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一、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

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性问题。无论是从中国建国后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还是从推进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教训来看，对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绩进行总结，归纳出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机制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通过不断理顺、调整和创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科学认知、理解和处理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暴露出的突出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全力破除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各种利益藩篱和机制体制障碍。从建国初的重工业化偏向，到改革开放后的出口导向，再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十九大之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每一次经济发展目标和重心的转变，均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矛盾与问题，通过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释放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活中国普通百姓的勤劳致富精神和创业创新动力，同时，找准政府在弥补市场发育不完全和市场失灵等方面的独特功能，通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适度引导、调控甚至干预，较为顺利地推动中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在国内外不同约束条件下发展动力的转换、发展模式的转化以及结构的优化升级。

4）从宜居性的角度完善城乡规划工作的公共安全设计，例如，在土地运用规划上，重视居民活动、娱乐中心以及文明中心修建的设计，提高城市边缘区的现代化水平。

第二，在把握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确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完善过程来看，经历了一个从完全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到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逐步科学认知的过程。可以梳理出来的演化脉络是，在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和模式的束缚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把“构建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方向。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与之相适应地形成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最终完成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长期艰巨探索和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则解答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内涵和实施途径，从实践和操作层面，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今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改革方向以及工作重点。

第三，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并重并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和精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篇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演变逻辑，始终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经济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家干预主义只是少数追赶型国家，或者是某些国家特定经济危机时期的边缘化或短期内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与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信奉或鼓吹的一味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由主义逻辑的经济学体系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强调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的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来最高效率和最大化地创造财富，主动依靠政府积极干预行为和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促进财富在所有经济参与主体中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对公平的再分配，实质上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有机结合。这就是在针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强化以公平正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发挥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功能必须有机结合的直接体现，高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和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思想篇，就是在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特定阶段，在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集中攻关期，针对中国经济在现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有待较大幅度提高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最为根本的解决思路，就是要主动并创造性地利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大机制的融合作用及其所蕴含的综合激励效应，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四，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融合，主动理顺和调整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各自功能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水平的适应性、协同性变化，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源泉和示范效应。依据自身特定禀赋约束和制度文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归纳出来的“华盛顿共识”，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然而，客观事实是，“华盛顿共识”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甚至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和制度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与之不同，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精髓，就是脱离了“华盛顿共识”这单一思维逻辑的局限，摆脱了所谓标准发展模式的桎梏，突出和发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大调节机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并重并行的作用，强调了分散决策和集体决策的有机统一，既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融合，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发育不完全所产生的各种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现象，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问题，也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来破除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利益藩篱，通过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同时，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自身关键要素条件的动态变化和制度文化环境的约束特征，持续推出和落实一系列、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推动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各自功能，确保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宜，促使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质上，中国特色发展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核心源泉。

二、 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

第一，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重点方向，涉及市场基本制度、企业治理体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财政金融制度、社会民生保障制度、对外开放体系等诸多机制体制方面的优化调整、重新定位和重新设计，并已经呈现出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系统性、协同性推进的重要特征。这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暴露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都源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局限性。因此，只有把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功能的全局性改革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全力破除中国当前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顶层设计问题，才能够将各领域的重点改革任务向纵深推进，重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

高等教育要符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和教育自身的规律。构建科学的渐进式专业认知教育体系需要吸取系统论、协同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知识，全面充分的认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教育规律。

第二，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化解当前经济焦点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总体层面来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从具体层面来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塑造、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面临一些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或困局；另一方面，从民生角度来看，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仍然存在突出短板、脱贫攻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迫切需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破解。然而，这些经济焦点矛盾和问题的发生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密不可分。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多数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行政部门依然沿袭的是唯GDP至上主义，所制定的各种经济和产业规划政策，与贯彻高质量发展新理念的内在要求不相匹配，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定位和干预手段，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错位、缺位、越位现象，应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没有放足、放到位，而政府应该主管和托底的权力又没有实施好、实施到位，甚至出现了政府官员怕作为、不作为、滥作为、乱作为等突出现象[1]。因此，必须将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贯彻到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各个方面，构建和完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广度和力度，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各种要素资源的直接配置功能，鼓励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转向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等方面，较大幅度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第三，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今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在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历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存在束缚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种种机制体制弊端，这集中表现在：市场秩序相对不规范，寻租腐败现象显著存在；某些关键要素市场(比如金融市场)因遭受各级政府不合理控制和干预，发育发展滞后，造成高端要素难以支撑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由于不同所有制的隐性或显性市场进入壁垒仍然广泛存在，偏向性的产业政策被地方政府广泛使用，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在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一体化市场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隐性或显性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攻关期，而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跨越这个重要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内涵和各项任务来看，一方面，要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实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目标。因此，要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特别需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是增强经济质量优势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最为基本性的制度保障。

第一，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要继续将科学把握和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种种逆境、挫折和教训，根源在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中国经济建设就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通过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逐步促成发展的。每一次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规律的新认识，都必将带来一场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层次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模式的又一次全新变革。因此，今后深入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坚持“有效市场”，又要坚持“有为政府”的定位和导向，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优势都发挥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三、 当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扭曲行为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生的多重障碍

从父母商店的一位顾客那里，我得知有一家女式服装店正在招模特儿。据她说，每月的酬劳有八百法郎，比在丝织品公司多两百法郎。她给了我服装店的地址，我决定去试一试。在电话中，一个威严的女声让我在下星期的一个傍晚去格罗雷大街四号面试。

港口投资会增加港口的固定资产，如：码头岸线、岸吊、堆场、场吊、集卡和电子信息设备等。为增加运营设施/设备，需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为服务这些新增的雇员还需增加服务业，这种溢出效果增加了临港区域的就业与居住，提升港口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与工资水平。劳瑞模型可以刻画这种溢出效应[10]，具体步骤为

第五，真正贯彻“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要合理界定、取消、改革各政府各部门对人才教育培育、甄别选拔、评价评奖体系的直接负面干扰效应，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和事后监管机制职能。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机制，与构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相脱离的现象，将今后的人才培养和制度改革重点落实在有效激励基础创新和高端创新人才、加快培养培训中高级技工和工程师方面。一是要真正重视农村学生初中毕业或未毕业就辍学以及高中升学率相对过低的现象，这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实现高质量增长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考虑将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以及职业技工学校，并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从根本上探寻出可行可靠的解决办法；二是建议设立新型的技工等级分级制度，强化与制造业相关的各类专业技术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建议将技工等级、劳动者参加技能大赛所获得的各类工匠荣誉称号与退休金进行挂钩，从提高终身收入的角度来构建有效的激励制度。建议可适当弹性延长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退休时间；三是彻底扭转高校学生过度热衷金融、经济学科的现象，改变全社会对金融、经济专业学生就业高收入的不良预期，建议尽快拉低国有性质的各类金融机构员工过高收入水平，适当拉平制造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就会从收入预期角度，化解高校学生不愿意从事理工和基础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困局；四是要鼓励高等院校和专业化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回归最为本质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合理认定和简化各种人才帽子，切断人才帽子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机制，通过强化事后成果检查和考核制度来推进对科研人才的合理激励机制。

第一，不少地方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滞后，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和控制行为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对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和动力激励，造成了多重的干扰效应甚至抑制效应。当前阶段，制约中国微观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动力的最为根本因素之一，就是以市场公平竞争为主的内生激励机制的不足或缺位[2]。在各级、各地政府实施以成本补贴型、财政资金奖励型或业绩选择型为主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意愿和执行力度，已经较大幅度滞后于各微观经济主体塑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内在需求和制度体系建设要求的特定情形下[3]，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研发动力以及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所依靠的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受阻于某些地方政府和机构部门对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的认知模糊混乱，较为普遍的政府过度干预、不合理控制关键要素市场行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扭曲效应。最近全国多个地方所揭露出的企业合谋骗取政府创新财政补贴资金的一系列事件深刻说明，在既有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下存在大量的腐败寻租活动，造成了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政府创新扶持资金被肆意浪费的突出现象。我们的实地调研和观察也发现，在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固化、发展思维僵化以及政府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的多重约束下，不少地方政府所实施的各种新型政府产业引导发展基金和创新扶持基金，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新的变异行为和扭曲现象，甚至回到了政府直接干预的传统模式。而且，不少地方政府特别是地级市以下的地方政府，由于对自身的行政权力和官员私人强大利益诉求的固化，仍然难以主动放弃过去以直接运用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导致了创新激励机制体制改革动力的僵化和滞后[4]。

第二，中国各级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控制以及对金融发展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对金融发展深化、金融结构转化以及金融功能强化，造成了多重的干扰效应甚至抑制效应。在中国多数地方经济仍然是由投资驱动和政府财政支出推动的格局下，在地方政府官员仍然是遵循“GDP至上主义”的锦标赛考核选拔机制下，金融资金资源就成为影响地方GDP增长特别是在短期内增长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就必然会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对地方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的控制和干预。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尚未发展出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相兼容的现代金融体系，相反，金融体系和金融体制整体上呈现金融抑制和金融发展停滞的总体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出现了金融创新方向“迷失”以及金融泡沫化的突出现象。集中体现为金融资金“脱实入虚”、金融过度扩张、互联网金融泡沫、影子银行问题、银行体系利益导向的金融工具不当创新、以国有垄断性为主的银行体系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思路混乱和制度短板解决滞后等问题；另一方面，又产生了金融发展不足和金融结构转换停滞的突出现象。以银行机构主导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不匹配，既满足不了传统制造业部门以提升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目标的高质量投资需求和创新研发投入需要，也满足不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巨额投资需求和高强度的创新研发投入需求[5]。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振兴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核心就是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升实体经济部门的全球创新力和竞争力。而中国当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构建，正在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和风险，而导致这些问题和风险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滞后，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和控制行为的扭曲效应，这具体表现在：

第三，由于政府对人力资源教育培训体系的相对缺位、投入不足以及收入激励体制的结构性扭曲，造成了当前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产生了诸多不匹配现象。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而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均要靠人才。然而，客观事实是，中国当前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已经严重脱节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存在显著的错配效应，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面临从创新研发人才到中低级技工层面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的强力约束。这既表现在大量高学历者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应用需要，企业国际化管理人才、战略设计人才、创新研发人才以及产品工艺设计人才等严重缺失，也表现在低学历者对智能化技能的掌握严重不足，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问题日益凸显。依据《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公布的数据信息*数据和资料来源于2017年发布的、由摩根大通支持和发起，并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完成的报告——《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中国2016年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而高技能人才则只占到5%。对比来看，日本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的比重高达40%，德国为50%。由此可得到的判断是，当前中国高级技工缺口将近1000万人；另一方面，当前阶段，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最为突出问题是基础研究能力体系的供给严重不足。在作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主力军的各高等院校以及各种专业化科研机构中，存在有真正研究能力和研究素养的前沿性顶级科研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由于“唯论文”“唯圈子”“唯关系”“唯帽子”“重名利”等一系列突出现象所导致的激励机制扭曲的问题，严重削弱甚至抑制了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

第四，逐步膨胀的财政供养人口以及多种腐败寻租活动，激发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过度干预和控制，迫使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面临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承担较高税费，严重削弱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内生能力和动力。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税费负担究竟高不高的问题引发了大量关注。客观事实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对政府和市场功能认知不清，导致出现政府权力侵蚀甚至替代市场机制、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和政府机构部门过剩等现象，由此带来了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水平不相符合的财政供养人口的相对膨胀和财政压力。这必然会催生出的一个严重的后果：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与自身发展能力不相匹配的高税费负担和不合理的税负结构。依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性缴费与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数据和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甚至高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税负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导致税费负担侵蚀了企业的正常盈利能力，抑制了企业后续的投资和创新投入动力。而且，中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也不利于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与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相比，美国是35%的所得税，再加上其他的地方税、保险费等，总计税负水平为40%，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实施的竞争政策下，现在降到了25%。美国企业税收制度没有增值税，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在没有利润的情形下，就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从而为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制度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来看，中国当前复杂的多层级的政府行政架构，必然会导致财政供养人口的逐步膨胀。而且，复杂的政府部门机构和庞大的政府官员体系，必然会催生不同政府行政部门对行政审批控制权力的追逐以及广泛的官员腐败寻租活动，进一步加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税费负担。

第五，当前，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定位和产业扶持政策存在不同形态的认知偏差和操作扭曲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心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定位及其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如何科学发展和有效壮大国有经济部门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逐步深入的探索和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国有经济部门与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机融合，如何体现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目标。然而，从中国各地方政府在推进“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实践活动和实际效果来看，暴露出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和“做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逐步凸显。不少国企利用自己在国有银行体系中的独特融资成本和贷款规模优势，利用自身在地方政府中的各种产业政策、PPP项目及产业引导基金中的“国有偏好”优势，大举进入房地产和容易产生泡沫风险的金融产业领域，而不是积极进入那些事关国民经济的关键产业领域或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领域，这对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以及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产生了种种较大的负面效应和扭曲效应，对民营经济部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

四、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今后改革方向与重点改革突破口

第四，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增强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既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升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全球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有效激发和强化基础研究能力，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协同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加快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与提升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不相适宜、不相匹配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和利益藩篱，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实现科技强国、质量强国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当前困扰和束缚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为突出因素，仍然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一方面，针对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而言，无论是从支撑科技创新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还是从支撑现代金融和科技创新协调发展，或是从支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既需要政府来完善和提供有效金融体系和人力资源等关键配套支撑条件，也需要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最优地配置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以及促进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针对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协同体系而言，既需要政府为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以及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资金和科研人才的分配、激励和监管机制，也需要有效的市场机制，为创新成果的中试化、产业化、商业化以及产学研一体化体系的构建提供有效的转移通道、利益激励和分配机制。

第二，当前理顺和协调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改革领域和重要突破口，是积极实施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和职能配置优化，大力实施简政放权为主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无论是从发挥有效市场机制或者激活微观主体活力的角度，还是从构建新型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以及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改革突破口，就在于破除各种机制体制障碍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藩篱，就在于主动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不容忽略的客观事实是，当前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增长，所遇到的深层次障碍因素是党和政府对经济引领的旧有痼疾以及自身革新方面。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主动通过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构建出与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要求相适宜的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在激发市场机制动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弥补政府失灵方面，要主动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积极发挥政府在经济调控、监管、兜底能力以及在弥补市场失灵和解决各种外部性方面(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突出的外部性方面)的作用，必须尽快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有效财政投入，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效能。

第三，全面突破对金融体系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局限性认知，全面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切断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的非市场化利益联系，加快建设以直接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全面激活和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切实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强化提供长期贷款的这两大核心能力角度，来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转换，要将金融发展的着力点和金融制度设计的核心点，全面落实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活动和自主创新体系相互匹配和相互支撑方面。一方面，认准和坚持发展股票市场对解决中国当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性作用，不要受到股市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继续加快新股发行速度。同时，遏制和消除企业在上市过程中的作假和腐败活动，加快健全股市的一视同仁的退出机制。实现允许国外优质企业在中国上市的机制突破。加快京津冀等区域性的三板四版建设；另一方面，当前迫切的改革任务是取消针对银行机构的直接融资功能的法律限制，要积极研究发挥银行机构特别是地区性中小银行机构直接融资功能，鼓励中小银行机构和跨国企业、企业集团、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相互融合发展机制和银企一体化机制，前瞻性地研究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监管制度设计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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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公共工程交通部助理Thor Mineaka说，通过现场参观以及听了相关介绍，感觉当地政府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对渡口的发展和运营十分重视，不但投资建设新渡船，还补贴渡工收入，这些投入对渡运管理安全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政府部门和海事机构对渡口管理十分重视，他们的规划和建设有前瞻性。而且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渡口，岛上的百姓可以免费乘坐渡船，这表明了政府对人民的关心。

第四，全面突破对国有经济部门和国有企业发展定位的简单或狭隘思维，要从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角度，来布局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协同合作发展关系，同时，要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作为谋求构建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共存共发展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方面。将积极促成大中小企业与国有民营企业之间创新链协作体系，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途径之一。面对中国企业之间创新剽窃和模仿行为盛行而导致的市场过度化竞争和发展能力低端化锁定的发展困局，面对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格局，已经由单个巨型跨国公司，逐步转化为大中小企业协同集群以及平台化企业集群的新模式新格局，针对促进大中小企业与国有民营企业之间创新链协作体系形成的重要改革和发展任务，一方面，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侧重于促进大中小企业与国有民营企业之间创新链协作体系的形成和强化方面，积极打造在创新链体系中的“国进民进”新发展格局[6]；另一方面，大企业和国有企业应定位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鼓励大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将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所获得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关键共性创新技术和基础创新技术，向与有着协作合作关系的小微企业免费溢出和转移，促进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对于fx并不能区分2FSK和4FSK信号，所以需要fx3来识别2FSK和4FSK。对于2FSK信号，特征参数fx3=1；对于4FSK信号，特征参数fx3=0.36。根据这两个不同的值可以区分出这两种信号。

[2]张杰，郑文平，翟福昕.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56-68.

[3]张杰，宣璐.中国的产业政策:站在何处?走向何方?[J].探索与争鸣，2016(11):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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