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思想。201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表示，“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健全政协协商民主制度机制，制定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坚持协商议题和协商形式相匹配、视察调研和协商议政相衔接，组织广大委员持续深入协商议政，推动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1]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围绕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从多个方面逐步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框架逐步形成。伴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国内学者对习近平的协商民主思想也进行了全面探究，例如：董树彬从唯物论、辩证法、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论证了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框架；[2]房剑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论述了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3]目前学界对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尚未充分展开。笔者尝试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等三个方面对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归纳和梳理。

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思想也相应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三个阶段不断与时代条件相适应并发展完善起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是一种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政权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了协商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中国在政治领域乃至社会领域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伴随着“两会”召开的制度化，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被真正有效地建构起来。

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思考上升到了根本政治制度的层面。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已经基本表达出协商民主的意思，他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5]但这一论述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2006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论证了这两种重要民主形式。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了选举和协商两种民主形式。2010年9月《中国的政党政治》(白皮书)明确提出 “选举民主”和 “协商民主”，2011年中办下发的《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正式明确提出“协商民主”。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天然湖约2740平方公里，内湖1200平方公里。主要分为东、西、南三部分，东洞庭湖是湿地系统的核心，现均为自然保护区，生物物种丰富。还有许多名胜古迹，流传着一些神话故事，文化底蕴较浓。

新时代协商民主也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时，就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10]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路线，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各项发展也应当秉承传统，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党的各项活动融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渠道，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形式拓宽沟通渠道，使得人民群众更容易的参与到有关自身切实利益的决策中，发表意见的途径也更加多元化，促进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实现，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协商民主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民心所向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2]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现代化进程也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总任务，就必须要凝聚人心，团结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去攻坚克难。因此，我们的党政机关要通过充分协商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利用人民的力量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了协商民主的渠道。《意见》明确指出: “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各类协商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协商内容和方式。”[13]这就明确了发展协商民主的七个渠道。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机制主要由党内沟通机制、党政沟通机制、党际沟通机制与党群沟通机制构成、这些机制既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挥着政治沟通的作用。”[14]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起带头作用，在各项工作的展开中充分贯彻协商的原则，公开信息，和政府、各民主党派以及群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有利于协商的发展。第三，在实践中构建科学完整的协商程序。《意见》指出，在协商程序上，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议题和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注重协商成果运用反馈，确保协商活动有序务实高效。”[15]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等四个方面。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和政府要制定各项政策措施保障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在制定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就需要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协商民主的七大渠道、五大程序兼顾各方利益，协商讨论减少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表明人的需求更加丰富了，这是个动态化的发展提升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6]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内容已经不仅仅只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尊严、民主权利、公平正义等需求。我国政府是服务型政府，是人们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因此要准确把握人的需求的历史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要满足人们对于民主权利的需求，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协商民主这一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民主形式，给予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话语权。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要“围绕有效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加强政府协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17]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开展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如浙江温岭市原创的民主恳谈，以公众参与和对话为基本特征，鼓励、引导社会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的协商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对话、沟通、讨论、协商机制，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平等正义公开的协商中达成共识，实现官民共治，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温岭模式为鉴，政府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中要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社会各方的联系和协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对于重大事项要采取公示制度，政务实行公开，群众对政策的问题要及时答疑解惑，建设透明阳光型政府；建立对话制度，以对话为媒介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讨论，对话互动，及时协调群众与政府的意见分歧。规范协商的过程，制定一整套的工作程序，会前、会中、会后都要处理好问题。即：会前完善收集意见的制度，会中做到公开透明的民主讨论，会后要做好反馈工作，切实解决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的重新聚焦，新时代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要推动化解主要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在开展工作中更需要协商和沟通来解决问题减少冲突，更需要协商民主发挥协商治国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我国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社会领域和基层组织都在积极进行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发挥出更大更切实的作用。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逻辑

早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统称为《意见》)，《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我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7]当前，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协商民主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跟上脚步，通过扩展内涵来保证人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为此，开展协商民主一是要更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8]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必须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中当然包括对协商民主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复兴、人民幸福。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协商民主就必须继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和各民主党派、团体进行充分协商、决策，既体现民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推动决策的实施。二是要继续扩展协商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表明人民对民主的参与，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日俱增，因此协商内容要关心群众切身利益，满足人民对参与国家管理的需求，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总之，协商民主内涵的深化表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下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报告在第五部分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大篇幅阐释协商民主、规划协商民主，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协商民主的提出，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6]表明国家重视协商民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党政机关的实践

综上所述，不断加强企业的财务监督管理，应充分的利用各个方面的力量，不断的加强企业财务监督管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的强化会计工作人员的监督职能和监督体系，同时还要从思想上进行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的转变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从而不断地提高财务监督管理工作的水平。

(二)政协组织的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18]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其中，政治协商是作为其最早确立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而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则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渠道作用。第一，各级政协都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来自基层的社情民意代表，因此在参加国家各种修正案草案或政策的制定修订过程中能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同时人民政协也应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组织作用，加强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凝心聚力工作，团结奋斗共圆中国梦。第二，政协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的职能，积极发挥协商议政的作用，积极召开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各种协商形式联动配合，建立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增加协商密度。如专题协商会由每年1次增加到至少2次。政协议题也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政协委员要扎根基层，开展基层政协工作大调研，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研通过协商形成协商报告，为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建言献策，保证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第三，“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坚持协商式监督特色优势，把握好监督的方向和原则、节奏和力度，重点围绕中共十九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开展监督工作，增加监督性议题比重，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更好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独特作用。”[19]政协、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组织这个媒介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视察调研的监督性议题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12项占11%，发展到2017年的20项占28%”[20]，充分展现了政协民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一是监督者的组成多样，代表性广泛，具体表现为政协委员来自不同的团体机构，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关注的都是各项社会事业的具体发展情况，能及时发现各项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于国家机关在各项工作中加以监督，通过批评建议的方式有利于改进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水平的满意度，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二是政协组织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在监督的过程中较少受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部门的束缚，保证监督效果。最后，政协组织在实践中创新民主监督的形式，通过“民主评议”让群众大声说出来，指出政府问题，监督政府改正；通过与网络新闻媒体相结合，由政协参与牵头增加监督合力，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追踪监督推动整改，使人民群众始终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齐心协力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

由表3可知，支架工作阻力为p时，支架超限比例较支架工作阻力为p2时大很多，且支架工作阻力为p2时，A1、A2类均小于15%，确定p2=20 673.5 kN为支架合理工作阻力，取整后为21 000 kN。

(三)社会领域的实践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2015年，中共中央在《意见》中首次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有效开展协商，更好为社会服务。”[21]当前我国居民生活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某些领域间缺乏沟通，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因此正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商功能，使分歧双方进行对话协商，沟通解决矛盾；将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新渠道，对于国家的有序治理有重要的协助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会组织整合性高、政治性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的形式将人民群众的建议诉求进行合理整合分类，解决了群众自发建议的分散性零碎性，提高了效率。第二，社会组织协商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心声。社会组织代表的是各个社会组织内人民群众的意愿，熟悉的是各个组织的专业和事务，因此群众在相关领域中提出的建议更具有专业性，让决策在具有相关利益的群体之间的协商和共识的基础上体现民主性。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各个社会组织“术业有专攻”，在专业的基础上为解决不平衡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国家治理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第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激情愈发高涨，社会组织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七大渠道之一，为人民群众发表诉求提供一个平台，让人民群众有地方说，畅通表达渠道，这样就能协调各方利益，减少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

(四)基层组织的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分歧日益严重，尤其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等一系列关乎人民福祉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不仅希望结果平等，也期待过程平等，希望能有更多的途径参与公共治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监督政策的实施成效。由于与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最密切联系的特点，基层组织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和进行民主协商实践的重要途径。通过基层组织实现协商民主：第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创新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民主，重点在基层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同群众进行协商。”[22]在涉及群众公共利益事物的决策之前、之中、之后都要贯彻协商民主。第二，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社会主要矛盾“不充分”表现之一就是创新能力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3]遇事多商量，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涉及人民利益的事就要在人民群众中商量，就是要通过协商从而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温岭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将民主恳谈作为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的必经程序，使民主恳谈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范式。第三，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首先，在实践中探索如民主恳谈会、社区讨论会等创新型基层协商治理形式，使基层组织成为基层群众进行协商民主，表达正当需求的最重要的渠道。其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不平衡等问题的解决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外，还需要靠人民自己的努力，通过基层协商组织因地制宜地和相关部门共同商讨致富之路。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24]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要深入基层，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到协商民主中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创新发展协商的途径，从而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在工作中要问计于民，面向群众公开征求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意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推动基层协商民主通民情、接地气。

老梅看看说，好得很哩，还是小青年手壮。帮我起了这么一副好牌，房租的零头不要了。她说完，从李叔和手里接过钱，把二百元零头，揌在他手里。拿着吧，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可要过来哩。有些粗活、重活，我干不了，就需要你这小伙子来干，到时候，我不会亏待你。

参考文献：

[1]俞正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DB/OL].(2018-03-03)[2018-03-0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3/c_129822050.htm.

[2]董树彬.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架构[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01).

[3]房剑森. 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5).

[4][6][8][9][10][11][12][16][18][2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10，38，19，20，21，19，21，11，38，38.

[5]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06.

[7][13][14][15][17][21][24]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DB/OL].(2015-02-09)[2018-02-09]http://www.xinhuanet.com/2015-02/09/c_1114310670.htm.

[19][20]俞正声.人民政协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DB/OL].(2018-03-04)[2018-03-04]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3/04/c_137014555.htm.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