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诗社、地域认同与现代天津文化空间的转换

现代文学里的旧体诗词创作现象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研究者或肯定旧体诗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1](P88)，或注重其思想抱负与文化追求[2](P158-184)。民国时期的各大城市里涌现出许多“雅集”唱和，如在北京前有梁启超发起的万牲园修褉题咏，后续有像1930年4月的中央公园上巳聚会[3](P46-47)。在上海，有希社、春音社，及影响较大的沤社[4](P38)。在南京，雅集主要在中央大学：“以黄侃为首的结社集会，分韵联句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时常进行的文人活动。”[5](P65)南京还有诸如潜社、如社、梅社、青溪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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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津的古体诗词创作也颇为活跃，如《庸言》上由梁启超组织的唱和活动，以遗老为主的“须社”唱和 [6](P23-24)等。与上述这些雅集、诗社相比，城南诗社在诗艺上并不突出，组成人员分散，活动时间断断续续，在政治、文化思想上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从文人团体与城市、文化与物质互动的角度来看，它显示了另一重文化意义：诗社的创作与仪式化活动，为现代城市留下传统文化空间；在此基础上形成较强的地域认同，驱动这些文人介入城市改造，探索传统文化空间的现代转换。从这点上看，城南诗社不仅是一个在现代白话文背景下接续传统的旧文人社团，更是一个积极介入城市现代化，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里争取到立足之地的文人群体，由此，也可以重新审视传统文人在现代文学里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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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南诗社的源起与接续传统的实践

在现代白话文兴起后，面对着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转变，现代教育体制的冲击与白话文在报纸传媒的广泛运用，传统文人的诗词唱和渐渐失去了公开传播的空间，或者自娱自乐，或者只在朋友、亲属、师生等小范围赠阅。而原本蕴含网罗名士、扩大政治势力意图的“雅集”也逐渐消失了参与政治的功能，活动场域也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场合，成为单纯的以文会友的松散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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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诗社是一个在现代天津兴起后，从私人集会逐渐转变成为对城市文化空间产生影响的团体。在1920年代，城南诗社集会的参与者主要是严修等人。据王武禄所记：“林墨青庚申立存社，月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指严修)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声应气求，先后力社者颇众，今且逾百人矣。”[7](P164)但查《严修日记》，这时的诗社既没有像陈中岳声称已定名为“城南诗社”[8](P16)，也没像王武禄所说固定“两星期一集”。不过，这些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将这种活动固定化。1924年王守恂整理了历年诗集，辑录成诗歌集《城南诗社集》，涵盖了从1921至1923年间，63人182首诗歌。可以说，这个诗集的出现才标志着“城南诗社”的正式定名，并因此让外界所注意。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中表彰城南诗社：“范老实主之，吟侣甚盛，颇多旧识，报载《城南十子歌》，直可作小传读也。” [9](P166)但王揖唐也说他们只是“偶有觞咏，尚不寂寥”，却“不免声闻之过”。诗社要有较大影响还必须有固定的集会、强大的创作团体与诗集的出版。在1930年之前，城南诗社虽然成立，但聚会不定，创作诗歌不多，影响不显。所创作的诗大多未能出版，1928年《城南诗钟》五卷，未能刊刻，1930年《城南诗社集》只有个人手迹，甚至都没有抄正。

从1920年代开始活动到1936年达到高潮，“城南诗社”用“雅集”形式汇聚一批传统文人。到1930年代，它以仪式化的活动引起人们关注，传统文化得以在现代城市里恢复。尤其将它放在城市文化空间视野里，就可以鲜明的发现它的独特性——对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追认与继承，通过固定的仪式、内容，培养并产生了强烈的地域认同。

城南诗社的仪式活动在城市里争取到了相当的关注度。自“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雅集唱和就被贴上“复古”的标签，不再为报纸等媒体所关注。1927年改版后的《大公报》还时常登出“西沽赏桃”的诗词唱和，到了1933年再次改版后，古体诗基本上消失。由于城南诗社的持续努力与影响力的增加，现代报纸在1936年终于大量报道了城南诗社的雅集。1936年9月26日《益世报》以“复兴水西庄文物槐厂落成”先行预告：“西院槐厂，昨始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定于本年重阳节(下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大公报》也有相应跟踪，在10月23日“雅集”那天登出报道：“今日重阳节 士绅雅集 地点：城西水西庄 时间：正午十二时 (本市消息)距津市三里、南运河畔、水西庄遗址，前由津绅陈宝泉、李金藻、陈中岳、吴象贤、俞品三、姚品侯等，组织复兴委员，擘画复兴水西庄文物事宜。所有芥园东查慕园别业，业已整顿一新、西院槐厂，亦已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如华世奎、赵元礼、陈宝泉、姚品侯、陈中岳等，特定于今日(重阳节)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饮酒赋诗。昨日陈宅特派人将新种菊花百余盆，运往水西庄，以资点缀清兴，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云。”虽然《益世报》与《大公报》关注更多的是征集“文物”与“赏菊”，并未登载诗词创作，但显然可见其活动的影响力。

1936年的这次盛大聚会，是诗社的重要事件，参与者田维蓝在唱和里记下了“雅集”的具体活动：

姚侯最先至，犀轴光瑩炷。众宾如缄滕，文采相委属。于役赴津南，薢茩适良晤。故人欢在颜，绸缪见情素。纵酒滌尘襟，赏花压凡俗。豹叟饮尤豪，巨斗不能酗。张陈两醉翁，翻使庐陵妬。酒半激高怀，诗兴涓涓注。宁祇洪都宾，秋水长天赋。万仞既游心，八极恣驰骛。轩然一笑间，珠玉联翩吐。迺有逋租人，重阳辍佳句。吾儒贵解脱，得失奚暇顾。扰扰九衢尘，眼花看成雾。姚侯陈古义，旧雨堪四沂。分赠秋吟篇，不厌至百读。赏奇复奚疑，交嘲讼亦互。极宴适娱心，渊明讵独步。酒酣睪然望，斜阳已在树。宾客唱言旋，曲诘辨归路。沉吟聊自坐，诗傧捱于痼。操瑟立竽六，媿对箫韶护。寄语谢诸贤，明朝挂帆去。*田维蓝：《丙子水西庄重阳雅集分韵得数字》，《广智星期报》，1937年2月21日。

从田维蓝的诗与现存照片来看，此次“雅集”人数大概在四十余人左右*在“分韵”表上具名的有陈嵩若、章一山、程卓沄、马仲莹、张一桐、王什公、许琴伯、 孟定生、韩补青、马诗癯、管洛声、杨子若、陈病树、杨协赓、张梅荪、方地山、高凌雯等。。他们的社会身份较为复杂，例如有政府部门官员，像李金藻、王人文*王人文(1854-1939)，历任贵州、广西等省知县、知府，广东按察使，陕西、四川布政使等，民国时任四川宣抚使。抗日战争期间，拒绝出任伪职，寓居天津。参见廖盖隆等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有家族式商人，像严氏家族的严仁泽；有像俞祖鑫*俞祖鑫(1891-1980)，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人，字品三，肄业于北京畿辅实业学堂，曾在河北第一博物院任职。参见唐石父《天津文教界收藏家述略》。这样的学校老师；还有一些在企业职员，像杨寿枬*杨寿枬(1868-1948)，字味云，曾中举人，1918任天津纱厂经理，1923年任天津华新纱厂专务董事长。参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郭春畲；也有像金梁*金梁(1870-1960)，号息侯，浙江杭州人。溥仪寓居天津时，常有联系。“对复辟幻想最为强烈，因此在溥仪被逐出宫后也最感到痛心。”参见李世瑜《遇变日记·前语》。这样的遗老。从他们的身份与经历来看，此次雅集网罗文人之多，范围之广，确实是天津自清以来的诗会之最。但是此后，随着李金藻的离津，严氏家族的式微，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天津再也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盛大的诗词集会。1939年，不甘寂寞的赵元礼试图再一次聚会，但应者寥寥，曾经雅集者要么病逝要么远走他乡，他在《戊寅重九分韵诗存·序》(1939年)里感慨：“自从李君远游，遂尔中断……今岁重阳转瞬即至，插萸赏菊，风景不殊，四顾茫茫，而天时人事又不知变换如何也。” [7](P167)。国难之中，唱和难行，成员流散，诗社基本等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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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城南诗社在接任者李金藻的积极参与策划下，开始产生较大影响。首先，诗社的活动开始固定化，由原本的随意活动向“雅集”发展，内容则由游离不定向“重阳”节日主题靠拢。据李金藻回忆：“重阳之会，吾乡严范孙先生于城南诗社提倡甚早，但非必年年作会，亦非必会会有诗。自乙丑聚于择庐成为例会，如是连续者十年，满壁诗笺，笼纱久矣。”[10](P246)从他的回忆来看，严修虽然发起“会”却并不固定时间，也不是每会均有“诗”。直到在他主导下，从1925年聚会地点固定，诗社才有“例会”与更积极的创作。城南诗社从游戏开始向仪式化活动转变。此后，城南诗社年年在重阳召开大型“雅集”，成为吸引天津文人的重要活动。其次，李鑫藻还力推诗集的出版。按他回忆说：“是日会者二十四人，分韵得诗，大抵有蓄念故人之意，间及于范老之提倡风雅，并溯及于城南诗社有以也。诗成名《乙亥重阳雅集》，为《甲戌重阳雅集》之续。”[10](P246)两个“雅集”的作品均有刊刻，诗社作品有较为广泛的文字传播。1933年，雅集参与者有16人*分别为：杨寿枬、王守恂、郭则沄、许以栗、高凌雯、陈中岳、李金藻、查耀、刘潜、严智怡、俞祖鑫、张同书、赵元礼、陈宝泉。，1935年参与者24人，从人数与结构上看，除了与严修交好的朋友外，有了新的力量加入。至此，诗社有骨干力量，加上固定化的仪式活动、积极的出版，因此能形成氛围，扩大影响。

二、文化共识的形成与地域认同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城南诗社的地域认同是基于乡土认同，而又有所差别的。传统的乡土认同的基础是籍贯。而对于移民城市的天津，像严修、李金藻均原籍浙江，其他人基本也是从外地迁入，“土著”文人屈指可数。那么如何在不同籍贯的基础上形成地域认同呢？作为诗社一员的高凌雯对此深有体会：

雅集唱和使城南诗社首先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创作古典诗词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共识。雅集更是仪式化的传统文人活动，能够获得多人参与，证明了城南诗社对“高雅”的共识与确认。在雅集里，众人也纷纷表示雅集对天津的重要意义：“斯会倘获百年长，家家雅韵传贤嗣。”[13]有诗人将“雅集”推高到振兴天津文化的高度：“前贤未了事，吾辈莫敢遑。赓举重九会，意岂仅咏觞。文化赖以振，潜德赖以彰。”[14]除了雅集外，他们也将这种思想共识落实于实际教育中。如设立了后来争议较大的“崇化学会”。严修设立该会的主要目的是：“鉴于国学日微，将有道丧文敝之惧”。因此，“戊辰与华壁臣、高彤皆、赵幼梅诸君子立崇化学会，首假公室为之讲学之所，崇化云者蓋取汉诏，崇乡党之化以历贤才之意。” [8](P16)他请章式之与城南诗社诸人来讲习[15](P113-117)。而“崇乡党之化，以历贤才”则体现了他们对教育的一致关注，认为只有提倡和发展地方教育，才能净化地方风俗，从而培养、造就优秀人才。他们继承了士绅以“教育”回报乡土的传统，这种思想共识后来成为诗社诸君参与现代城市更新的主要动力。

在思想共识之上，诗社通过对传统的追认，将自身资源与天津传统资源相对接，形成了天津高雅文化传统的谱系，即传承了“水西庄”的诗词传统，进而上溯至“遂闲堂”，最终完成“遂闲堂”、“水西庄”至“城南诗社”的文化脉络，由此形成对“天津”的地域认同。必须指出，城南诗社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自觉的“天津人”认同，而是在雅集中慢慢培养出来的。早期的雅集接续的只是唱和的传统，而没有地域认同。但是随着他们对“水西庄”的关注与复建，使接续传统的意味开始向天津地域认同转变，诗社的雅集主题也从较为随意向有意采用天津传统资源转变。如1933年的《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所和的韵是沈文和重游芥园诗：“客到习闻渔父唱，诗成妙付雪儿歌。”这是城南诗社正式以“水西庄”继承人身份来唱和结集，以此唤醒“天津”文人与园林之间的联系，强调诗社传统渊源的合理性、高雅性。1935年的《乙亥重阳雅集诗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有诗人将雅集传统直追清朝时期的“遂闲堂”唱和。杨星耀说：“张氏名好客，辟园曰一亩。” [10](P247)郭春畲有诗旁证：“莲坡先生流风长，名胜不亚遂闲堂。” [10](P248)这里所提到“张氏”、“遂闲堂”，即清朝时活跃于天津并建成大型私家园林“问津园”与“一亩园”的张霖家族。“水西庄”、“遂闲堂”是天津古典诗词传统的代表。晚清诗人梅成栋在追忆天津诗坛时，评价说：“大抵津门诗学，倡其风者，推遂闲堂张氏为首，继之者，则于斯堂查氏也。”[16](P1)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遂闲堂”的先启作用，而后“水西庄”的发扬，使天津形成以私家园林为中心的唱和传统。而城南诗社正是在此基础上接续上了天津的传统文化，使诗词活动与地域认同融为一体。

现代城市兴起后，居民往往是“五方杂处”，不过“杂”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像北京的“杂处”，存在着核心的本地居民 ，上海的“杂处”则没脱离江南文化的底蕴 。天津的“杂处”则因得益于华北商业中心与租界便利，由于晚清华北的战乱，导致周边民众大量涌入，使“土著”极为稀少。1846年编制的《津门保甲图说》列出本地居民仅有740户，占全城总户数的2.28﹪ [11](P435-441)。开埠至清末，天津人口急剧增长，从1860年的20万左右增长到1911年的60余万，直到1928年112.2万人 [12](P943)。在这种人口背景下，天津的地域认同极为薄弱，传统文人难以集结，直到城南诗社的正式发展，传统高雅文化才得以通过雅集等形式得以恢复。

《敬乡笔述》以旧志及《津门诗钞》《津门征献诗》皆收外籍，谓为借重于人，攻之甚力，作《遂闲堂张氏、于斯堂查氏考》。余尝签其上云：张氏由明宇迁天津，查氏由天行迁天津。鲁庵、莲坡辈，实皆生长兹土，无异乡人。籍贯之说，用以限制应试士子，防其侵冒，不妨从严。至于桑梓仪型，义主观感，苟其人久居里党，有事可传，虽不入籍亦当以乡人视之。况天津更无所谓土著耶？ [17](P709)

通过接续传统与诗社唱和，诗社还发挥了联系与集结本地文人的重要作用。严修家族堪称是其中的中枢纽带。严修是“城南诗社”的发起人之一，推动了李金藻、陈宝泉等人赴日本留学，可以说与李金藻等有师承、赞助的关系。城南诗社诸君与严修不仅在诗词上交往，在其他业务关系上也非常密切。严修也与清代以来就扎根天津的华氏家族有着深切的联系，两家同样经营盐业，不仅在雅集上有往来，在办学、慈善等公共事务上，两家也经常互相声援。再则，由于严修科举出身，因此，在他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从小均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走科举道路，并有入仕经历的文人，如张同书、陈实铭、杨寿枬等人。即使严修于1929年去世，但他对城南诗社的影响仍存，历届唱和的组织者与参与者里都有严氏家族的身影。城南诗社以严氏家族为中心，通过师承、交往、姻亲等关系形成一个具有共识、有能力的本地文人圈，这也使城南诗社超越一般的诗社，成为一个松散但又能聚集一定能量的文人群体。

通过唱和雅集，城南诗社形成了与其他城市雅集的不同特点，即在现代城市里形成了较强的地域认同。诗社在严修等人的带领下，纷纷加入到文化运动中。他们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学与趣味都有着较深的眷恋，因此刻意保存与坚守“传统”——通过“诗词唱和”与“文人雅集”“乡土教化”一一展现。虽然趣味上固守传统，但城南诗社诸君却不固步自封，由于生活、工作在天津，较早接受各种新理念，同时也自觉投身于各项的现代事业中——在现代教育、现代金融、现代政治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有文化理想、组织力量、思想共识，城南诗社才有可能将天津传统文人的势力汇集成一股力量，从而才有可能在继承传统、空间再造、介入城市方面有所发挥。

在高凌雯看来，只要是“久居里党、有事可传”即可算是“天津人”，初步解决了乡土认同带来的籍贯纠缠。从城南诗社的组成人员来看，“久居”基本不成问题，而“有事”则赖于他们对天津的文化介入，除了诗词传统的传承外，他们还自发组织整理乡土文献。如高凌雯全力从事整理天津地方志方面的工作：“二、三十年来，博览志乘文献、故家谱牒及文士所撰的碑记、行状、序跋，广访遗迹掌故、佚事坠闻，参校考证，对天津地方史事做了很多补缺匡谬，索隐阐微的工作。” *高凌雯(1861-1945)，字彤皆，天津人。1893年光绪癸巳科举人。曾任国子监候补博士、学部普通司主事。参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高凌雯整理修成《天津县新志》二十八卷，并有辨析地理、论述真假的《志余随笔》。其他著作还有《天津士族科名谱》《天津文汇》《天津诗人小集》等。王守恂则著有《天津政俗沿革记》十六卷、《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使祖籍不是本地的诗人们认同并自觉延续天津的“高雅”文化，建构起诗社诸人对“天津人”的精神认同。

石料场设计方案不合理，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开采石料需要一定的人员与机器设备，从设计到组织施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建设石料场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增加了运输成本，占用过多的运输设备；对当地的水土保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浪费建设资金。从设计规划到建设石料场、石料场的用地建设、石料的开采、运输等，这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投入，取消设计中的石料场可以节省一定的建设资金。

三、传统空间的现代转换

但“水西庄”要真正在现代城市里获得保护、流传，只靠着他们的雅集与定期诗词作品展览，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在1936年城南诗社雅集影响最大时，年轻人去“水西庄”游玩，却发出这样的感叹：“‘所谓水西庄就是这几间旧屋吗？我们看见报纸上说水西庄的风景很好啊！其余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观光观光？’‘没有了，水西庄本来没有什么意味。所谓风景就是这几间破屋子。’警长说话很幽默。”[22]“破屋子”的现状实在难与此前唱和里屡被诗人们自我表彰的“琳琅满壁”联系起来，它揭示了雅集已经无法为现代年轻人所理解，也容易被误认为是“复古”的代表。因此，城南诗社必须寻找到使传统空间能够立足、转变为现代城市空间的途径。

城南诗社在早期活动里意识到这种压力。严修等人注意到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人的参与，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物质空间相呼应。“然无文人踪迹，则往往湮没无闻，敬亭山、浣花溪、香山社、快哉亭未必皆名区也。然有太白、子美、乐天、子瞻辈游居啸傲其间，则地与人俱传。”[10](P248)因此，严修等人才会着力于“水西庄”的复建。“水西庄”本是天津的一个私家园林，由查日乾兴建于1739年。他的后人查为仁同样喜好诗文，招揽天津文人与许多进京文人前来驻留，展开多次的唱和活动。杭世骏说：“莲坡先生耽嗜风雅，狎主齐盟，海内词人，靡不向风景慕。同时广陵马氏，遥遥相望。”[20](P1)查氏的私家园林成为天津文人聚会的重要场所。随着查氏一族的衰落，“水西庄”处于废弃状态，直到高凌雯注意到这个地方。“民国八年，(水西庄)亭圯碑断，高彤阶先生凌雯谋诸邓君振宇，以细绵土黏合，重树之。”[21]为了更好地修复“水西庄”，高凌雯联系严修等人，城南诗社由此全面介入“水西庄”复建。“严范孙先生尝思纠合同好，与复胜迹，以军事抢攘未果。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中山公园董事会，发起组织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经天津市政府立案，筹备进行。” [21]城南诗社的实质修复，一方面是为自己保留活动场地，另一方面也是使现代天津留存下一个可供各界参观、欣赏传统文化的现实空间，实现“文人踪迹”的“地与人俱传”。

由于报纸、电影、新式教育等西式文化在现代城市的扩展，传统的文化空间开始慢慢退场。以晚清地图绘制为例，1846年《津门保甲图》里所列建筑以官署、城墙、寺庙、园林等为主要地标。而在1888年《天津城至紫竹林图》[18](P47、65)里，洋行、银行、保险公司、西药房、报馆、领事馆等标志取代了它们。虽然这些物质形式并不是真的“消失”，但清晰地表明人们观念中这些原本重要的传统文化空间已在现代城市里急剧衰落、缩小、转变。对于城南诗社而言，他们的地域认同有时也与现代城市并不相融——一方是自我期待颇高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希望，另一方却是外界对其“落后”“陈腐”的嘲笑与误解；一方是自我标榜“重阳忽聚名流众”[19]，另一方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文人影响力的集体衰落。如何使这些传统文化所寄居的空间存在于现代城市，是城南诗社在进入现代城市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严修的儿子严智怡加速推动了“水西庄”从私家园林向公共空间的转换，而且他的立意就是直接将园林转为公园。这不仅源于他对“水西庄”的认同，更源于天津现代化进程里的前车之鉴。“袁世凯督直期间，为提倡实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在河北大经路东侧盐商张霖的莹地思源庄旧址，修建公园一座，内建劝工陈列所，因名劝业会公园。辛亥革命后，又经直隶省商业厅重修，先后改名为天津公园、河北公园，园内树木茂密，布置也颇具匠心，还豢养了一些禽兽。1928年，国民党政府又将该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这是近代天津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公园。”[23](P464)作为传统高雅一脉的张氏园林，是天津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但袁世凯显然无心追慕或者纪念张氏的文化意义。他在私家园林上建起劝工陈列所，完全改变了张氏园林所承载的文化象征。袁世凯离开后经费无所着落，公园趋于破败，导致华界的公园惨不忍睹。更为糟糕的是，张氏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劝工所、破败的公园里荡然无存。《大公报》曾遗憾的评价说：“当年骚人觞咏之地，今成竖子游嬉之场。”[24]严智怡作为留学归来的知识人，他体悟到“水西庄”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水西一区，不惟骚人墨客所低佪叹慕，其于国计民生，亦不在瓠子宣防下也。”[21]因此，他提出了以保护性开发为目标的主张，将“水西庄”向公园转化。在他的带领下，城南诗社诸君积极参与，组织了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开始对故址进行蓝图绘制，清列园林里的官产、民产，设定并给出相关的保护意见。可惜，这些前期准备并没有最终实现公园的建立，一方面是由于城南诗社资金不足，恢复缓慢；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配合意愿不强。更为艰难的是由于日本侵略，“水西庄”没能成为公园，而现代天津最终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空间。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基本原理是激光测距，事实上三维激光扫描的工作过程就是反复性的数据处理及采集过程。从获得扫描反射接受的激光强度，有效匹配扫描点的颜色灰度。对于扫描激光来说，系统局部坐标是采样点，而坐标原点是扫描仪的内部，通常X轴、Y轴都位于局部坐标系的水平面中，Y轴表示扫描仪垂直方向，Z轴表示垂向方向。由此可见，能够得出扫描目标点 P的坐标 XS、YS、ZS的计算方法。其计算公式和三维激光扫描激光原理如图1所示。

据《后汉书》《三国志》载，陶谦与曹操对战地点是在徐州，治所后来迁到山东郯城；陶谦死后，刘备接任徐州牧时，治所应已移至下邳，因为吕布是从刘备手中夺了下邳，并自封徐州刺史，治所就在下邳。直到魏明帝时，徐州刺史部治所才移到彭城（徐州）。但《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吕布的治所都是在徐州，这样，为了解释吕布何以是在下邳被缢死，就不得不添补一些情节。《三国演义》作者被认为是明朝吴贯中；明洪武年间，下邳县已属邳州，并另建新城，古下邳城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吴贯中不知是误会，还是有意，将战争重心移到了徐州，这与历史不符。

除了“水西庄”的私家园林向公园转换的尝试之外，城南诗社较为普遍的是参与改造教育空间。受严修等人影响及对乡土的感情，投身教育是“士绅”们介入乡土的传统方法。严氏家族就是这种传统的代表。1897年严修从贵州学政任满回津，即开办严氏学塾；1903年开办严氏女塾；1904年，严修将家馆与王奎章家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1905年开办保姆讲习所，培养幼师资源，并设蒙养院。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中，1928年创办南开小学。“至此，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包括女中、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校体系在天津形成。以家宅为基地，从只有几个学生起步，发展到如此之规模，这在中国近代学校史中，实属罕见之事。”[25](P174)在他影响下，徐兆光在1930年与苏星桥等人创办葛沽保国民小学校，任名誉校长。陈宝泉1930年改组河北大学，分设医、农学院于保定，而将其他科系并入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工业等学院。城南诗社里的林墨青在转换传统空间上走得最远：

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先后在西门里、河北大寺、行宫庙、慈惠寺、药王庙、城隍庙、放生院、育德庵、玉皇庙、圣慈庵、葛沽等十七处办起官立小学堂。后来又在毗卢室、弥勒庵、准提庵、白衣庵、白寺、皇姑庵、堤头、狮子林、草厂庵、无量庵、谢公祠十一处办起了女子小学堂，并亲自担任这十一处女子小学堂的总董。还设立了公立、民立、私立小学数十处，又改良私塾百余处。同时，师范专习所、体操音乐专习班等也相继创办，以提高师资的教学质量。一时兴学之风大盛。 [26](P130)

与严智怡改造“水西庄”时小心翼翼不太一样，林墨青对改造传统空间非常激进，推行速度很快，涉及范围较广，成果也很显著。但对于一个传统文人来说，其压力显然非常巨大。高凌雯评价他：“虽至猥屑身贬，抑而不辞，盖劳心瘁神，视兹事若性命者达三十年，至是而君已颓然老矣。当始莅事，其时人习故常，而忽有改弦易辙之举，闻者怀疑，当者腾谳，甚至僧寮道观，一见君则惴惴以为大祸将至。”[26](P132)林墨青对宗教建筑的大胆改造在现代天津是较为少见的，除了小学教育空间改造外，他还因知识普及而改造寺庙，“办起了天齐庙、西马路、地藏庵、甘露寺(北大关)等四处宣讲所。”[26](P130)还利用天津旧城西北角文昌宫东原社会教育办事处的房舍，成立了天津广智馆。广智馆与严智怡1922年开馆面世的天津博物馆遥相呼应，成为城南诗社众人介入天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行动证明。

王汎森在考察近代知识分子从“士以天下为己任”到“四民皆士”过程中，传统文人往往“自贬”和“自我边缘化”[27](P277-304)。从严修等人的诗文里，可以看到这种自贬的浓重色彩：“秀才学究两无成，技类屠龙况未精。庠序莘莘人艳说，吾心功罪未分明。”[8](P14)必须承认传统文人在近代以后在文化权力上逐渐边缘化，也必须承认他们在“五四”以后其言说空间大为减少，这种自贬是近代知识人在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天津的传统文人也不能幸免。但是将诗文里所呈现的心态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相等同并不确切，用“边缘化”来描绘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的天津传统文人也不太符合。一旦将这些所谓的“边缘”并自认为“无成”的文人，放置于城市视野里，可以发现其自贬与所据有的身份、地位存在巨大落差。地方文人，特别是天津的传统文人在文化领导能力上的下降，是因为中国的言说方式在发生整体性转变，但这不能说明他们放弃、退出了文化权力的争夺场域。以严修为代表的天津传统文人，将乡土认同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全身心投入到现代教育、社会教育、慈善等事业中，对创造与孕育“文明天津”做出了贡献，也显示了传统文化空间改造为现代城市空间的可能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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