族文化有着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互相支持的内在机制，在不断的交流交往融合中，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各文化有着强烈“文化自觉”，既“多元统一”又“和而不同”。［29］329文化内涵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所繁衍生息的互嵌型地理疆域相吻合，受到半封闭、半包围整体地理空间的内向型、向心型塑造，由自然环境导致物质环境、精神环境不断形成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族际间关系，正是在这种“美美与共，和而不同”［30］42的“多元”“共生”的格局下不断演进至今。

我相机包里的装备是一个佳能5D Mark IV机身和几支镜头（70—200mm、16—35mm和85mm镜头）。我认为包括摄影灯在内的大件设备会阻碍被摄对象的自然表现，这样我也无法捕捉到饱满的情绪，所以我会避免使用这些装备。

以地理空间为基本依托，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23］这种文化互嵌共生格局对中国民族关系、中华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互嵌型格局的情感亲近

中华民族多民族互嵌型格局在地理空间分布、经济活动交往依存、多民族文化共生交融推动下，不断接触、交往、交流、影响、补充、融合、浸润，［31］407-408最终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32］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亲缘关系。中华民族互嵌型的情感亲近为中华民族这个实体注入强有力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想象力，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合与共，各民族始终以情感亲近为基础的强大的凝聚力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原王朝、认同中华文化。

同西方多元移民型民族国家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实体。早在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远祖“夷”“戎”“蛮”“狄”“华夏”的“五方之民”就在不停交流交往融合的互动之中，早早以“大家庭”的形式存在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底色。秦汉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绵延至今，各少数民族也以汉文化为中华民族“正统”不断交融、亲近，特别是秦汉、隋唐、元明和清朝对国家疆域实现统一，将各民族都纳入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范围之内，中华民族多民族的薪火不断被重新拾整延续。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基因”。［33］特别是在近代，当中华民族遭遇到家国危亡时候，多民族凝结成一个民族即以中华民族为单元来面对和参与世界各国间的激烈竞争，［34］35-61各民族的整体性情感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更加凝聚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实体自在转变为实体自觉，共同体形成了现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代性”的复杂概念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演化到现代工业社会所孕育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模式，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存在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断裂，而现代性便是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的断裂。［35］在西方社会，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产生的理性技术、社会组织和文化机制的过程和结果，在东方社会则是在西方社会冲击下接受西方工业技术、社会机制和文化价值的过程与结果。［36］88-89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变迁是由科技进步来促进，包括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杜尔干的“社会分工”、汤尼斯的“社会契约”以及帕森斯的“社会体系”等理论，都是工业技术带来的生产变革导致社会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变革。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的多民族分布发生新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显著的城市化中“空间极化与隔离问题”［43］在民族居住聚群空间中“放大效应”。人口流动使得多民族分布格局从原初的自然分布地理区域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下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23］迅速转变成现代经济社会中原子化、差异化、分离化、陌生化的特征，由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转变成主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现代化聚焦。在这种民族分布格局中，在“社会层次驱动”和“经济利益驱动”［44］的现代化催生下迅速转变成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分层、居住空间分异、族际接触陌生、人际关系间隔离、文化关系间隔膜，［45］互嵌型的社会结构格局形成。

三、现代化变迁与中华民族复合互嵌型社会格局

荒漠、森林、山川、江河、湖海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立体复合的生产空间，丰富多彩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多元差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特别是围绕着生产技术、劳动方式、生计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结构等，系列经济生存和经济生产差异显著。［25］总体来看，在经济生产方式上，中华大地疆域中形成了不同地理疆域条件下的几个差异较大的板块，在西北、北方形成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东部平原形成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东北平原形成渔猎、耕牧文明板块，在西南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形成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在东部及南部形成海洋海上文明板块。［26］

（一）现代化与多民族互嵌型格局转化

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理空间格局不仅造就了多民族传统意义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形态，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1］也造就了多民族在相对封闭地理环境中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差异显著的经济生产方式。同样，差异显著的地理空间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多元共生性的民族文化格局反过来又促进多民族在经济、历史、情感方面的交往交流融合。

齐尔默认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包含着：一是以理性主义、效率至上观为核心的现代观念体系，二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体系，三是把一切存在者当作对象乃至质料的现代揭示方式。［37］现代性包括工业技术、社会结构、经济方式、价值理念、情感意识等方面在经过时间、空间和内在结构“断裂”之后兼及的特殊性、多样性、相对性，［38］特别在强调经济基础抑或生产力呈现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普遍趋势的基础上，导致上层建筑抑或精神文化演化和表达形式的多样化，进而“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39］293。仅以“现代性”的过程和结果显然无法全面认知现代性，需要重要把握的“现代性”特质便是“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40］14。总而言之，社会现代化是伴随着生产力发生革命性转变之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涉及到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情感各个方面的整体性变迁。

相应地，中华民族传统的互嵌型格局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变化。在中华民族互嵌型格局中，虽然中华大地的地理疆域不发生变化，而中华民族传统的农耕社会已然演进成了工业社会，同时普遍性的传统社会结构迅速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发生分层，以汉文化为主体和以多元文化为承托的中华民族文化迅速在西方文化的推动下发生悄然变化，多民族凝聚的情感亲近也与在西方普世价值通约性的文化理念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化甚至弱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使得带有多元性“族群属性”抑或差异性“文化属性”的人突破地理空间、经济生产、文化依存和情感亲近，变成去“文化化”“族群化”的“现代性”人，物质、理性、自立、利益、个性的人最终解构了传统的多民族复合互嵌的格局，最后形成复合互嵌的社会结构。

良好的人文环境能够使实习生有良好的心态,能够激发实习生对知识的渴望,使实习生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展开学习与工作[1]。并且,带教教师应当选择在医院经验较为丰富的,具有教学经验的人作为教师,以此保障教学质量。

通常，欠缺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后果是婚姻不成立，而不是婚姻无效。中俄婚姻法都持此见解，故在婚姻无效的事由中并无欠缺形式要件这一项。

（二）现代化与互嵌型社会结构格局

现代性的转变根源在于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工业生产方式带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41］29而现代性的体现则以“社会结构转变”为本体。从现代性的历史和实践来看，现代性就是从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开始演化成社会结构转型为本体，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35］

在地理环境差异显著的自然条件下，各民族在以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差异上逐渐形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板块之间的经济生产方式有着较大差别，发展的历史演进阶段也有前后，各以不同的发展线路进行演进。在多民族互嵌的经济依存格局中，多民族以自身地理条件、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为区域的生产相对封闭，而事实又相互依存、相互嵌入，各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生产单位无法脱离他者而独存，彼此又相互影响。在各个地理单元范围内，多民族的经济生产或相互重叠，或彼此交叉，或局部游离，同时各种经济生产相互撞击、彼此交流、渐次统合，［26］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经济生产方式依存的多元性。

毫无疑问，在中华民族“统一又多元”的共同体之内，实质上是包含多重因素的“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而且这个多元“复合体”呈现着“相互嵌入性”的特质。在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统一之下，中华民族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各民族不断此消彼长、多变不息、交流融通，共同体铸成五彩斑斓的中华民族。

针对频率步进雷达高分辨距离像的运功补偿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速度估计的距离像运动补偿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互相关FFT法获得粗略估计值，然后结合基于最小波形熵的MDCFT参数估计来实现目标速度精确补偿。仿真结果证明，该联合速度补偿法具有运算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实时性好等优势，满足实际工程需要。

（三）现代化与复合互嵌型社会空间格局

在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空间变革中，传统的社会空间或社会关系是由传统农耕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无论是游牧、农耕、渔猎生产方式都与所处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社会功能是混同的。文化作为价值模式将决定系统对其所处的情景所采取的基本取向，进而指导个人参与的活动。因此，农业社会中的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是与生俱来的共处关系，完全由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来决定，完全存在一种“自然秩序”。［46］159这种“自然秩序”下农村社会空间的人口密度较低、社会关系简单、经济活动自给自足、组织形式也简单，家庭作用在传统社会空间内显得尤为重要。［47］222-226

根据文献[6]，球杆系统的数学模型可通过拉格朗日方程描述。其优势在于通过求解系统的总动能和总势能即可求出系统微分方程，无需对系统各子部分进行建模。为得出系统总动能，首先对小球在导轨上的复合运动进行分析。

在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社会之中，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被打破，以土地、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带动社会结构朝着经济发展上靠齐，而传统社会中占主导的宗教、信仰、个人兴趣或者社会自身价值和社会的本身整合都将倾向于控制外部环境。［48］108因此，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完全嵌入进农耕生产之中，现代社会以经济化的制度价值系统内嵌入个人的个性之中，使得社会空间从生产功能中脱离出来并服务于经济生产。［48］114城市化是社会空间的重要形式，城市化使得人们脱离原先传统社会空间向城市集中，相应地将传统社会空间也带入到城市之中，同时也在城市之中适应城市社会空间。相较于传统农村社会空间，城市社会空间则人口活动、经济活动十分集中，社会空间内的要素流动频率较高，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组织纷繁复杂，城市空间内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基本生活单位的家庭规模迅速缩减及其家庭职能也迅速缩减，正式的家庭宗族关系变成公民关系，人际之间的交流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社会。［47］114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带动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进而使得多民族所处的社会空间格局兼及现代社会的特质又保留有传统互嵌型社会格局的遗留。

四、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

现代化、现代性为传统的多民族复合互嵌格局注入新的内涵，复合互嵌的格局在现代化的沁润下、影响下发生现代转型。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以理性计算、经济利益标准，以生产力最大化为目标，极大提升了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物质水平，而多民族的多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却在降低，通常趋近于“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多民族国家的“多元”社会组织、经济产生模式、情感价值理念都遭到了破坏，多民族的相对封闭社会“被动”进入到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中的多元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相连、在经济生产上相关、在文化信仰上共生、在情感意识上相通，［49］实质上在社会空间范围内既“相互嵌入”又“互联互通”。在此过程中，民族自身的优势被现代化缩小而劣势却在现代化中被放大，少数民族自动被纳入到社会分层的结构的“被支配”和“从属”中，亦或是被自动纳入到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格局之中，而不是以族际性为主的互嵌型格局之中。

中华民族拥有多民族的“多元一体”互嵌型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所嵌入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都在发生着向现代化突发和急遽、缓慢和稀疏的变化，相应的民族关系也在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变化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50］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及社区环境的建构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创新举措，是做好民族关系团结、民族经济繁荣、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主线。

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中，互嵌型社区和互嵌型社会结构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新时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思考和指南，对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关系和谐、繁荣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合、凝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与价值引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工作正围绕着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等战略举措展开，为实现多民族地区跨域式发展进行顶层设计规划方案，从政策实施来看，多民族地区的互嵌型社会结构、互嵌型社区格局的工作将是未来在现代性多重复合互嵌型社会结构中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着力点和重要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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