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世铭诗歌的诗史价值

管世铭，字缄若，一字韫山（因居室名为韫山室，门下弟子均称他为“韫山先生”），阳湖（今江苏武进）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乾隆六十年（1795年）改浙江道监察御史，嘉庆二年（1797年）转广西道监察御史；著有《韫山堂诗文集》《读雪山房唐诗钞》《宋人绝句选》等[1]1332。管世铭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初期。乾隆后期，朝政腐败，民怨沸腾，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作为一名胸怀“济天下”之志的儒官，管世铭的诗歌聚焦在民生疾苦及政治时弊上，反映了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了乾隆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8.1.1 半筋菜（碗状木耳）的采收方法：当耳片达到直径3厘米时，提前1～2天停水并必须晒至耳片半干时(耳根处柔软)，保持耳片碗状定型，阴阳面层次分明，集中人力，每天早起4～5点开始抢收采摘，坚持采大留小的原则进行，如果耳片大小均匀可一次性采摘完毕，此品种禁止喷水浸透耳片后采摘，以免造成外形较差，阴阳面层次不分明，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和销售价位。

目前，学术界对管世铭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如汪最中的《管世铭家族的文学创作及其唐诗学研究》、焦体检的《论管世铭唐诗研究》、何诗海的《总集凡例与文学批评——以〈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为中心》、汪雯雯的《唐诗选本凡例批评功能转变与诗学理论建构——以〈读雪山房唐诗钞〉为中心》等。就研究范围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论述管世铭的家族、生平、诗学理论，以及他在诗集编纂体例上的贡献，而对管世铭诗歌的诗史价值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立足管世铭的诗歌和相关史料，采用诗史互证的方式，揭示管世铭诗歌的诗史价值。

“诗史”一词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本事诗》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2]1656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主要原因是它们具有与史书同样的认识价值，甚至提供了比历史叙事更为具体、生动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面。清人周景益评价管世铭的诗歌说：“其发为诗也如其人，朗健深厚，有上下古今之识，大都出入于杜、韩、苏三家而不名一体，尤爱其格律最细。每咏一人、述一事，典瞻精富，无可移掇，足当诗史之目。”[3]5总体来说，管世铭的诗歌创作取法多家，内容翔实，具有多重诗史价值。

一、乾隆时期重大战事的真实记录

管世铭生活的乾嘉时期，正值清王朝由盛而衰之际。一方面，国运凋敝，民生多艰；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各部族叛乱时有发生。乾隆在位六十年间，清王朝为维护大一统的战争多达上百起，管世铭创作了多篇以这一时期重大战争为题材的诗歌。

管世铭往往以组诗的形式描写战争，而以反映大小金川战役的组诗为代表。大小金川之战是乾隆在位期间平定大型叛乱的最为出名的一场战争，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阿桂被任命为金川战役的主帅[4]600。管世铭创作了诗题为《平定小金川铙歌十八曲》的组诗，诗题后有一“代”字，说明这组诗是代主帅阿桂所作。该组诗以叛乱发生、平叛之战、战后封赏为序，详细描述了小金川之战始末。该组诗首先点明了叛乱者的叛逆之举，谴责了他们无端发动战争的行为。组诗之二《薄伐》的诗序交代，小金川本是清朝九司之一，土司僧格桑侵并了沃日，清廷下旨申斥，僧格桑抗旨不遵，清政府因此出兵平叛。诗云：

螳臂怒当车，讵识奔轮刚。蛙声雄据井，安知天宇长！厥名僧格桑。卵翼不我德，反覆成封狼。沃日既滋扰，明正亦被创。屡檄既抗命，恃险殊披猖。释此苟不诛，何以劝柔良？有禽利用执，薄伐真堂堂。[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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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钻井垂直度是顺利下人套管柱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为了保证井眼的垂直度，在钻进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这首诗叙述了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反清的史实，写出了朝廷出兵平叛的缘由。其中，“小金川本我……始命出师”应该指的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金川的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对此，《清实录》也有记载：

阿尔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围攻沃克什，请临以兵威，以挫其气，一摺所见甚是，已于摺内批示矣。蛮夷自相仇杀，虽属常情，不值烦我兵力，但小金川去岁与沃克什构衅，占据其地，经阿尔泰等亲往饬。谕业已遵奉退还，乃为日无几，复敢称兵侵扰，似此怙恶不悛，非复可以理喻。且现在金川与革布什咱之事尚未办完，而小金川又复效尤滋事，此而不加以惩创。[5]893

对平定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联合发动的叛乱一事，史书使用了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而管世铭的诗歌《薄伐》采用比兴的手法，以“螳臂当车”“坐井观天”等成语比拟反叛者的行为，对他们的自大狂妄加以嘲讽。“屡檄既抗命，恃险殊披猖”指出大小金川屡次违抗朝廷，发动战争，谴责了大小金川土司的猖狂之态。“释此苟不诛，何以劝柔良”则申明若是放任大小金川的叛逆行为，其他土司就会纷纷效仿，朝廷将难以应对，从而点出了朝廷镇压叛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管世铭还借助诗歌对朝廷的军事策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张要识破叛逆者假投降的缓兵之计，对叛军绝不能姑息。组诗之十《徇促浸》云：

詄荡千门启，逶迤三殿通。相随灵寿杖，应诏未央宫。领席台司在，分行骑士同。方知至尊近，贵贱等呼嵩。[3]95

(3)提高司法责任感之需。[5]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乎国之根基。就像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一样，法官历来是正义的化身，民众尚不能容忍行政腐败，更不能容忍司法腐败。要防止、减少和杜绝司法腐败的发生，就需要加强对司法的监督，而司法赔偿制度就是一种变相的监督机制，它从侧面告诫司法人员，错误的裁判会给当事人和国家造成损失，所以需要谨慎裁决。如果民事和行政裁判没有相应的司法赔偿机制来加以约束、限制，则可能会导致部分民事和行政案件司法人员的恣意妄为。因此，将民事和行政司法赔偿作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司法人员头上，可提高其司法责任感。

总之，管世铭以组诗的形式将乾隆时期的重大战事描述出来，谴责了叛逆者无端叛乱的行为，歌颂了统治者的英明及将士的勇猛无畏，表达了渴盼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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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耳崖前传令急，霹雳一声千骑入。弓刀匼匝网周遭，罪人黜伏将焉逃？铁笼盛之负以斧，骇汗淋漓写如雨。从征土目凡数千，咸使观睹争骈阗。穴中谁敢萌反复，请视今朝索诺木。远人从此识天威，愿万万古安边陲。[3]65

《清实录》记载：“阿桂等现已统兵直抵贼巢，四面攻围，并知索诺木、莎罗奔兄弟及助恶之丹巴沃咱尔等，俱在围内。”[6]379可见清廷平定金川的战役即将功成，这首诗反映的就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阿桂率军再次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喇依，索诺木出降之事。“霹雳一声千骑入”赞扬清军将士勇猛无敌，暗示叛军不堪一击。“穴中谁敢萌反复，请视今朝索诺木”宣明了赫赫国威，并暗示有异心者如敢反叛定会落得与索诺木同样的下场。最后诗人以“远人从此识天威，愿万万古安边陲”作结，既盛赞天子之威势、将士之英勇，又表达了希望边陲安定、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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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组诗还对统治者进行了歌颂，并如实记录了战后的册封行赏。组诗之十七《大饮至》的诗序叙述了阿桂将军向乾隆皇帝晋献俘虏索诺木、乾隆亲临军营与将士同饮同食之事。诗云：

这首诗开篇描绘了三军凯旋而归、恭迎乾隆劳军的场景，表达了将士对君主的尊崇和凯旋荣归的喜悦。“乃命饮至，还家受赐。相臣将臣，既策尔勋”叙述了皇帝对凯旋将士的褒奖和封赏。至于战后向皇帝献俘及接受封赏之事，《清实录》也有所提及，然而此诗描写的皇帝赐饮赐食之事，史书并未记载。故而，就描述的这件事而言，此诗可以补史之缺。

翠华郊次，三军凯归。伏地万岁，欢声如雷。将军降袒，谢荡定之晚。帝曰汝庸，其毋让汝封。乃命献俘，即社行诛。乃命饮至，还家受赐。相臣将臣，既策尔勋。凡尔泌尔事，凡尔奋尔身，内外大小，各酬厥勤，具诠次以闻。[3]67

该组诗还对胜利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并表达了诗人希望此后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如组诗之十四《罪人得》云：

二、对宫廷盛事的吟咏歌颂

清朝统治者经常举行木兰行围和大型宴会，借以彰显国力强盛、民生富庶。管世铭以诗歌描绘皇帝出巡狩猎、祭祀祖庙等活动，表达了对乾隆盛世的颂扬之情。《清实录》载：“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八月己巳，上自避暑山庄启銮幸木兰。”[7]391管世铭有《己酉仲秋扈跸秋猎》，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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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门，古北口，绝壁盘盘上奇陡。青石梁，黄土冈，山行牵确何其长！五云多处晨霞炳，犹隔坡陀广仁岭。马蹄亦解趁朝参，不待鞭声骤鞭影。书生未入佽群飞，也遣长杨从策勋。射虎当熊俱不敏，只将词赋拟扬云。[3]74

此诗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记录的便是此次乾隆皇帝的木兰行围。诗歌以“南天门，古北口，绝壁盘盘上奇陡。青石梁，黄土冈，山行牵确何其长”展现了木兰围场之广袤和山势之陡峭，进而以“五云多处晨霞炳，犹隔坡陀广仁岭”描绘了木兰围场宏伟壮丽的景象，为读者呈献了云霞萦绕、晨光万丈的壮美景色。诗歌后半部分详细描写了王公贵族身跨骏马驰骋猎场的景象，这景象使得身为一介书生的诗人恨不得策马奔腾，一吐快意。其中“射虎当熊俱不敏”暗用苏轼“亲射虎，看孙郎”的典故，既赞美了统治者的文韬武略，又抒发了诗人拳拳爱国的情怀，并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心志。

管世铭的诗歌还记录了清朝统治者为笼络臣民举行大型千叟宴（宴请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京师为皇帝祝寿）之事。清朝举办千叟宴始于康熙年间。乾隆皇帝举行过两次千叟宴：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举办的；另一次是乾隆在退位之后以太上皇的身份举办的。管世铭创作了《千叟宴恭纪六首》和《丙辰年重举千叟宴恭纪二首》反映这两次盛宴。《千叟宴恭纪六首》其二云：

福畴崇圣祖，皇帝又过焉。纪寿庚寅始，覃禧乙巳骈。曾来同五世，鲐耇广三千。自愧为郎贱，无文敢颂天。[3]95

再后来，我又出国进修了。这一次，我到了发达国家，物流便利，勤劳的江浙移民几乎可以帮你搞到这颗星球上任意一个国家生产的任何一种产品。所以，妈妈其实再也不用担心我会吃不好饭了。然而，她并不快乐，因为她再也无法通过寄自制食物来表达对儿子的牵挂了。

此诗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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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乙巳春正月辛亥朔，上诣奉先殿行礼。诣堂子行礼。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御乾清宫赐皇子、皇孙、亲王等宴。上以乾隆五十年国庆颁诏天下。诏曰：“朕膺图建极，熙绩抚辰，恭荷上苍笃祜，列圣贻谟，遐迩乂安，版图式廓，夙夜兢业弗敢康宁。仰惟皇祖圣祖仁皇帝，化成久道，仁义渐摩……繁禧茂祉集于朕躬五世元孙，一堂衍庆缉熙纯嘏之休，浃于海宇。凡兹中外臣民咸登仁寿，际斯会洵，千载一时，爰循祖典，于上春六日，懋举耆筵，庞眉鸠杖，集于阙廷者三千叟。”[7]385由此可见，管世铭诗歌描述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举行的千叟宴。诏书中的“仰惟皇祖圣祖仁皇帝……三代以上”，传递了乾隆承袭圣祖皇帝的德行举办千叟宴的信息。此时的清王朝四海承平，天下富足，又适逢乾隆喜添五世元孙，为了向天下昭告皇恩浩荡，乾隆选老人三千在乾清宫举行宴会。管氏以“自愧为郎贱，无文敢颂天”一句作结，表达了他对这一盛会的感激之情。《千叟宴恭纪六首》其一云：

顺天者生逆天死，贼尸未僵魂已禠。当风拉杂扬其灰，到头倔强将何为？告尔促浸，尔果悔罪，何不早生致？天兵已临，安敢贳！不见梭磨土妇贤且智，断割私姻名大义，子戴翎枝母受赐。[3]65大金川叛军为了抵抗朝廷军队，在两军对阵的地区增垒设险，致使战火延续了两年，最终因众寡悬殊、大势已去而投降。《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索诺木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朝廷不准[6]168。《徇促浸》以“顺天者生逆天死，贼尸未僵魂已禠”指责大小金川土司发动叛乱实属逆天行为，并化用古诗《有所思》中的“当风扬其灰”“拉杂摧烧之”，表达了对大小金川发动叛乱的激愤之情。“到头倔强将何为”一句则是管世铭发出的质问与叹息：对叛乱者无端叛乱的质问，以及对叛乱者垂死挣扎的叹息。“尔果悔罪，何不早生致”表明如果叛乱者果真有悔改之意，就应该及早投降，而当朝廷大军逼近时再请降，则不可能得到宽恕。

该诗首联以“詄荡”“逶迤”之语渲染了皇宫开阔清明、庄严富丽的氛围；颔联“相随灵寿杖，应诏未央宫”展示了皇家无与伦比的气派。正因今日无论高低贵贱，人人都有幸一睹皇帝的尊容，故而诗歌以“方知至尊近，贵贱等呼嵩”为尾联。读者通过诗歌表现的空前壮大的宴会场面可以感受到诗人油然而生的自豪之情。此外，《丙辰年重举千叟宴恭纪二首》描绘了乾隆第二次举办千叟宴的盛况，此时的乾隆已是耄耋老人，诗人以这组诗来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崇敬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三、繁华盛世中民生疾苦的直切反映

管世铭《韫山堂诗集》涉及面极广，不仅有对朝廷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对民生疾苦的反映。他的组诗《甲寅扈跸泺阳，往返恭纪六首》记录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泺阳因暴雨引发水灾的事件，反映了天灾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的关切之情。该组诗其一云：

积雨金铺盼放晴，晚凉催进十番声。直庐不隔钧天听，月殿云开字最明。（自注：上每盼晴，辄令乐工奏《月殿云开曲》。）[3]208

诗中“积雨金铺”所写的连绵不断的大雨引发了诗人的担忧，故而诗人“盼放晴”；“钧天”为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暗含了诗人祈盼天帝能够及时停雨的心愿；诗后的注文叙述了乾隆皇帝盼望天气放晴，命乐工奏《月殿云开曲》止雨的举措，与诗歌内容相合。《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七月，永定河决堤，加之暴雨连绵不断，泺阳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乾隆忧心民生，前往泺阳巡视，管世铭伴驾[8]405。管世铭的诗歌所写的正是他陪王伴驾的见闻与感受，诗中的“直庐不隔钧天听，月殿云开字最明”不仅传递了诗人的心声，也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民生疾苦的关切。《甲寅扈跸泺阳，往返恭纪六首》其四云：

连朝急递达光明，沁卫滹沱水骤狂。奉使总能如汲黯，便宜先发海陵仓。（自注：少司农松筠、都统尚安，均以奉使阻水，辄令地方官开仓抚恤。一面奏闻，得旨嘉奖。）[3]208

诗歌开篇的“连朝急递达光明，沁卫滹沱水骤狂”两句叙述了滹沱河水急剧涨高引发水灾的急报接踵而来，反映了当时情势的急迫，表明阻水治水之事已经刻不容缓。而“奉使总能如汲黯，便宜先发海陵仓”两句则反映了诗人的赈灾主张，诗人希望朝廷能够不拘陈规，尽早开启海陵仓赈济灾民。

除了水患，乾隆年间的旱灾也常常导致民不聊生，管世铭的诗歌对此也有反映。他的《悯旱》一诗描写了河南发生的旱灾。诗云：

林虑嵩高起书阴，滃然云气隐雷音。不知去作何方雨，望断中州父老心。皎月谁能不见亲，却思良谷正怀新。庾楼一例安床待，顿觉清光未可人。[3]202

阴暗的天色，以及云层深处传来的雷电声，给久旱未雨的河南带来多少的希望啊！然而，雷声过后，“不知去作何方雨”使得充满期盼的中州父老乡亲转瞬间失望至极。诗人对百姓饱受旱灾之苦却求雨不得的遭际满怀恻隐之心，以至于面对皎皎明月也丝毫不觉其清幽可人——“顿觉清光未可人”，因为他心中“却思良谷正怀新”。

管世铭还用诗歌描写了旱灾过后百姓在寒冬季节粮食短缺、饥寒交迫的场面。《畿南行》云：

畿南积旱今尤酷，乞食车前常满目。我来寂不见一人，身冻魂僵难出屋。大发神仓六十万，湛恩足满羸黎愿。长吏如能善奉行，穷檐定免生咨怨。一语还当告宪司，不须查滥只查遗。官粮有放毋迟放，如此天寒最畏饥。[3]77

此诗开篇描述了京畿南部地区因受旱灾严重，乞食者络绎不绝的情形。诗人到达畿南地区，却发现路途沉寂，不见一人，原来旱灾过后继以严寒，百姓“身冻魂僵难出屋”。诗人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反映了百姓无衣无食的悲惨处境。鉴于灾情严重，诗人呼吁朝廷开仓放粮，并希望官员能够奉命行事，确保灾粮及时送到灾民手中，解民生于倒悬，防止百姓心生怨恨。管世铭心忧百姓、心系社稷的赤诚之情跃然纸上。

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借助诗文或隐晦或直白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针砭时政的弊端。管世铭秉承了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非常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和讽喻功能，用诗歌对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弊端进行了剖析与批判。其中，最能体现诗人胆识与气魄的，当属那些反映清朝文字狱的诗作。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清王朝对世人的言论严加管控，对不端之举采取高压手段，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管世铭《追纪旧事》写道：

四、对盛清时弊的影射针砭

管世铭的诗歌还表达了戍边将士和闺中思妇的思乡伤别之情。他的《闺人送从军》写道：“拟结木兰装，从军防戊己。逆愁战鼓声，为妾声不起。”[3]169此诗用女子的口吻以“拟结木兰装”表露了“闺人”愿意效仿花木兰从军出征的心迹，以“逆愁战鼓声”表达了女子对战争的厌恶之情，从而道出了征人思妇的无限辛酸。

诗无达诂最宜群，咏物怀人取断章。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自注：秦人屈复注王渔洋《秋柳》诗泥“白下”“洛阳”“帝子”“公孙”等字，妄拟为凭吊胜朝，最为穿凿。）

语关新故禁销宜，平地吹毛赖护持。辨雪仍登天禄阁，三家诗草一家词。（自注：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集议，时余甫内直，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他山《宫中草》绝句及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3]204

王渔洋即王士祯，其《秋柳》组诗原本只是借吟咏“秋柳”表达因美好事物的消逝而产生的深沉的幻灭感，并无不端之语，然而统治者仍从其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查他山等人的作品遭际亦然。《追纪旧事》第一首中的“诗无达诂”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五《精华》，管世铭用此典故指出对诗歌的解读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没有绝对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然而总有人对咏物怀人的诗篇断章取义，从而暗讽了统治阶级大搞文字狱的险恶用心。“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两句点明了王士祯遭逢的《秋柳》诗之祸。管世铭还以自注加以说明，批评了屈复为王士祯的《秋柳》诗作注时断章取义的不当做法，认为正是屈复将王士祯的诗作的主旨穿凿理解为凭吊前朝，给王士祯招来了祸灾。从第二首的自注可知，因为《秋柳》注的缘故，有官员认为王士祯等人的诗词存在瑕疵，不利于维护王朝统治，故而上奏销毁，如果不是管世铭及时辩解，这四个人的诗词集必将面临被删改的命运。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树立朝廷权威，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带来的不仅是残酷血腥的镇压，更给传统文人的思想套上了枷锁，使得整个文化界进入了沉默的严冬时期。管世铭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凋敝的国家不会长存，故而通过诗歌批判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严酷的思想控制，以及对整个思想界造成的危害。

当然，由于文字狱的盛行，管世铭无法在诗歌中直接表露对权倾朝堂的弄臣及最高统治者的批判，故而这类讽世之作大多意旨隐晦。其诗《善类》云：

善类偏多咎，公心贵保全。如何专绣斧？只解刈兰荃。交口诬刘向，吞声讼鲍宣。莫疑天道远，终到好还年。[3]113

此诗与乾隆年间的政治斗争有关，所以对该诗主旨的准确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清史稿·管世铭列传》载：

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9]5330

由史书记载可知，管世铭厌恶和珅，在与同僚论及前代宰相贤德与否的时候，毫不掩饰其对和珅的讥讽之意。管世铭擢升御史后几次欲弹劾和珅，但文成公阿桂出于对管世铭的爱护加以劝阻，并告诫管世铭要善于隐忍。《善类》中“公心贵保全”一句当指文成公阿桂劝诫管世铭应该明哲保身之事；“绣斧”出自《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列传·王欣》，意为执法大员；“只解刈兰荃”一句批评了执法大员打压品行高洁的大臣的行径；“交口诬刘向，吞声讼鲍宣”两句则以刘向、鲍宣自比，展现了诗人不畏权贵、直言进谏的品格。可见，《善类》所写的内容与《清史稿·管世铭列传》所述的内容具有高度一致性。管世铭不愿意辜负文成公阿桂的爱护之心，但满腔愤懑无以宣泄，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的天道来制裁“非善者”，并曲折地讥讽政治的黑暗。对和珅的专权跋扈、嚣张蛮横，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一定是知晓的，管世铭以一首《婕妤怨》表达了对最高统治者放任和珅行事的不满。《婕妤怨》云：

团扇非题怨，忠臣譎谏同。君王安祸水，妾敢恨秋风？[3]169

班婕妤“团扇”“秋风”的典故，原用于表达女子对失宠的无奈及对帝王的怨恨，管世铭在此诗中活用典故，以弃妇自比，表面上说“团扇非题怨”（不怨恨统治者重奸佞轻贤臣之举），却以反问句“妾敢恨秋风”来表达否定之意，实则暗含了更深沉的愤懑怨怼之情。管世铭诗中蕴含的讽喻和忧愤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典型特征，既渗透了诗人对穷通不遇、进退维谷处境的感受，也流露了对统治者贤愚不分、忠奸不辨的委婉批评。

RJ版教科书给出的有理数的定义是“整数与分数统称为有理数”[8]（如图3）．在数的列举中，只在旁边标注说明“这里列举的小数可以化为分数”（如图4），从而直接将小数划到分数之中，并没有举出例题解释为何小数和分数可以进行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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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管世铭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不仅善于以细致的笔触描写军容之盛大、宫廷狩猎和千叟宴场景之壮观，颂扬乾隆时期国力之强盛，而且善于用赋法直接叙写或者用比兴手法讽喻盛世背后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平定叛乱之战、百姓疾苦、政治黑暗等。管世铭的诗歌有一代诗史之誉，确非他人纯粹的溢美之词。

参考文献：

[1]管氏族谱[M].活字本.武进：管氏，1916.

[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管世铭.韫山堂诗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4]清实录：第二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5]清实录：第十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6]清实录：第二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7]清实录：第二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8]清实录：第二十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9]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