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赋新研二题

一、《杂诗》

中古时代多有所谓“杂诗”。这个专门名词解说起来约可分为两大义项，一是指诗的类别，一是用作某一首或某一组诗的具体标题。

在前一种义项下，说的是下列情形：前人的作品或本来就没有题目，或原有的题目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在编辑这些作品时为方便指称起见就称之为“杂诗”，例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在《文选》中就被纳入“杂诗”这一类。还有些诗，本来有标题并且也流传于后，但因编排时无类可归，也可纳入“杂诗”一类，如张衡的《四愁诗》，在《文选》也列入“杂诗”一类之下。

作为类别的“杂诗”概念，往往包容极广，可以统摄种种题材难以归类之诗。这时的“杂诗”有点像是一个编辑家建立的诗歌收容所。

在后一种义项下，诗人觉得某一作品难以命名，就避重就轻地称为“杂诗”。这个办法似乎是建安诗人们率先采用的，三曹七子中不少人用过“杂诗”这样的题目。《文选》卷二十九选录了王粲、刘祯《杂诗》各一首，曹丕《杂诗》二首，曹植《杂诗》六首等等。李善在王粲《杂诗》题下出注说：“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后来的“咏怀”、“感遇”、“即事”、“遣兴”以至“无题”等等标题，大抵也是这一类的杂诗，只是换了些更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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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诗往往抒发比较普泛的人生感慨，取一个什么具体的题目都不尽合适，篇数较多的时候尤其是如此，就将它们题作杂诗。中古诗歌中的杂诗，相当于后来散文中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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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类别的杂诗和作为具体标题的杂诗虽然原是两回事，但很容易混为一谈，因为无伤大雅，也就可以不去严加分辨。这种情形有点像现代文学中的“杂文”概念，按鲁迅的说法，编集子如果文章不分类而编年，就叫“杂文”：“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1](P3)。在这种原来的意义上，“杂文”是文集的一种类型即编年者，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篇文章；但是人们也往往说“这一篇杂文”如何如何——这种意义下的杂文其实相当于带有文学性的短评。

结合图2、图5、图6可以看出，沉管周围尤其底板处海床循环剪应力比较大，这也解释了沉管近、远场海床液化发展规律的差异。

同组诗《饮酒》相似，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大约原非作于一时，稍后由他本人编辑起来，而后来的人大约又有所增补改动。

其中前八首大抵都是咏叹关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的。其一云：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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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感慨人生短暂，“盛年”(二三十岁的青年时代)尤其短暂，光阴一去不复返，应及时努力，及时行乐。这是魏晋诗歌中反复咏唱过的一大主题，陶渊明也非常喜欢在诗里发表诸如此类的感叹。

其二云：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

因为理想未能实现而夜不能寐是这首诗描摹的主要情境。“不眠知夕永”、“终晓不能静”写失眠的情形最为简要中肯。大志未能实现这一层意思陶诗中曾反复提起，由此似可推知在他早年辗转于仕与隐之间多年，总是很有些难言之隐，他本人不大肯说，后人亦难知其详。

曾经有人认为，此诗中写“日沦月出，气变时易，似亦微指晋、宋革代之事而言。”(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实属文外悬谈，毫无根据。把陶渊明的许多诗句硬往晋、宋易代上拉去，产生过极坏的影响，其流毒至今尚待进一步肃清[2]。

其三云：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

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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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

这一首仍然讲盛时易过，而强调衰老来得很快，严霜令野草枯悴，自己的青春也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陶渊明青年时代有十年在外面到处跑，后来觉得很可惜，“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事情很可能是那些年的奋斗当初是寄予了重大的希望的，而最后落空了，还是回了故乡，还得从一般行政机关的“吏职”开始。

陶渊明早年的浪漫主义理想究竟包括那些内容，现在无从确知。凡是未能实现的美梦，后来往往不愿被具体提到。先出去闯世界，然后不得已又回老家，正是许多人经历过的道路，用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的比喻来说，这相当于一只蜜蜂或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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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不能实现，那就抛弃那些空想，过普通日子，享受生活的小乐趣吧。于是就拿这平庸的生活来报复先前的理想，甚至用来安排自己的一生，并从中寻找快乐和安慰。这种转折变化也是许多人经历过的。陶渊明在《杂诗》其四中直言其新的人生设计道：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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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这里开头说的“丈夫志四海”不过是虚晃一枪，事实是这样的远志已被抛弃，从此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喝老酒，睡懒觉，不要任何空名，也不再有各种矛盾的念头(“冰炭满怀抱”)，人生太短暂了，在被埋葬以前有什么必要去瞎忙呢。

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这样“欢娱”的日子其实充满了痛苦和忧虑，到下一首《杂诗》其五他摊出了更深层的想法：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合理选择水表，保证水表质量，是提高计量准确度的前提。具体来说，应该分析用户的用水量、水压、水质、管道口径等因素，然后做出选择。如果用户的用水量小、流量比较稳定，优先选用口径在40mm以内的旋翼式水表；如果用户的用水量大、流量变化明显，优先选用口径在50mm以上的螺翼式水表[4]。如果水质浑浊，可以使用干式水表，利用计数机件和水体隔离开来。如果水温在30℃以下，最好选择冷水表；如果水温在30℃以上，最好选择热水表。此外，从经济成本角度看，适当降低出厂水压，可以节约电费、减少管网漏损；适当减小进水管口径，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这话应当是陶渊明真实的想法，但听上去总不那么甘心，全部内容同开头所说的志在四海实在格格不入。

真正美好的还是青年时代，那时即使没有什么可乐的事情，却总是高高兴兴的(“无乐自欣豫”)。青年时代充满了理想，有梦可做多么幸福，追梦的生活又是多么充实啊；可惜现在自己已经老了，即使有什么欢喜的事情也快活不起来(“值欢无复娱”)，正在走向没落，走向死亡，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完蛋罢了。晚年的陶渊明不免有点颓唐，尽管他一向强打精神，来享受生活。

《杂诗》其六谈如何安排老年生活：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

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

其中，ETot和Ei分别为系统的总能和单个原子的能量，N为晶胞原子数目，γi是晶胞中第i种原子的原子数Ni与总原子数N的比值. 从表1中的凝聚能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五族原子(N、P、Sb、Bi)掺杂砷烯材料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N掺杂砷烯结构的稳定性最强，Bi原子掺杂砷烯的晶体结构稳定性相对较差. 因此，分析不同原子掺杂形成晶体材料的稳定性相对其强弱情况与根据形成能计算结果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根据上述焊接材料的选用原则，AWS A5.14，AWS A5.11标准中材料的用途，以及管道焊接需要全位置焊接的工艺要求，NiCrMo-3，NiCrMo-10、NiCrMo-12系列焊接材料均适用于N03867超级奥氏体不锈钢的焊接。母材与焊条熔敷金属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对比如表3、表4所示。

所谓“长者言”无非就是老年人关于光阴似箭人生易老那些老生常谈，陆机《叹逝赋·序》说：“昔闻长老追记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年轻时不爱听诸如此类的老话，等到自己过了五十岁，亲眼看到亲故凋谢(“忽已亲此事”)，自己也渐渐老去，这才知道老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把钱花光、身体健康的方针是对的，这里的“有子不留金”用了汉朝人二疏的典故，太子太傅疏广、太子少傅疏受叔侄荣休时皇帝颇有赏赐，疏广回老家后天天请乡亲们喝酒，准备把那笔钱花光。有人劝他应多为子孙着想，给他们留些田产财宝，就此他发表了一通议论，阐明给子孙留下许多钱财只有坏处，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陶渊明专门写过一首《咏二疏》发挥此意，是有名的诗篇。[3]

陶渊明是个达观的老人，对于行将来到的死亡，他抱一种非常通达的见解，听之任之，随时准备回老家。《杂诗》其七写道：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活着如住旅馆，总是临时的；死了是得到归宿，是回了老家。陶渊明关于死亡写过好几篇诗文，皆豁达之至，应为老年人所必读。

陶渊明对于功名、利禄、家庭、子女、生活、死亡都看得通明透亮，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失败，辛辛苦苦地躬耕，也没有能够保住基本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组诗的最后他发了一通牢骚，这就是《杂诗》其八里所说的：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麤絺以应阳。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代耕”指当官，《孟子·万章下》说：“禄足以代其耕”。自己不想当官，愿意靠种地养活自己一家，这应当是最正当的吧，但活得很是窘迫，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有些问题，总是令人哀伤的。这是什么道理？实在想不通，毫无办法，还是来喝一杯吧。这正是庄子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陶渊明一向用这种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度过种种难关。

可以当官而不想当官，虽欲自力更生又颇不可得，活得非常艰难——这是陶渊明最大的悲哀，也是他对当时社会最深刻的控诉。他为什么会写《桃花源诗并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陶渊明《杂诗》之第九、十、十一这三首的原文如下：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

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其九)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

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 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

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其十)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沉阴拟熏麝，寒气激我怀。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

取p=3 000,用模型(9)—(10)求解该问题,所得图像如图5所示。观察图4和图5知,本文提出的模型可用于图像恢复。

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其十一)

本文中所提到的智慧旅游，是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借助移动终端设备，以APP、微信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为智能平台，一方面将大别山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强调游客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及便利性；另一方面，为大别山景区的经营方面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又高效的软件销售平台。

但是“起为州祭酒”未必就是他的初仕。他的诗句“一去十三年”原作“一去三十年”，是专家们改成十三年以证成己说的。从《杂诗》中间的这三首诗看去，在充当州祭酒之前，陶渊明从二十岁起已经走出茅庐，忙于某种公务——是属于那种经常要舟车劳顿的差事，所以诗中称为“驱役”、“羁役”，“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羇”。

此事在正式的史传中未见记载，这里恰恰可以以诗补史。从“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以及“沉阴拟熏麝，寒气激我怀”、“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这些诗句看去，诗人似乎时时到长江下游去，那里有东晋的首都；看来他又曾到寒冷的北方去过，淹留甚久。那时南北对峙，东晋官兵在谢玄领导下正在北伐，陶渊明也许曾代表江州刺史桓伊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使命吧。[4]

列于最后的《杂诗》其十二是一首有点怪异的作品：

袅袅松摽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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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

这一首太短，内容与前面各首也不相类，所以蒋薰说此诗“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蒋评本《陶渊明诗集》卷四)事情很可能是如此。

这三首似乎都涉及陶渊明最初出仕的经历，并就此发表感慨。关于陶渊明的出仕，现在一般都认为开始于他二十九岁时始任江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此事一般系于太元十八年(393)他二十九岁时，由此下数到义熙元年(405)他彻底退出官场，前后十三年，而这就被认为是《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之所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这里所写的大约是所谓“仙童”，身材柔软，气色极佳。陶渊明在《拟古》其五中说起过“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这位活神仙的特异之处也在于面色极好看，而他的衣食都很糟糕。此其所以为神仙也。“袅袅松摽崖”这一首在现存文本的前后应当还有些诗句，后来佚去，此诗遂不免费解。

但这首残缺而费解的诗仍然是有意义的，它表明当陶渊明在辛勤耕作而仍然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之时，一方面寄希望于世外桃源，另一方面则不免向往神仙世界。所以他写过志怪小说《搜神后记》。曾经有人怀疑陶渊明既然那样旷达，又怎么会拳拳于鬼神。事实上他的旷达并不彻底，“理也可奈何”，理性之外的世界遂亦令他不无神往。

陶渊明好像很喜欢写组诗，在同一题目下陆续写出若干首，如《归园田居》、《饮酒》、《拟古》、《读山海经》等等皆属此类。一组中的各首之间大抵没有紧密的联系，全组显得比较松散，甚至杂乱。陶渊明一贯潇洒无拘束。

黄文焕《陶诗析义》却说陶渊明的组诗都是有严密组织的，《杂诗》也是如此，于是提出种种颇为牵强附会的分析，讲到第十二首更特别强调“结法最工，而其寓意深远，则尤在言外。”(卷四)他把陶诗供起来读，顶礼膜拜之不暇，分析自不能中肯。要想将陶渊明研究深入一步，首先要把他请下神坛，回到那时的官场和田园里去。

二、《感士不遇赋》

辞赋原是中古作家的首选文体，《文选》的编排就以赋、诗、文为序，许多别集也大抵采用这样的顺序。陶渊明是一异数，他的集子里诗在最前面，而赋、文在后；他以写诗为主，辞赋甚少，现在只能看到三篇，一篇《归去来兮辞》，一篇《闲情赋》，一篇《感士不遇赋》。前两篇甚热，笔者也曾略略有所分析评说*参见顾农《〈文选〉中的陶渊明》，《天中学刊》2017年第2期；又，《“闲情”不闲——重读陶渊明〈闲情赋〉》，《文艺报》2016年10月26日第3版。，后一篇一向较为冷落，显得失去平衡。

《感士不遇赋》正文之前有一短序云：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

小序一上来追溯这个题目的创作史，说明自己的这一篇赋是继董仲舒、司马迁的同题之作以后，写来发表感慨的，以“导达意气”，释愤抒情，从而实现自己内心的平衡和平静。“导达意气”是陶渊明关于“文”之作用与意义的新归纳，同他在《五柳先生传》里所说的“著文章自娱”同为文学思想史上重要的命题，而且相互联系——唯其能够“导达意气”，故能发挥“自娱”的作用。其他文艺形式，例如书法、绘画、音乐也都有类似的情形。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见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以及《古文苑》(韩本)卷三*《古文苑》先后有两种本子，早一点的是韩元吉整理之九卷本，有南宋淳熙刻本；晚一点的是章樵增补注释本，分为二十一卷，有明代成化刻本。，大旨在于感慨世道不良，正人君子没有出路，勉强进取不仅不能成功，还会倒霉，不如退居于野，保住自己。“皇皇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总之，“士不遇”其实是件好事，这样比较安全。这里有许多牢骚，他本人确曾因为进取而栽过跟头，被捕下狱。他的正面主张是“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宁可不遇，不能放弃求善的基本原则。这应当是他在政治生活中接受了教训以后的新认识。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亦见于《艺文类聚》卷三十：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这大约只是原文的一个片段*《文选》卷三十九江淹《诣建平王上疏》李善注引用过该赋的两句：“理不可据，智不可恃”，即不见于上列引文。《艺文类聚》的引文大抵经过节选。，但已可看到许多牢骚，但尽管“世戾”(社会不正常，多戾气)，他的人生态度仍然是积极的，赋里大声疾呼道：“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他不能甘心于“没世无闻”，可惜这个不正常的世道却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只好归于“委之自然”，听天由命。

这两篇赋分别代表了两位作者某一阶段的某种情绪，并非他们的全盘。事实上董仲舒的行事为文基本上是积极甚至很积极的，他努力发挥《春秋》公羊学的精神，为大汉王朝出了好多主意，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也并未完全委之自然，他在受到严重不公的打击之后仍然忍辱负重，写成了伟大的巨著《史记》。

陶渊明的想法与汉代的两位大师有同有异。他在序言中感慨现在人心不古，是非颠倒，小人躁进而得意，君子道消而白干(“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不如退避于林下，保住自己的清白(“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虽感士不遇，而归于固穷笃志。”(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总之，在陶渊明看来，当今风气太坏，没有办法，所以“志道之士”只能隐居，不宜进取。

陶渊明比起董仲舒、司马迁来，应当说是消极得多了，他确能言行一致，实行了归隐。他的《感士不遇赋》看来当作于归隐之初或正式归隐前夕。或以为作于晋、宋易代之后，其中的感慨且与易代有关，而细读原文，却看不到这一方面的任何联系。事实上陶渊明对于刘宋取代东晋的变化态度相当平静，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态度都很平静，大家早就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赋的正文约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相当于总说，最为重要：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汨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陶渊明说，人为世上之灵长，生活态度从来各不相同，有的愿意在基层过自得其乐的日子(“或击壤以自欢”)，这是潜伏派；也有人有着远大的抱负，要为大众做一番事业(“或大济于苍生”)，那是跃进派。他们各行其是，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但现在的形势同正常的世道太不相同了，到处都是罗网，士人面前充满了危险，所以敏感的人赶紧逃出官场，回老家种地，去过贫贱而安全的日子(“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他同时强调地指出，虽然已经走出了体制，但思想上仍然要坚守儒家圣人提出的原则，讲究忠孝信义，做一个道德高尚的正人，绝不能装腔作势，追求人间的虚誉。只是现在风气太坏了，高尚者往往因其高尚而受到诽谤，芬芳而无人赏识，群氓容不得同自己异样的高人。

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虽归隐而不任诞，生活方式似乎像道家，而思想品性仍然是儒家，孤芳自赏，谢绝尘俗。这其实也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是人们理解他的一把总钥匙。

第二段转向追溯历史，说明自从淳朴的上古时代(“炎帝帝魁之世”)结束以后，士人的命运就开始不正常了，士之不遇表现为各种形态：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恸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陶渊明在这里历举了一批“不遇”的正面人物，这里有：

汉朝名臣张释之(季)早年沉沦下僚，当了十年管理马匹的“骑郎”，他打算自免而归；中郎将爰盎知道他是个人才，向汉文帝提出推荐，文帝同他谈话以后，立即提拔他为“谒者仆射”。后来他就比较顺利了，一直当到廷尉。如果没有爰盎为他推毂，他将长久地被埋没[5](卷102)。另一位汉朝名臣冯唐老于郎署，很晚才很偶然地被汉文帝赏识，派他持节去云中，赦免云中守魏尚，同时提拔他本人为车骑都尉[5](卷102)。汉初的贾谊是了不起的政论家，由于许多人保守的高官说他的坏话，被赶出朝廷，下放到老远的长沙去，年纪轻轻就死在那里[5](卷84)。《士不遇赋》的作者江都相董仲舒是一位渊博深刻的经学家思想家，平生颇多波折，一度下狱，几乎死于非命，幸而没有垮到底，最后他决定告病家居，退出官场了[5](卷121)。

好人未必有好报。伯夷最后靠吃野菜过日子，终于饿死在首阳山[5](卷61)；颜回(颜渊)很穷，英年早逝，连买棺木的钱也没有，他的父亲颜路请求他的老师孔子卖掉自己的车子来解决这个问题[5](卷67)。李广立下赫赫战功，始终未能封侯，后来还受到他的领导、因系外戚而身居高位之卫青的责罚，终于自杀[5](卷109)，引起普遍的哀痛。汉成帝时的大臣王商出过许多好主意，开始还比较顺利，后来就遭到外戚权臣的诬陷，被免去宰相职务，吐血而死[6](卷82)。

陶渊明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优秀的人才很容易“不遇”，倒霉，甚至非正常死亡。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高级人才的道路实在艰难：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

陶渊明熟于历史，对古代人物了如指掌，其中的优秀分子一向是支撑他的精神力量。他写过《集圣贤群辅录》(一称《四八目》)，历述古代精英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7]。他在诗里说：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又说：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赠羊长史》)

所以在他慨叹“士不遇”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时，不禁想起一批令人敬仰和同情的古代名人。他大约把自己安排在这一批人的队伍之末，其“无路不涩”的感慨应为“有我之境”。

《感士不遇赋》结尾甚短，这个第三段写道：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

陶渊明感叹天时人事的道理都是讲不清楚的，只能我行我素，从我做起。“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君子固穷，原则必须坚守，宁可孤独穷困，不能屈己从俗。这是陶渊明的底线，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自己为什么要抛弃县令一职，挂冠而去: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这里的“违己交病”是从反面来说的，同《感士不遇赋》里从正面说的“不委曲而累己”意思完全一致。宁可不遇，坚决不向世俗的朝市妥协！

一篇《归去来兮辞》，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把陶渊明成熟以后的人生态度都说清楚了。这跟晋、宋易代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时离易代还早，而且即使在易代发生之时及其以后，他的人生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易代是一时的事情，也是比较小的事情，而“士不遇”则是历史长时段里的常情，是一个正直的士人永远必须面对的大事。

前人评《感士不遇赋》，以晚清大批评家刘熙载《艺概·赋概》的两段话说得最好：

董广川(仲舒)《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司马子长(迁)《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屡空晏如之意。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诗，持也。此义通之于赋。如陶渊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

前一段分别提出董、司马、陶三赋的关键句，极得要领，也道出了这三人的特色：董仲舒强调道义高于利益，君子忧道不忧贫；司马迁要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忍辱负重，竭其全力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陶渊明坚守独立的人格，个性的自由，绝不勉强自己去迎合世俗，于是归隐。陶渊明不违己，不委曲，真正做到了君子固穷。他们都发扬了儒家的精神，只是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后一段指出陶渊明的言行一致，文章既然这么写，做人也就要这么做。此即所谓“持己”。言行分离的是政客或骗子，而隐士应当实话实说，说到做到。

要了解陶渊明，可从《感士不遇赋》入手。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J].文学遗产，2017(2).

[3]顾农.放手让子女自力更生——读陶渊明诗《咏二疏》[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

[4]顾农.陶渊明的初仕与初隐，书品[J].2016(4).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顾农.《五孝传》是陶渊明编的家庭教材吗[N].中华读书报，20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