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网络传播中的反智主义现象研究①

一、反智主义及其发展脉络

“反智”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韦氏词典”。意指当时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对知识分子，及其具有的智性观点持有反对和蔑视态度的一种社会思潮。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对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进行了系统地论述，他纵观美国历史，从文化形成、宗教信仰、商业模式、教育理念、政治倾向等多角度对美国社会进行考察，探索出反智文化的根源，并警示反智主义的重现。[1]自从该书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非小说奖”后，“反智主义”开始被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1年，圣玛丽大学丹尼尔·里格尼（Daniel Rigney）教授在总结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反智主义具有反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享乐主义和草率工具主义四种形态。此后，美国学者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教授更是在其著作《最愚蠢的一代》一书中尖锐指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广泛使用正吞噬着年轻一代的认知力和思考力，他们沉迷于网络娱乐，而没有将其作为了解历史和世界的工具。[2]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美国的非理性时代》一书中，将美国的非理性现象归根于反智主义。她还特别指出，新一轮的新媒体技术助长了反智主义的盛行。[3]

（1）高运营成本。秸秆直燃发电尚且还是一个新兴产业，在价格水平的问题上，国内依然没有可以参照的体系。以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秸秆发电成本约为常规火电成本的1.5倍。一方面因为秸秆发电机组投资成本较煤电机组高；另外，通常秸秆发电机组容量较煤电机组的小，热效率明显低于常规火电机组；三是秸秆燃料的低位热值相比于煤炭少50%，并且秸秆重量轻、密度小，体积大，运输和储存的难度高、成本大，这将导致偏高的燃料成本。

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对于“智性”持有的怀疑性态度，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余英时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反智主义主要来源于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但传统文化中反智主义根源也不容忽视[4]。近年来，国内对反智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曾引起加大的反响，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大众传媒、影视作品、文艺创作、社会思潮、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媒介内容生产者的弱智化生产的批判；二是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反思；三是对滋生反智主义现象的社会环境的剖析。”[5]

大众传播技术的变革，正改变着人们的音乐生活方式。网络音乐传播的视听一体化，使人的感官系统得以延伸① 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感官系统的延伸，印刷是人的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的延伸、电视是人的视听觉的综合延伸。网络不仅具有视听结合的功能，而且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使人类社会传播实现从“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重返部落时代”的进化。，重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产业链体系，并成为后工业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与音乐的深度融合，是促进音乐媒介化② 音乐媒介化，意指通过大众媒介传播音乐作品，用媒介技术生产音乐产品。的直接动因。此时，“音乐媒介不仅满足了人们对音乐的视听感受，也改变了受众对音乐的欣赏方式、审美观念和接受途径，从而引发音乐形式的创新。”[6]网络具有强大的社会分解和整合的功能，它能将音乐信息进行碎片化、非线性地传播，同时在特定的平台上，又能将其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在互动性活动中强化传播效果。辩证地来看，网络音乐传播在对音乐的创作、传播、接受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其反智主义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非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强调工具理性和过度娱乐化。

在描述学校与自己的关系时，使用频率较高的排序为小鸟和天空（40.11%）、青蛙和水井（28.94%）、鲸鱼和大海（18.92%）、监狱和囚犯（12.03%）。从频率来看，在“小鸟和天空”“鲸鱼和大海”的隐喻中，大学生认为学校可以给自己提供知识宝藏，提供各种资源，自己和学校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青蛙和水井”“监狱和囚犯”的隐喻中，大学生认为学校是脱离社会的，待在学校里目光会短浅，以及学校带来的束缚感就如待在监狱里一样痛苦。

二、音乐传播的反智主义表现

（一）非理性主义

5.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报告提出：“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1］。

 

表一. 部分非理性网络歌曲解读

  

香水有毒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该歌曲重在描述一个女人在男人出轨后卑微的心态和行为，有违理性的爱情价值观。但该歌于2007年获得“最佳无线单曲大奖”和“全球华语榜中榜Jamster最受欢迎手机铃音奖”两大奖项。那一夜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那一夜，你满脸泪水，那一夜，你为我喝醉，那一夜，我与你分手，那一夜，我伤害了你…本曲被某网站评为十大恶俗歌曲。歌曲中充斥着对一夜情的描述与怀念，甚至模拟出色情的效果。飞向别人的床 我们就快要完蛋，我还想和你做，还想和你做，crazy的那个夜晚你真的太厉害…

非理性主义以本能和身体为核心，强调感官的体验和行为的随性，其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为崇尚野性与纵欲，颠覆伦理道德、解构传统与历史。如表一所示，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反理性现象较为普遍，艺人造型的性感路线，非音乐效果表达的需要，折射出强烈的性暗示的内容。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音乐传播“把关人”的缺位现象严重，导致了大量“有毒”歌曲盛行，部分披着后现代主义外衣的网络音乐，直接以爆粗口、谩骂等形式呈现出来，对社会公序良俗视而不见。这种以满足受众的感觉至上、情绪化渲染为手段达到提升关注度、点击率、下载率的音乐传播行为，无疑会给大众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

（二）反精英主义

从词源的角度来看，反精英主义是反智主义的类型之一。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于反精英主义的理解差异巨大。西方政治学将精英与大众作为对立面来予以分析，认为在追求民主的进程中，对作为政治工具的精英要存有必要的怀疑，以防止由于知识的垄断和控制，对大众形成统治，从而侵犯普通人的利益。文化研究的精英主义源自马修·阿诺德，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杰出代表，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一览无余，他赋予文学、艺术等内容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也对后来的利维斯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哲学领域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一对矛盾。关于理性主义的论述，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基本定调，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以及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家们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认为，“理性精神是‘罗格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统一，分别体现了理性本身的规范性和超越性。”[7]非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意指将人的本能、意志、感觉、欲望、信念等视为人乃至世界的本质。非理性主义认为世间无任何意义可寻，人生如梦，一切皆为游戏，无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甚至“游戏的规则也被游戏本身替代。”[8]

 

表二. 部分反精英主义歌曲解读

  

歌曲名称 歌曲节选 备注不想上学别再逼我学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我在学校学到的都是怎么暴力。我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就看我的成绩，老师没有一个人有分辨能力…本曲出自“新街口组合”，歌曲中充满了对校园、教师、知识的暴力反抗与排斥。五环之歌 啊 啊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 啊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改编自《牡丹之歌》存折代表我的心你问我钞票有多少，我背景好不好，我的心不移，我的爱不变，存折代表我的心，你问我钱包有多深，就爱我有几分……改编自《月亮代表我的心》

音乐传播中的反精英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权威的挑战和对受众接受能力的低估。对权威的质疑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大众的知识储备和信息能力的提升，对于早期被灌输的“智识”的怀疑也日趋加重。音乐传播中的“智识”不仅表现为专业知识和智慧，还包括音乐界中的权威和音乐传播规则。反“智性”主要体现在满足于知识的表面，对深奥音乐知识的不屑，企图通过对经典音乐作品的颠覆来达到心理宣泄的目的。从表二中列举的部分歌曲来看，网络中音乐“恶搞”和“神曲”事件层出不穷，肆无忌惮地宣扬各种扭曲的价值观，对受众审美倾向和历史责任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认知能力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反“智性”的音乐传播，洗脑式地重复，无法提升受众的认知水平和欣赏能力。

（三）强调工具理性

最初将人的行为进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分析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价值理性关注人的行为，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倾向。相较而言，工具理性更看重行为目标的实现。确切地说，人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在精确评估各种影响因素后，而采取的合理手段的行为。即通过最小的投入高效地获得最大回报，强调行为效率与经济理性。

霍夫斯塔认为，在美国的社会中普遍存在“不能立刻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会贬值”[9]的思维方式。音乐传播过程中，媒介的行为、受众的反馈、传播的效果等环节中，追求传播效率与经济效益已成为公认的价值观。当工业化、标准化的思维应用于音乐行业，音乐创作成为音乐生产，音乐作品转变为音乐产品，买方市场的理念在音乐行业中蔓延，最终只能以经济指标衡量质量高低。中国拥有着全世界人数最多的音乐网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7年6月，我国音乐网民已超过5．24亿。[10]继《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歌曲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后，网络音乐创作、商业性演出等音乐传播活动便开始瞄靶式地精准定位于大众的需求，媚俗、戏谑、恶搞等畸形的音乐传播现象肆虐，音乐成为音乐人谋生的手段，丧失了艺术作品的灵魂和社会的责任。2015年6月，文化部在“剑网2015”网络音乐专项治理中，要求《老师你好》《自杀日记》等120首歌曲禁止传播，这一举措充分说明此类问题的严重性。

（四）过度娱乐主义

美国学者C·R·赖特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在继承了拉斯韦尔“三功能说”的基础上，认为提供娱乐也是大众传播的功能之一。这个观点本无可非议，但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充分表示了他的担忧，并提出警告，过度娱乐将会使社会受到致命的摧毁。[11]“集体狂欢”导致大众传播从形式到内容、从声音到画面无不充斥着娱乐的欢腾。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回忆往事，这个时代除了娱乐，恐怕很难有什么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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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根据真无功功率（正弦式无功功率）定义公式无功功率Q=ΣU(n)I(n)sin(θ)，无功功率计量算法与有功类似，只是电压信号采用移相90度之后的。测量带宽主要受到数字移相滤波器的带宽限制，ATT7022B无功功率的测量带宽也可高达21次谐波。

三、对音乐传播反智主义现象的反思

（一）重塑理性的音乐传播媒介“把关人”

音乐受众接受音乐信息，并形成有效反馈，不仅需要健全的视听感觉器官，更需要较为全面的音乐知识。按照受众掌握的音乐知识的多少和欣赏能力的高低来分，可以将音乐受众划分为消极型、积极型和专业型三种。消极型是指不具备音乐知识受众，他们的音乐欣赏主要是跟随时代的潮流或是受他人的影响。积极性型是指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和音乐鉴赏能力，有一定的音乐欣赏能力和兴趣偏好的音乐爱好者。专业型是指经过专业的音乐教育，有较为全面的音乐知识的音乐专业人士，他们对音乐品质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并能做出专业的评价。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在接受媒介时会产生信息认知、交往互动、心绪转换、排解压力等满足感。但是，当前的音乐传播媒介严重低估了受众的需求和接受层次，通过同质、低质的方式娱乐大众，存在过度娱乐化的现象。上述现象主要存在于音乐选秀和娱乐报道中，以全民参与的表象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金兆钧曾批评一些音乐选秀节目，为了达到视觉效果，不惜将五音不全的选手包装成明星。包括《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的内容上，选手的故事是不变的环节。温情的故事足以将受众的注意力从音乐转向故事本身，以至于音乐反而居于次要位置。在娱乐报道中，大众传媒对反智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媒体用自身的行动验证了“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12]的论断，在各种小道消息的变异中，满足了受众窥探他人隐私的心理。如在有关《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的网络新闻中，学员的丑闻、内部黑幕、撞衫事件、导师退出之类消息要远比对音乐内容多得多，也更能吸引网民的眼球。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反智主义获得新的新的市场。在后现代社会中，可以说一切都是文化。它刻意远离深刻，追求“一种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13]尤其是网络环境下，音乐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明显，音乐“把关人”缺位现象严重，导致反理性主义现象盛行。长此以往，音乐传播的环境必将招致破坏，不利于音乐行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越是在传播自由的时代，越是需要理性的音乐传播“把关人”，发挥他们在音乐信息选择、加工、制作、传递过程的作用，提升音乐传播在社会教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

（二）发挥专业音乐人的作用

[6]刘强，李慧．论音乐媒介化与审美价值的重构[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6（2）：39-48．

专业音乐人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领域的思考与反馈，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步的体现。在创作过程中，专业音乐人时刻以音乐符号反思历史、刻画现实、畅想未来，并借此彰显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仅需要具备精湛的音乐技能，而且还要有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功底和高尚的人文情怀。他们需要“比普通人更敏锐地观察社会的各种动态,他们的内心也比普通人更为迫切地趋向于时代的精神。”[14]相反，当今社会的音乐“恶搞”和“有毒”现象的背后是对规则的破坏和对法律的践踏。音乐人应当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对于媚俗的音乐行为要予以坚决抵制，以自身的行为净化音乐传播的环境。

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可以由平时考核模块（作业、英语小测试、实训考核）和综合测试模块（期末闭卷笔试）两大部分组成。平时考核中加入英语测验，主要是考虑到国际结算的专业用语多，在单据、票据和信用证等内容需要用到大量的专业英语，在跨境电商的商品推广，磋商等环节都需要使用专业英语。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专业英语的重视程度以及促进其对专业英语的掌握程度，应该增加英语测试。平时成绩满分100分，最终按照40%到50%的比例折算加入期末总成绩。

（三）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在多大多数情况下，音乐传播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音乐。大众传播媒介受到政府、经济利益集团、受众的制约，有宣传、经济、公共性和公益性三重职能。音乐传播也具有社会教化、传承文化、符号象征、艺术审美、休闲娱乐、商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无论从大众传播，还是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看，经济效益只是其中之一。反观现实，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片面地强调音乐的经济属性，将音乐经济功能无限制地放大，音乐传播行为具有典型的短期性和功利性行为，不利于音乐传播的健康发展。

以经济效益来判断音乐传播行为的成败，容易将音乐创作者、音乐表演者、音乐录音录像制作者等音乐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做“卖方”和“买方”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深层次地反映社会现实。并且这种现象容易将“销售量”作为衡量音乐传播行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注，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此外，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音乐传播行为还容易导致音乐传播的“买方市场”现象，音乐创作和传播行为完全依据受众的需求，而使得音乐传播者的主体地位丧失。因此，在音乐传播过程中，需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音乐艺术价值应置于时空的宏观视野，吸纳不同媒介和场景的元素，利用媒介与商业整合能力，实现历史、现在、未来三位一体的价值呈现。

其次，制定不相容岗位分离机制。比如在款项支付过程中，负责网银支付审批和实际操作支付的财务人员不能为同一个，货币资金的收支和记账不能为同一人，物资的采购审批和实际验收入库的岗位不能为同一个人等。

（四）培养有智性的受众

在传统媒体中，在记者、编辑、编审等“把关人”的作用下，大众传媒遵循着一套较为规范的职业准则，承担着多重的社会职能。在此过程中，理性地对待传播工作，是一项基本的要求。在传统音乐传播领域，“把关人”对音乐形态、音乐信息、艺人包装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行业自律。例如，一张唱片需要经过组织创作、歌手表演、录音录像制作、包装、推广发行等环节，每个环节中创作人、表演者、录音师、录像师、宣传策划人、销售商等参与者根据分工不同行使有“把关人”的职责。此外，广播电台、报社编辑、音乐评论人、栏目主编、广播电视主播等大众传播媒体在音乐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音乐信息不至于偏离公序良俗太远的距离。

就我国音乐受众而言，目前的绝大多数受众属于消极型，他们“未掌握特定编码，在面对在他看来乱七八糟的莫名其妙的声音和节奏、色彩与线条时，感到自己被吞没了……仅满足于音乐元素引起的感情共鸣，谈论朴素的色彩和欢乐的旋律。”[15]音乐传播的反智主义现象不仅仅是传播者单方面造成的，受众的接受与反馈也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否则缺乏“智性”的音乐内容也无法获得普遍的欢迎。“任何审美快感都是主体的某种需要在审美对象上获得的主动性满足。”[16]由此可见，大众传媒不仅要担当传播音乐的功能，还应当承担教育、引导受众的功能，只有在受众音乐素质提升的基础上，反智主义现象才能从根源上得以遏制。

参考文献：

[1]（USA）Hofstadter Richar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1-3．

[2]（美）马克·鲍尔莱恩．最愚蠢的一代[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35-52．

1.2.1 分组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90例拟行无痛分娩产妇均分为3组，A组采用生理盐水复合0.10%罗哌卡因硬膜外麻醉、B组采用0.25 mg/L舒芬太尼0.1 mL复合0.10%罗哌卡因5 mL硬膜外麻醉、C组采用0.50 mg/L舒芬太尼0.1 mL复合0.10%罗哌卡因5 mL硬膜外麻醉。

[3]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M]．New York：Pantheon，2008：15．

[4]余英时．历史与思想[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48．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引入了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技术，这给建筑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同时给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也带来了难题。建筑企业及施工管理人员不及时更新安全标准化管理，就没有办法适应当下的新变化。只有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稳步和建筑市场实现共同进步，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新的标准要求，才能让建筑行业的安全问题有指导依据。

[5]邵培仁，邱戈．媒体弱智：是社会咒语还是媒体现实[J]．江海学刊，2006（1）：118-125．

所谓音乐传播，就是音乐人以音乐信息为载体，将自身的思想、观念、意图、价值、信仰等内在精神内容对外进行传播的过程。音乐人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性的关系，一方面音乐人的音乐作品会触发受众的情绪波动，产生思考，甚至改变其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受众对于音乐人的创作也起着制约性作用，受众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音乐人的影响力的大小和生存状况。音乐人创作的音乐作品与受众需求就像天平的两端，彼此之间需要平衡。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音乐人应自觉其占据音乐传播主体地位的意识，通过音乐创作活动对受众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7]邓晓芒．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现代哲学，2011（3）：46-54．

[8]（法）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C]//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91：150．

Course Changing Decision for Collision Avoidance According to Social Emotion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9]（USA）Hofstadter Richar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233．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网络信息中心，2018-01-31．

[1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4．

[12]（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2．

[13]（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5．

[14]张前，王次炤．音乐美学基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136．

[1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批判力的社会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16]陈林侠．华语大片中“人海战术”与“反智现象”[J]．艺术评论，2008（10）：16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