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与交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高层论坛”综述

2017年9月11日至12日，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中国音乐史学会协办的“交汇与交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高层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共有来自包括新西兰、中国台湾及大陆的33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① 第一单元（9月11日9：30-11：30）主持人：宫宏宇，发言学者：金桥、沈冬、庄文达、邹彦、居其宏、孙小钧；第二单元（9月11日14：00-15：40）主持人：李岩，发言学者：宫宏宇、王岩、项筱刚、留生；第三单元（9月11日16：00-17：40）主持人：杨和平，发言学者：蔡秉衡、余峰、乔邦利、肖阳、洛秦；第四单元（9月12日8：30-10：10）主持人：蔡秉衡，发言学者：梁茂春、戴嘉枋、汤琼、钱仁平、程兴旺；第五单元（9月12日10：20-12：00）主持人：李诗原，发言学者：蒲芳、李淑琴、刘富琳、彭丽、李晓天；第六单元（9月12日14：00-15：40）主持人：洛秦，发言学者：杨和平、李岩、陈永、祁斌斌、韩淑筠；第七单元（9月12日16：00-17：40）主持人：余峰，发言学者：钱庆利、田可文、李诗原。本次论坛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海外传播与影响、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史料钩沉与蒐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与会专家学者就此四个方面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9月11日上午举行的论坛开幕式由冯长春主持，赵维平、洛秦先后致辞。赵维平首先对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期待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新成果。在致辞中，他分享了自己对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几点思考：首先，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与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他期待学界能够更多关注上海的音乐史料；其次，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音乐本体出发来考量音乐事象及其历史价值。他认为，澄清历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但从目前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尚存诸多干扰因素，还有上升和提高的空间。最后，他提出了“传统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该如何定位？”的思考，并指出传统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应该被予以足够的重视。随后，洛秦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样一次聚焦于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体现了特殊性，不仅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缩影，同时，作为中国音乐近现代转型的摇篮，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包括学堂乐歌研究、黄自、齐尔品、贺绿汀、萧友梅研究以及重写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等在内的近现代音乐史重要研究领域，都是在上海音乐学院产生和兴盛起来的。

一、上海“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研究

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院校，上海音乐学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上海音乐学院90周年校庆，部分学者也借此机会通过分享对“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相关研究为上海音乐学院90华诞献礼。

洛秦以《〈音乐院院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的历史沿革及其意义》为题发言，他就刚刚出版的《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刊集》介绍了该书的缘起、书名确定、结集出版过程等。《音》是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院刊和校刊结集而成。其内容记载了当时的政府指令、学校组织大纲和学制、会议记录、考试曲目、音乐会节目单等，是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和音乐院校教育史的重要文献。他指出，《音》的出版是“上音人”多年的心愿，希望这一“解密”能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上海音乐学院院史研究的深入带来新的动力。余峰以《文明际遇与文化嬗变——上海“国立音乐院”经典气度九十年》为题发言，他以大量的实例，分别从“思想荟萃的讲坛”“英才辈出的摇篮”“经典示范的殿堂”三个方面，对“国立音乐院”九十年嬗变的音乐思想脉象进行了梳理和解析。肖阳以《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1927-1937）奖惩制度研究》为题发言，她将目光聚焦于1927至1937十年间，国立音专的奖惩制度，通过对奖惩规章和奖惩记录的研究，提出了奖惩制度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培养“德技双修”的音乐专门人才的规范与保障，为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她认为这一制度对于学生的培养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汤琼以《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课程标准及暂行试验规则〉有感》为题发言，详细介绍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课程标准，并通过对这一课程标准的研究，反思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她指出，学校对学生的培养需体现全面性，引发学生更广泛的思考，从而避免学生对于自己学科外的知识过于陌生。

病株主要特点：发病率相对较高，贯穿整个玉米发育期。在玉米苗期受害比较严重，最初是心叶正面会出现不规则的透明褪绿点，后连接成面侵染整个叶片，并且在病叶背面会出现不规则形状的蜡白色脉突。后续导致病株矮于健株，叶片较健株更为宽短肥厚。

新进检验员一般都经过一段短暂的实习期，但他们对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工作没有具体的概念，不清楚此类单位的工作性质。他们对工作的现实感还不强，可能有人还抱有非常高的理想，个人主义浓厚，偏离单位的工作实际或自己另起炉灶，舍近求远追求科研和各种荣誉。

近现代音乐史中的传统音乐研究在本次论坛中所占分量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戏曲方面，未见说唱、民歌、乐种等研究。这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音乐”领域，而对传统音乐研究不够重视的现实情况。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新音乐”的研究，还是对传统音乐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冯文慈先生所说：“尊重史实,中国的古老传统音乐文化和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文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内容中应该并存并重,努力争取做到符合客观史实的平衡”。[1]

二、台湾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此次相关台湾音乐史研究的参会文章共3篇。金桥以《从“制乐小集”到“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场影响深远的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为题发言，他认为以许常惠为代表的台湾作曲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力推动现代音乐的发展，组织了多个作曲家团体（如“制乐小集”等）。这些作曲家团体的音乐活动可视为继弗兰克尔与谭小麟等人开创第一次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这次“启蒙运动”催生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音乐家，留下了许多经典现代音乐作品，促进了海峡两岸音乐界的交流与合作，并将“华人声音”推向世界舞台。金桥指出：“台湾音乐家为中国新音乐在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音乐文化如欲在21世纪世界潮流中开拓新纪元，需要全球华人的共同努力”。台湾学者庄文达以《台湾台语流行歌曲的发展与变迁（1895-1945）》为题发言，通过整理该时期台语流行歌曲的大量影音资料，对台语流行歌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揭示了台语歌曲与香港、上海流行歌曲的密切联系。庄文达认为，虽然在日据末期，台语歌曲的创作进入停滞期，但从日据五十年整体观察，台语歌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日据初期人才辈出、佳作众多，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台湾学者蔡秉衡以《1949年大陆迁台音乐家对台湾现代国乐教育的贡献》为题发言，他聚焦于1949年迁台音乐家（如梁在平等）。文章系统梳理了这些迁台音乐家的音乐活动，反映了这些音乐家为20世纪五十年代后台湾高等音乐教育以及国乐推广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沙漠地区河道深基坑开挖过程中地下流沙（水）及防坍塌的处理……………………………………………………… 赵小雷（12-55）

此次论坛，近现代音乐家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对象上看，既有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也有部分是目前研究中未被重视的音乐家；既包括作曲家，同时还涉及了音乐教育家、歌唱家等。此外，上述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包括基于新史料和目前未被重视的“边角”史料进行研究、从作品分析的角度对作曲家的创作风格进行阐释、通过历时梳理探究音乐家的音乐观念和教育理念等。

三、近现代音乐家研究

本次论坛中，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戏曲音乐研究的文章共有3篇。王岩以《哈尔滨地区京剧评剧初期发展概观（1919-1931）》为题发言，她改变了以往以剧种和名角为中心的戏曲音乐研究手段，从戏班和演出场所的视角切入，对1919至1931年期间，京剧、评剧在哈尔滨发展初期的情况进行探查，分析京剧与评剧各自的发展特色及相互作用，从而明确二者在该时期哈尔滨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历史地位。钱庆利以《传统曲体在近现代音乐创作中的作用——以板腔体对中国歌剧创作的影响为例》为题发言，对板腔体在中国民族歌剧创作中的运用进行历时梳理，并由此反观当代民族歌剧创作的现实情况。文章指出，虽然新时期歌剧作品不断增多，创作手法也渐趋多元化，但从歌剧作品的质量来说却出现了滑坡现象。作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是认识问题，为数不少的作曲家认为板腔体手法老套、过时，是观念上的错误，也就是创作源头上的问题；二是能力问题，作曲家对传统的吸收、消化、出新能力欠缺，缺少对艺术作品的敬畏感。针对这一现象，作者强调当下的歌剧创作应当向传统学习，把塑造经典旋律作为歌剧音乐创作的第一要务；同时，运用板腔体手法的成功经验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遗弃。因为这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反哺传统。李晓天以《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京剧音乐创作的主要特征》为题发言，探究了20世纪末期京剧音乐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一时期京剧音乐创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突破“文革”中音乐创作的藩篱，更加注重运用多种声腔和板式叙事、抒情与写景；摒弃“文革”中概念化的创作模式，更加注重人性化地塑造人物，解释内在个性心理特征；克服了“样板戏”中追求“高”“快”“响”，更加契合主题、揭示人物个性、符合剧中情境，突出剧种和地域风格的音乐创作思维；摆脱了“样板戏”中乐队伴奏的固定模式，实行根据剧目题材、人物塑造要求和剧目风格特征设计乐队的音响效果。

除上述内容外，还有部分涉及音乐教育、音乐思想、地区音乐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如孙小钧在题为《近代烟台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的发言中系统梳理近代烟台基督教教会学校音乐课程的设置、社团与音乐活动、教会学校音乐师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教会学校对近代国人音乐启蒙和社会音乐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留声在题为《被遗忘的战场：1939-1941年间上海流行歌曲对战乱的反映》的发言中，以新见史料为线索，分析了1931-1941年流行歌曲词曲作者对战乱以及由此引发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并认为，以陈歌辛、黎锦光、严华、姚敏等为代表的百代唱片公司的多位作曲家、作词家“超越雅俗”的艺术趣味，在当时社会音乐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乔邦利《常州近代首支管弦乐队及其活动情况》一文从乐队成立北京、关键人物、构成与活动、历史意义等四个方面，对常州第一支管弦乐队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对近现代音乐史相关研究提供了地方性史料。陈永（华中师范大学）《1930年代中国音乐之“位”与“化”》一文基于两篇重要的音乐评论，陈觉玄《中国音乐科学化》（1942）与张沅吉《中国本位音乐》（1935），并结合相关史料，梳理了19世纪30年代的音乐文化思潮，讨论了当时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时代特征。

当前台湾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家及作品研究、音乐教育研究两方面。此次论坛有关台湾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两个领域。上述三位研究者的探讨并非是单独针对某一位音乐家的研究，而是对于特定时间段相关音乐事件的历时梳理。从研究现状看，台湾地区对近现代音乐史中的传统音乐研究数量较少，本次论坛也未见此类成果发布。

四、近现代音乐史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家研究是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此次会议相关研究文章共有6篇，涉及的音乐家包括姚敏、钱仁康、周旋、曾志忞、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等。台湾学者沈冬以《〈好地方〉的沪上余音：姚敏与战后香港歌舞片音乐》为题发言，她基于大量的文字、音像史料对姚敏移居香港后的创作进行了整理，并通过对战后香港歌舞片音乐“曲范”生成与转移的实例，来观察上海流行歌曲在香港的承袭与延续。文章指出，通过旧曲新题、旧曲新词、旧曲新编、旧曲新舞等手法，上海流行歌曲在香港歌舞片中积累了新的传播动能，不但使得上海老歌经典化，更为旧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邹彦以《钱仁康先生艺术歌曲创作初探》为题发言，在对钱仁康先生创作的艺术歌曲进行了梳理基础上，选释了《燕子》《紫罗兰》《春潮曲》这三部作品，并从歌词选择，音乐结构、钢琴伴奏、终止运用等方面进行分析，阐释了三首歌曲的创作特征。文章指出，钱仁康先生的艺术歌曲创作在题材的选用上主要包括白话诗歌和爱国题材诗歌两个方面，体现了其创作深受黄自及国立音专学统的影响。项筱刚以《周旋的历史意义——纪念周旋逝世六十周年》为题发言。作者通过史料考察和研究分析，探究了周旋历史地位的形成，提出周旋能够形成如是历史地位是“历史的合力”的结果。文章从多个层次具体剖析了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各个方面，总结了周旋的历史影响，提出周旋就是周旋，既不崇高，也未能免俗。文末，作者在谈到如何对待研究对象时，认为一味抬高的做法不可取，研究者需要更加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李岩以《回头蓦见——以〈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的修订为例》为题发言，他再据“新史料”对原文《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进行了修订，其内容包括曾志忞身世及家训的重要内容、贫儿院成立及被赐“皇匾”的原因、曾氏寿渔堂家祠”的新史料等。李岩通过本次增订，表明了“曾志忞史料绝未‘殆尽’”的现实及其“孤证不立”的学术立场。杨和平以《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为题发言，他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系统研究了出自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三位音乐家。围绕着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活动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三位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和成就。文章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和贡献，除了萧友梅、黄自、贺绿汀等代表性的领导人和著名音乐家的贡献外，还不应忘记那些在上海音乐学院发展历史上默默耕耘、创作育人的一批音乐家。韩菽筠以《声乐届“四大名旦”声乐教学理念异同刍议》为题发言，文章聚焦于声乐领域，从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四位歌唱家声乐教学艺术的形成脉络、声乐研究理念、声乐教学特征等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对四位歌唱家的声乐教学规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与以往从音乐家角度切入的研究不同，此次论坛相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研究，从学校奖惩制度、课程标准、院刊和校刊等文献资料着手，集中而系统地梳理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当时的办学、教学和管理情况，阐释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理念和策略，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史料和研究思路。特别是《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刊集》的正式出版，为“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也为研究者查阅相关文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五、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传播相关研究问题

本次论坛将音乐传播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体现了论坛主办方对近现代音乐史中音乐传播问题的重视。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2]没有这种人的社会行为，音乐就无法流传和存在。无论是“新音乐”从海外的传入，还是传播媒介多元发展，都使得音乐传播的意义在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中更为凸显。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次论坛有关音乐传播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传播媒介”三个方面论题。有的学者关注音乐传播的现象和结果，另一些学者则针对音乐传播问题本身展开思考，进而把承载的音乐内容的传播媒介作为史料或对象，进行专门研究，拓展了建现代音乐史研究的视野。

音乐传播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此次相关音乐传播研究文章共有6篇。祁斌斌以《贝多芬在中国的前30年（1906-1937）——以中国音乐期刊为例》为题发言，文章从“接受史”的角度切入，整理了1906至1937年间国内有关贝多芬的研究资料，包括传记类、作品介绍类、逸事类、年谱、诗歌等，分析了贝多芬在国内最初的传播情况。宫宏宇以《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为题发言，文章从史料出发，以大量的外文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上海1843年开埠后寓沪西侨及来华西人的音乐活动。该研究包括九个部分，分别为：早期来沪基督教士及其教会的音乐活动；早期外侨社团演剧活动中的音乐；寓沪外侨乐人、业余音乐组织及其演出活动；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寓沪外侨专业乐人；贝多芬在上海；外来专业音乐家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会；外来演出团体、巡回歌剧团带来的剧目；寓沪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等。蒲芳以《关注当代音乐史史料之二——从“中国唱片”说起》为题发言，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唱片”的基本概况，探讨了“中国唱片”的特点、历史成因、影响力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唱片作为音乐的重要媒介之一对于共和国几代人音乐审美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需要我们在音乐史的研究中给予其足够的重视。李淑琴以《放眼世界立足自我共筑中国音乐文化美好明天——美国“古今回响——欢庆中国文化”艺术节介绍及引发的思考》为题发言，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音乐、宣传和参与三个方面介绍了在美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的情况，内容涉及演出曲目、场地、媒体评论和听众反响等，并着重阐释了作者由此而引发的有关中国音乐海外传播问题的思考。文章强调了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关系，提出了研究者需要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对于世界音乐的贡献和价值。刘富琳以《潮剧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传播》为题发言，作者基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通过潮剧在越南胡志明市传播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潮剧在越南繁盛及衰败的原因，并认为：作为乡音，潮剧能够联络乡情；潮剧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对身份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彭丽以《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与流变》为题发言，从广播电台、出访演出、唱片发行等多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彭修文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所开展的音乐活动。文章指出，作为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奠基者之一，彭修文参与建立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形式与为此创作改编的许多乐曲，对之后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彭修文与他的民乐合奏艺术率先走出国门，将这一新型合奏艺术传播至世界各地，在极大推广中国音乐的同时，也为世界华人的民族向心力的凝聚起到重要作用。

六、学科建设相关研究

本次会议相关学科建设的文章共有7篇，内容涉及学科理念、学科教育、学科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居其宏以《唯物史观与秉笔直书之知行统一观》为题发言，分别阐述了唯物史观、秉笔直书、知行统一与音乐史研究的关系，强调了三者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指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直是历代学者共同遵循的治史观念和方法；秉笔直书作为中华史学传统中的精神支柱，为后代史学家所弘扬发展，编纂出许多堪称为信史的著作，是中国史著中的精华；“知行合一”要求对某种理论、学说，不仅要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阐发，还要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进行实践。梁茂春以《学术生命在创新——中国现当代音乐史教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为题发言，阐述了目前音乐史学科在教学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文章指出，近十年来，随着各类音乐院校不断成立，所产生的音乐史研究论文也不断增多，无论是各级别的学位论文，还是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有着惊人的数量。然而，这些论文的质量却在不断下滑，高质量的文章越发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标准化、规模化、程式化的统一产品，严重缺乏学术创新的精神。作者认为学术功利化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强调研究者应该要避免带着枷锁写文章，避免“鹦鹉学舌”，要能够在研究中发出“新声”。戴家枋以《目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言，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来分析目前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在教学方面，作者认为，目前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储备力量不足，选择近现代音乐史作为专业的学生人数大为减少，学生的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也尚待提高。在研究领域方面，目前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史料的挖掘，因而缺乏具有宏观性的、思辨性的、批判性的研究。为此，作者强调需要提高危机意识以思考学科如何健康发展。钱仁平以《中国近代音乐理论史研究现状及其对“重写音乐史”的作用》为题发言，文章在阐释“理论”“音乐理论”“音乐理论史”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近代音乐理论史的发展脉络，文中提议将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分为“三个三十年”：“1919-1949”“1949-1979”与“1979—2009”，并重点阐述了“第一个三十年”的主要音乐理论特点。文章认为中国近代音乐理论史是由近代教育家、作曲家、理论家共同创造的，当代音乐理论家、史学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其显现，并对“重写音乐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程兴旺以《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根本转向》为题发言，他从“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根本转向”的现实意义、主要内涵、现实举措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作者指出，中国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不在于为建设而建设，而在于培养人才、成就人才、服务社会，这就要求必须努力在理念上、课程上、师资队伍上、教育教学方法、管理机制体制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扬弃，改革创新。田可文以《音乐政治学、音乐传记学与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为题发言，基于对音乐政治学、音乐传记学的学术视域阐释，探究音乐政治学、音乐传记学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关系。他指出，“音乐政治学”与“音乐传记学”在我国初步兴起，使人们重新对以往的历史观念进行检视，同时也带来了音乐史研究者对于“历史应该如何书写”的疑惑。他认为，在当下的历史学环境中，音乐史学在更为开放的场域中交互融合与发展，我们的研究者除了继续传统的研究课题与方法外，更要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文化上的理性观照，需要扩大我们的学术视域，时刻检视与反思以往研究的问题所在。李诗源以《音乐民族化问题的历史考察》为题发言，对音乐的“民族化”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音乐民族化”并非只是单纯的音乐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有时还陷入复杂的政治话语之中，在不同的时期被置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体现不同的呈现方式和价值取向。他还指出：在“民族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既是一个参照，又是一个被表现的对象，还是一个价值评判的杠杆，扮演着不同的文化角色。

陈聆群先生曾把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比喻为一个“晚生而又多难的小弟弟”[3]，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且历经坎坷的学科，有关学科建设的思考自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从目前来看，无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学科教学都日益成熟，但学科本身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次论坛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较多，学者们围绕研究态度、研究目标、人才培养，亦即它与衍生学科关系等诸多视角，反思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共同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学科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

“那个治库工程咱能帮着吆喝？”“治库工程咱得甩手，那破事，钱再多也不能帮他瞎吹。我了解了下，魏昌龙这人在当地口碑不错，你再下去捣鼓篇人物专访。你文字功底好，转行搞新闻上手快，不错。陵矿这个版是你拉来的，按规定你提成10%。”

另一方面，HM国际货代公司应该引入更多高层次专业人才，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国际货代知识。人才引进可以对公司现有物流方案和流程进行改进、优化，在原有业务基础上进行创新，拓展新的货代业务，使企业在目前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下顺应时代变化，加强核心竞争力。

结 语

经过了两天的学术讨论交流，“交汇与交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高层论坛”于2017年9月12日顺利闭幕。此次论坛议题丰富，视野开阔、论域广泛，成果颇丰。一方面，学者们的发言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既包括了中文文献、外文文献，还涉及了音、视频资料，如李岩对曾志忞史料的增订、肖阳对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奖惩制度的研究、蒲芳对中国唱片的梳理、宫宏宇对大量外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等；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则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如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现象、从戏班与演出场所去分析戏曲音乐的发展问题、从民国时期地方管弦乐队建设和发展情况来补充民国音乐研究等。此外，本次论坛学者发言所呈现的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对个案的研究，也有整体的观察；既有文献研究，也有田野考察等。

本次论坛是一次聚焦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高层论坛，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大家庭的一次相聚。正如冯长春所说：“莅临本次论坛的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音乐史学大家，亦有年富力强、引领学科发展的中青年音乐史学翘楚，更有登堂入室、后起之秀的青年才俊，老中青三代学人济济一堂。”相信通过此次论坛各位学者的交流与碰撞，必将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提供新的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中国近现代音乐是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1）．

[2]曾遂今．音乐传播新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1）．

[3]陈聆群．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J]．艺圃，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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