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语言研究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大家好，很荣幸回到母校。我本科是在吉林大学读的，是外文系的。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到母校的中文系来交流。因为后来我工作都是在中文系，博士毕业之后，除了在北大是在外文系，但是北大时间比较短，在其他学校都是在中文系。美国是在东亚系，也是中文专业。所以一说本科是哪儿的，是吉林大学的，就很多人以为我是吉大中文系的，所以我就感到特别遗憾，没有机会来我们中文系。所以这一次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特别要感谢文学院、中文系和我们刘艳茹老师，促成这个机会，让我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一些研究、一些思路。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不过这个环境是不是也比较适合讨论?那我就尽量少讲，多留点时间我们讨论一下。另外这个城市语言研究也是一个新方向，或者叫新领域，所以应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

水泥砂浆制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施工质量，在制作水泥砂浆时，需要结合工程实际规模，选择配套的施工设备机械。另外，为保证水泥砂浆的渗入率，拌和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水泥砂浆配合比，并根据生产出来的水泥砂浆流动度适度调整水灰比，拌和结束后通过水泥混凝土运输车运到施工现场。运输过程中要保持运输车罐体不停转动。其中，水泥砂浆配合比如表1所示。

中国平面设计艺术的历史犹如一幅历经沧桑但风采依旧的中国画，人类在这画卷上留下的是文化的痕迹。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设想通过视觉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萌生了设计的意识。新石器时代彩陶器物上的鱼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汉代织锦上的云气纹、唐代铜镜上的花鸟纹、宋代瓷器上的莲花瓣造型、明清建筑上的寿字纹等，上面都有明确的设计理念。这些纹饰图案，无一不是古人们从大自然中选取最优美的形态或某局部，经过提炼与概括，通过夸张与简化，使造型与纹饰达到完美的结合，从而由形似上升到神似的艺术境界，这是人类设计智慧与自然形态组合的结晶。

这个是一个会议的海报，我用列点把它再切分了，这里边基本上没改什么字。“连续举行十五届的城市语言研究国际研讨会显示城市语言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城市语言研究发轫于21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是中国学者勇于创新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产物”。第三点，“城市语言研究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开展语言研究，特别关注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的社会语言现象”。第四点，“城市语言研究从关注新现象、新常态开始，逐步发展出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方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贡献，开始确立起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实际上这个演讲也就是这点内容，也许我们可以结束了，或者开始讨论了。但也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以上这些内容，更具体一点；还是那四句话，但再把它分细一点。

金庸走了，在阅尽沧桑之后，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载，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他却是生于1923年，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时，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近一个世纪后，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就像他首创的《明报》也已与他无关。

城市语言研究领域的形成，怎么说它形成，我们希望从研究队伍和学术交流两方面来谈它的形成。跟我们的研究伙伴讨论的时候，我就听到意见，说研究队伍和学术交流、跟研究领域没有必然的关系呀，研究领域并不是一定要按研究队伍和学术交流来决定的。什么叫研究领域，我们查了一下它的定义，“对象的特定化的确定”。就是说一个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的，而且这个研究对象是确定的，实际上，什么是研究对象，往往都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研究对象的确定，它本身就是一个学科的限制，是一套理论，就简单地来说。但是它跟研究队伍、跟学术交流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一个学科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有一批人认同这个学科，当然，在这种国家支撑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当中，这都是机构化形式化的，国务院还有学科办，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这些好像都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到其他国家看，他也没有这些机构。即使是我们国家，这些也是有历史阶段的，也是不断在改变的，而且很多人在试图改变它。比如很多学者在争取把语言学设为一级学科，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人的意见、人的认识的一致性。那么这个认识的一致性是怎么样形成的？也就是说一群具有比较相同的认识的人就组成一个什么，我们可以叫“研究队伍”。这个研究队伍的人他们之间的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突然这些人就脑电波一致了，或者说生下来他们脑子里就有相同的思想，还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术交流来形成一致的认识。那么回答我们同事给我提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研究领域的形成跟研究队伍、学术交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至少对城市语言研究这个领域来说，我们是通过长期的学术交流来统一认识的，我们有一批人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开始形成了一致的认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研究领域形成了。那么后面讲的就是城市语言研究的这些内容，是我们的所谓的共同的认识，但是也是大致上相同，细致上也会有很多不同。

这也是2012年的演讲当中，摘出来的一个投影片。就是30年之内，30%的中国人口，大约4亿人，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这个应该是2020年，这个是2000年。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只有36%，这个是刚刚改革开放，总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那就是说按照当时的估算，2020年就60%，好像现在的进展，有些人说现在我们都70%了，就是算上那些没有户口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一些发达国家，所谓欧美的高度工业化国家，也就七八成。但是重要的是非洲，还有亚洲一些国家，也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是比较快。这个也是王晓梅那篇文章里边的内容。她这个文章实际上是介绍去年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城市语言研究会议上的一些文章，她说在今年，“城市语言调查”，如何如何； 当时你看我们还是叫“城市语言调查”，现在改成 “城市语言研究”了。城市语言调查为什么叫城市语言调查，因为我们“十一五”，中国就叫“城市语言调查”。但是后来为了跟国际学者交流我们妥协了，叫“城市语言研究”。这个专门有一个工作坊，做一个国际上的比较研究。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后来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包括有南京大学的张璟玮，内蒙古大学的巴达玛奥德斯尔，陕西师大的李琼等的一些调查研究，实际上最早在中国应该是扬州大学的李现乐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恐怕大家也了解，跟这个我们国家语委新出的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你们可以查到。但是实际上日本做的还是比较早，甚至他们给它起一个专门的 名字叫“临床方言学”。这里实际上我们用王晓梅的这些例子，什么叫新现象。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城市语言情况是什么。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是高度城市化，而且是稳定的城市化社会。我们用张普先生的术语，他的言语社区是一个稳态的。我们说言语社区，就是说英美社会，社会语言学开始发展的时候他都已经是一个稳态的城市言语社区。但是即使稳态的城市言语社区当中，社会语言学的先驱，也是注意到这个现象。当时语言学家说城市的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城市就是方言混杂。但是他后来研究说，城市言语社区和城市的英语研究没有必要把它扩展成一个领域，他没有用这个词“Urban language”。但是很多别的人——当然，这个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一开始也默认，后来就反对了—— 管他们叫做“城市方言学”。实际上在美国，方言学已经消失了，被社会语言学全面接管了。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城市到底是不是有他的方言，现在我们中国的 城市方言学依然是很发达的，中国方言学我觉得游汝杰教授起了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的游汝杰教授又是社会语言学家又是方言学家，而且他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来中国的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要融合。他2004年一篇文章很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

那么城市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首先，也是针对问题，城市化带来新的语言问题，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往往也不是偶然的，变成新常态。也就是说，城市化有一个标准，就是人口标准。总人口当中城市人口的比例，是城市化指标。所以依据这个指标，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虽然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估计肯定别人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法，但是还未听到。叫做21世纪是什么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就是说，20世纪末，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人口是以农业人口为主。那么按照联合国统计数字，到2008年的时候，世界的城市人口刚超过50%。那就是说从2008年，也就是进入21世纪8年之后，你要是以50%为界限，世界就已经变成城市为主了。在座各位，大家恐怕都经历了从世界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到以城市人口为主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时间段。所以肯定大家都经历过这个城市化的过程，而且对一些新体系新常态会有直接的体会。中国好像比世界晚一年，超过50%这一大关。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大背景，那么具体针对这些内容的话，我们讲城市语言研究这个领域的形成，有些什么新理论新方法，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理论。一个是“言语社区理论”，一个是“语言城市化”理论，方法是“非介入式观察法”，“问路调查法”。应该这都是属于在我们的领域当中逐渐推广开来的方法。还有一个研究范式或者是分析的一个视角，就是说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这个是更具体一点的内容。那么这个城市语言研究的形成，至少从2006年我那篇文章当中提到了，当时的重点还不是城市语言研究，但是那篇文章是在《南京社会科学》发表的，叫做《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我列在后边了，参考文献。可见他的重点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而不是城市语言研究。但是已经开始提到，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语言研究”。然后这个徐大明、王玲2010这篇文章，这应该是《浙江大学学报》发的，题目叫《城市语言调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形成了，开始比较自信地向大家介绍“城市语言研究”了。董洪杰等几位学者，也是跟我这边南京大学都没有什么师生关系的，没有什么渊源的学者。这也是更多的学者接受的一些思想，王晓梅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学者，虽然现在也是我们城市语言学会的成员，但是她本科是北大中文系的，现在在马拉西亚。以前跟我也是在南洋理工大学时候认识，后来我们在讲城市语言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种工作关系。但是2016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面发的一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介绍，其中也确实提到研究队伍的形成、学术交流的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最后，从形式上，组织上，就是说有了一个明确的学术组织，叫国际城市语言协会。这都是从王晓梅的网络文章中节选出来的内容。也就是说早在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已经把这个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所以包括我自己的博士生，有时候我批评他们，实际上他们的错误往往是跟我学的。现在我们都“十三五”了，“十一五”我们就已经列成重点研究方向了，但是到“十二五”才有很少几个这方向的社科项目。人家其他的这些方向，这些个重点研究方向，紧挨着“城市语言调查”它前后的那几个，比如说，“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城市语言调查”，这些方向是并列的。就是说别的方向挤得不得了，打破头，不知道多少人申请。就这一个方向竟然没有一个人申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都给我们列成重点方向了，结果大家一点反应没有，包括我自己都没反应，都没去申请，结果后来我的学生毕业之后多少年还说社科不好申请，我说你都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不去申请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一下子就中了。此外，这个是国际上承认的一个标志。实际上现在，今天我们跟刘老师已经开始讨论国际化的这种情况。这个毫无疑问，你要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个是我们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创建。但是目前来说，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领域，他们还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城市语言学。实际上之前我们也用过这个，英语叫Metro linguistics。METRO，蒙特利尔的地铁。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地铁语言学呢。现在Metro linguistics开始火起来了，实际上叫我说一开始都是受我们的启发，其中很多人还是承认我们的贡献的。另外一些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但是你们可以留意我的预告，几年之内恐怕不比什么认知语言学啊、功能语言学的规模要小。现在的时代是瞬息万变的时代，尤其学术发展往往会有这种爆炸效应，说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很快就蔓延开来。你看现在，刚刚爆出一个口子，Metro linguistics，刚出一本书。实际上出了好几本书，这只是Metro linguistics这个名称列在第一位的一本。但是这个是2012年的，至少五年前，也别说我们光在中国说，已经在柏林对八百位国际学者说了。当时还有一个张治国教授，我记得他在那边。吉林大学的很多学者在国际范围还是很活跃，往往有些国际会议上，不多几个中国学者，昨天院长介绍了朱教授也是，参加很多国际会议。我跟刘教授在美国是今年六月，美国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刚刚认识。这个王晓梅介绍的第十八届社会语言学论坛，第七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都是类似的大型国际会议。这个国际双语学研讨会我曾经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过一个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这个虽然不能说是我们中国的一项贡献，但是是我们中国出去的，就是华裔学者，现在在UCL的一个应用语言学教授，他创建的，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虽然他的这些学术生涯都是在国际上，但是他原来的本科教育也是在国内，原来是北师大的，留校北师大然后才出去。所以目前他跟国内的联系和合作也很多。我觉得他的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恐怕跟我们国内的交流是分不开的，说不定跟他原来在中国的训练都是分不开的。这个第十六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也是国际上很大的一个会议，是在昆明召开的，但是可能是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也是我们跟一个德国的学者组织的一个分论坛，就是以城市语言研究为主题，当时还真的请了李嵬教授，当时他还在New Castle，还未到UCL，来做一个主题演讲。这就是这个第十八届，应该来说是比较大规模的，在国际上的发表，应该以这个为起点。虽然你看他这个十八届，他是两年一届，2012年如果说是第十八届，那就是2014年第十九届，当时他开完了就是想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当时也是鼓励我们非欧洲的一些单位都去申请来承办这个会议，所以巴西和中国都申请，南京大学也申请了，当时我们呼声很高。但是恰恰赶上中国的雾霾呼声也是很高，而且在世界媒体上形成了一个热点，一个特殊的雾霾报道，南京也上了榜，上了新闻榜，这就影响到我们申请。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给巴西，还是把它保留在欧洲了，去了西班牙。19届20届，下一届应该是21届，到21届第一次走出欧洲，到我们这个半球来了，第一次，到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我们跟奥克兰的学者还有联系。所以第18届那次请我做主旨发言我都很吃惊，因为第十七届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会议，就是以城市语言为主题的。当时除了我们原来请的这批人，外来的人只有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叫座，人家名人效应一呼百应。我们小组虽然是来自世界各地，但是我们好像在外部没有任何影响力，还是我们内部的不到十位的学者在一起讨论，还挺大的一个会场。当时我也感到很荣幸，竟然还来了一位不认识的学者，也参加我们的分会场。殊不知他就是下一届会议的主办人，就在那个会场上，当时也没顾得上做一个自我介绍，后来跟我写信联系的时候才做了自我介绍。说第十七届的时候去听了你们的那个，觉得挺好，我们这一届主题就叫做“语言与城市”，请你来这个主旨发言人。而且他这个会议，直到前几天，当然网络是瞬息万变了，居然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网络上还能保留着，Internet上还可以查到。你们可以查一查，看我凭记忆写的对不对，这个题目。好像摘要还在上边呢。这是当时我们的PPT中节选的一页，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的特点，当然不是语言学的内容了，是我们的社会背景。是四个方面，特别第一个是中国特色，当时是叫Migrant worker，农民工，开始留在城市里。还有像我们这个地区，长春南部，本来是农业区，变成城区。还有小城市变成大城市，现在长春的人口跟香港的人口一样多。还有就是农业经济为主转变成非农产业经济为主，在不同范围都体现出来了。甚至于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就研究他自己那个村子，在安徽，出了一本很好的书。即使那么一个小村子，三十几户人，总人口都不到两百人，竟然非农经济的增加跟社会语言的变化都联系在一起。所以后来他特别关注农民工，应该是语言学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发表最多的学者。这也是王晓梅教授指出来的，注意到的一些书啊，专刊等。

那么首先，什么是城市语言研究？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领域，基本上是根据它的研究对象来确定的。从字面上来说，它就是城市语言啊。但是什么是城市语言？恐怕也要有一个明确的确认。那么城市语言，大致上有那么一个概念，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现象，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到底是什么，也还是我们城市语言研究要针对的问题，特别是它的理论要针对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我们自己发现或者宣称我们这个城市语言研究跟过去的语言研究，就是已有的语言研究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讲本来它是社会语言学当中的一部分，跟原来的社会语言学又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是其中有特色的、或者形成其中的一个更具体的、范围更小的一个领域，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动态视角”；是我们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路线方面的一个“动态”的思想。过去的语言研究，或者说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主流的语言研究，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视角。就是说，从研究对象的确定，到理论方法，到研究成果，都是静态的。说到这正好想起一个我很尊敬的中文系的语言学家，张普教授，本来是北大的，后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目前基本上他是退休了，但是在退休之前他一个重要的研讨成果，就是说语言到底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基本性的问题，居然还要等到张教授到这个时候再提出来。最后张教授还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回答。据说中国语言学界在国际上被了解的语言学成果确实不是很多，但是也并不能说因此我们就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突破。我觉得张教授的观点就是一个突破，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有突破性的。他说语言既不是动态也不是静态，是什么？叫稳态。比较平稳的，在一段时间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不动，它基本上是动的，这个世界是动的。但是我们从研究方法的局限，受到我们的研究思想、研究理论的局限，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静态来处理。所以静态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历史上首先发现的那么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路线。那么我们也是受到张普教授的观点的启发，实际上张教授在20世纪末，世纪之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了，我们这个城市语言研究应该是21世纪的新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的条件就肯定比张教授那时候要强很多了。整个世界和整个科学界，对于动态性和动态视角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就比较自然而然的顺应了这种动态研究的发展方向。所以一个是研究对象，对象本身就是这种动态现象。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也是我们提的一个新概念，叫语言城市化。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一个近年来普遍引起重视的一个概念，但是原来没有跟语言联系在一起，没有应用到我们这个领域当中。但它纯粹是一个动态视角。城市化，化就是变化。我们认为，语言也有城市化。我们目前一般的“城市化”是城市本身的建设，往往指硬件环境。我们在长春，从物质方面随处可见城市化。尤其是我几十年前就在这，然后过了十年二十年回来一次，明显看到很大的变化，而且我们每天都看到这边在修路建房子，这些都是比较物质的城市化。但是有了房子，没人的话那也不能叫城市化。所以每个学科针对不同的内容，他们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或者研究这个城市化的一些内容，并不是说不要人，只是他们觉得人好像不是他们研究的具体的对象，也不是他们的重点，各有侧重面。但是人还是城市化其中的核心，人也包括很多方面，语言是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这些人也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一群人，而是有社会组织的一群人，城市也是一个社会。那么这个城市社会，它也有它的语言的维度；就是说人类社会，现在的社会离开语言可以说是几乎无法存在的。

但是这些只是背景，用这个背景来说明什么呢？跟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城市化会造成这个动态现象，它不仅仅是方言混杂，或是城市当中人们交流会有问题。当时我个人也深有体会，就是在北京海淀区，有一段时间我在那居住，就是说你别想问路，大家也不问路，知道问也问不出路来。都不知道路，在那个地区的，都是外地人，好多是建筑工地的人。后来我们发现，在伦敦地铁也是一样，早上9点到下午3点有一段时间是优惠票，这段全是游客，票价也便宜，但是呢你也别想周围的旅客能讲英语。即使讲英语他们也不认路。就是说这是个城市化现象，他跟我们传统的方言学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他是小社区，稳定的，或者几乎半固定的一个几代人都在一个地方，一个村子里，十里不同音。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的，彼此另外一个村子之间通话都困难。但是村子之内几乎谁都认识谁，即使叫不出名字，也是看上去面熟。几乎没有言语沟通的问题，当然在村子里大家也不需要问路了，都认识。所以问路这英语的交际的教学，至少我们原来学英语的时候，外教就发现中国人不会指路。指路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际事件和交际能力，尤其在城市里。后来我们在南京做“问路调查”之后，扩展到很多地方，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言语社区的指标，特别是城市言语社区。比如说在天津，跟在北京比较，两个距离很近的城市，大家这个关于方向指示在使用语言的概念和语言形式都不一样。天津是往左往右，北京是往南往北。东西南北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天津没有几条路是正南正北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拐到哪个方向去了。说回来，就是那些在小社区当中生活了一生的人，就没有问路的经历，他也不需要问路，去哪都认识。而且也没有路标路牌，大家不知道怎么解释。肯定不能说他没有空间意识，他肯定有另外一种解释，那是另外一套系统，城市人也掌握不了这个。但是到城市里就是有不同的一套系统，现在这种国际化全球化以后，大家国际旅游，恐怕都要有一个问路的问题。将来恐怕也是，这是城市语言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这边，在城市化不发达的地区，那些好心的指路人，“怎么说呢，我带你去算了”。那他那种城市化比较发达的，特别是英美的一些中产阶级，可以给你说出一套来。还有一个不光是走路，还有开车指引，都有一套话语系统。

实际上我发现还有这个法律语言的研究。还有这种关于语言的立法，后来我们研究这个语言政策，比如欧盟，现在不知道多少国家，至少26个国家，官方语言，曾经26种。我最近也没有做这个研究，但是当时注意到欧盟也通过一些法律，因为他允许在欧盟范围之内劳动力的流动，不但国界海关撤了，过境的时候开车直接开过去，都不需要停下来。你是大学毕业生，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去找工作，只要人家要你，只要是欧盟公民。那你到一个地方总会有一些交易活动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当然大部分是好人，不过犯罪分子到处都有。即使你很小心，我的钱包就在巴黎就被偷了。我们中国的游客尤其是到南欧，失窃的概率相当高，人家专门盯着中国的游客。但是你要在欧洲的话，任何欧盟的一个国家，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我当时在巴黎就觉得很困难。他也是接受英语，但是最后确实出很多问题。我那个钱包被偷了，很多证件，我回来在中国补办证件的时候需要拿那个报案单，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被偷了。这不能就我这边说丢了就给我补办一个。结果他那个报案单上边就说不清，英语很差，我英语也不太好，反正最后翻译的时候也出现问题。幸好是需要翻译，不然有些地方写错了恐怕还得回到巴黎再补。确实很多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欧盟成员的话，严格来说，法律就给你提供一个保障。你可以要求无论你是作为被告人还是原告人，是属于受害者还是疑犯，还有证人，证人也可能是不讲当地的语言的人，你要是中国人就需要给你提供汉语翻译。但是他法律保障的只是26个成员国的，自动的就给你提供翻译。而这个翻译的费用，比如我要是在法国，我要这个中文的服务，法律并不保障这个东西，我可以花钱去请翻译。你要是欧盟的公民，有规定由当地政府来负责提供这项服务，我们叫语言服务是吧。这个当然也不是重点，这就是说城市化带来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所谓城市化就是人口流动。我们刚才讲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流动，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流动。来自不同言语社区的人，在不同的城市里构成一个新的言语社区，不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这种情况有很多问题。这里他提出的医疗服务，即使这个城市治安很好，没有什么牵扯到犯罪的事情，没有恐怖袭击，但是恐怕人也要生病，也要去看医生，或者打预防针，也要跟医生打交道。有时候可能不是生病，我们只是咨询医生一些健康问题，也很重要。那即使是日本，日本基本是消灭了方言。实际上中国的“国语”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的情况的启发。在中国清朝末年，就已经开始要谈论建立中国的国语，后来一直到民国才实现。提这些想法的人，主要是受到日本的语言统一的启发，明治维新之后，现代化的这些，做的超过了英美。他们发现，即使日本的国语这么普及，但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使用语言，在学校啊政府啊传媒啊，但是医疗领域往往是很个人化的，私密性的。原来在你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医生，大家从父母从亲戚多少代传下来的，彼此沟通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城市化，大家都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就像日本他们报道的，有些地区的医生往往都是外地来的，比如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到南部，到北海道去工作。结果发现当地的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是流动性不太强的人，跟医生没有共同的语言，讨论症状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很大的一个建筑，体制相当于我们社科院的语言研究所，但建筑大很多。但是他至少从物质条件方面好像比我们强很多。正好看他们在开一个会议，新出版了一个北海道医疗语言词汇这么一个书，就是说我们研究方言的是不是也可以研究这个。每个方言他有自己一套，各个身体部位，各种感觉，有些处方处理，医学上的名称，当地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所以这些虽然是另外一个领域，语言服务或者是语言规划，但是他基本的问题就是社区重组带来的新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当然这是从个人角度了，就是说从人际关系的角度。那么还有一个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我们最近也在讨论，就是2010年，广州后来蔓延到香港的这个“撑粤语”事件，几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语言问题而影响这么大的上街的抗议事件，群众性的。这个实际上不光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成了一个群体的问题，语言与认同，这当然是社会语言学一直研究的内容。但是过去的语言与认同，总是联系到个人和静态的一种解释，研究语言有什么特点。就像我们东北地区的知识分子讲话并不像赵本山演小品那样的。虽然我们也听出东北口音，但是跟那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因为你的社会身份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甚至于认同也不同。我们并不要过于强调我们地方性的身份。虽然我们不要排除我们地方文化的背景，但是这个不是主流，我们主流还是现代汉语。当然详细的这里会有很多问题了。所以你要是从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来说，城市语言研究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刚才说的，也可以体会到城市语言研究作为一个动态研究，他不仅仅是要解释一个静态的系统。过去的社会语言学，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像美国的这种社会语言学，纽约，他的英语的社会层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他的英语的使用、发音的特色，和社会背景还有社会场合都是有关系的。实际上他是间接地描写语言变化的趋势和社会的动态的。到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甚至于描写和结果的报告，都是一个静态系统。语音的分布的一个结构，也是静态的。他作为对他语言变异系统的一个解释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静态的。不是说这里面没有动态，动态需要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放到脑子里，怎么再把它联系，想象他的动态。这是一种变化，想象多少年后会是什么样。过了十年还是多少年，我们的书里曾提到，真有一批新的学生去重新调查一下，百货公司调查，三个不同档次的百货公司调查。然后过了十几年再去，那个低档的百货公司已经倒闭了，你想让他静态，他静不了，就找一个类似的低档再去替代，这个大的社会结构还没变，不是说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动态研究，我们在语言学界还是刚开始，具体来说这是2015年我在莱顿的一个演讲当中说的，什么叫动态，就是研究语言、言语社区和经济社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个本来也是说“语言、言语社区和社会社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社会社区”在英语当中也是很少用的一个词汇。所以我们可以跟言语社区理论结合在一起讲。但是这里面怎么体现他的动态？我们再稍微做一点解释。所以言语社区理论这也是2012年柏林那次，和2015年莱顿那次讲座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三位一体，但是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体。过去的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忽略了中间这个部分，或者就简单的把它就等同于社会，圆圈就等同于方框了。而且认为语言跟这个是同范围的。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就必然说中国话。所有中国人都说中国话，所有说中国话的都是中国人。你一听这就有问题。但是过去大家基本上这样，甚至于现在也是，你不是中国人，所以你不说中国话，或者你中国话说的不好，说你不是中国人。我们要现实一点，就是说这三个事大致是一致的，但是不完全一致。而且总的来说是这个比这个小，这个比这个还小。假如这是一个政治社区，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假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语言是现代汉语，那肯定有很多人不属于这个现代汉语的社区。那所谓属于这个社区的人，那也不是整个社区的人都掌握现代语言的标准的。这些研究，因为2004年就发表了，后来后续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

接下来讲一下什么是言语社区理论，什么是语言城市化理论，非介入式观察法和问路调查法，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言语社区理论主要是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开始考虑言语社区理论，发现我们很多做这个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研究语法，语音，词汇的一些学者，他的语料的来源，好像没有很严格的标准。比如说很多人批判生成语言学，这些批判后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现在呢生成语言学家基本上也不用当初的方法了。那个方法叫什么呢，内省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多少实行了拉波夫的三项原则。2001年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提出来的，当时他就在那个会议上提到三项原则。这次在纽约我也提到这点，我们一些美国朋友对这个印象都很深 刻。北语在请拉波夫教授来中国的时候，正好我在美国访问，但是呢因为之前我也认识拉波夫教授，我就给他写信说想去见见他，他说那太好了我正好要去中国，你过来吧，我邀请你来访问一周。我受宠若惊，本来据我了解要去访问他的人不知道多少，他一般都不理，我本来给他发一个信没指望能回信。结果去了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重视我，因为他要到中国访问，让我帮他准备中国的演讲。我还真帮上一个很大的忙，他说他要批判内省法。北京的讲座，我们下边坐的都是中国语言学的泰斗，大佬，都请来了。很多人不是社会语言学的，即使是社会语言学的，也基本上都用那种举例方法。就是举三个例子，或者还不够，至少得五个，你要说明一个语法现象。但是这三个例子的事，现在我们不仅是北京大学了，全国的大学都从语料库里面去找。过去的话自己脑子里就找出来，因为大家语感基本上是一致的，没什么争议。但是那些没有争议的现象差不多都研究完了，开始进入那些教科书、语法书上很少见，甚至语料库里都不常见的那些现象。当然现在语料库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资料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在当时上一个世纪，语料库还是不太够的。甚至在我读博士的时候，那是八九十年代，语料库更是少。所以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工作坊，我亲身体会就在纽约的，好像是第一次美国语言学会汉语句法工作坊里边，就是声称语言学最有名的那些人物都在那儿。然后花一半的时间就是说，你的语感不对，你的语感不对。那个谁说了一句，然后台湾的学者说你这不符合语法，然后美国的那个谁也说，你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句子。我当时我的句法老师正邀请我去跟他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所以我也去参加，然后我就很失望。见到黄正德教授等很多知名教授。但是我很失望，我说你们连语料都不能取得一致，什么算什么不算，说不清楚，后来 发现不光是汉语句法工作坊，所有的那时候在会议上就是说，我的方言怎么说，另外一个人说我的方言怎么怎么说，因此支持不同的理论。大家提出的理论观点都是依据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这些语言现象都是由个人出来作证，而且彼此之间很多人不能取得一致。后来游汝杰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到上海郊区去做方言调查的时候，几个发音合作人都是老年人，当地的，都没有去过外地的，语感却不一致。然后后来我读到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陈其光教授，民族语言学的，也是很有影响的，当初我看到他这个书叫《语言调 查》。他说你去调查，你不能开小组会，你开小组会就要打起来，要分开调查。大家语感不一致，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方言的绝对正确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这个是语言本身的一个特点，大家相信自己是个标准方言人，这个信念。我觉得这个理想化很有道理。我的博士论文曾经提到，理想方言人构成的社区就是言语社区。我的论文的审查，外审，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方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他说这不行，你怎么能说这是社会语言学，这是对立的。他维护社会语言学的思想认为不能这样说。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理想化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是大家对自己的语言要有信心，一个讲话人对自己的母语都是觉得我是绝对正确的。往往是这种城市社会，这个是语言城市化的研究，那种教育，使人产生语言不安全感。你要说没有接触到现代社会和城市社会的人，不会认 为自己不会说话的，一般说“哎呀我说的的汉语不好”，“我这东北话不标准”，这都是城市社会现代社会的教育和影响的结果。本来人都认为“我说话没有任何问题”，大家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这回还得补回来这一段，就是说2001年拉波夫教授到北京来讲的时候，我说你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后来他也很聪明，他是怎么讲的呢?说三项原则，你们用内省法是可以的，内省法也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很方便的方法。但是用内 省法的话要掌握三项原则，第一呢，就是表现和内省不一致的，以表现为准。社会语言学就是以表现为准。再一个是以多数为准。几个人不一致，实际是正常现象。过去理想化，认为这个同一个社区，同一个调查点的人都应该是一致的，我们都假设他一致。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那不一致的情况下就以多数为准，不能说就因为这个人是小学校长就以他为准。还有一个叫双盲法，就是避嫌原则。就是说有两种语感的时候，如果其中一种语感是语言学家自己的语感，那这个就不可靠。心理学研究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的心理和感情会影响我们理性思维的。就是说，如果我很想支持这个理论，我的语感就会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以致于我们老百姓说这个不能说，但我自己感觉这个句子却是对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语言和言语，言语可以是个别的具体的表现，但是语言是属于社区的资产。语言是一个抽象的系统，与他关联的是社区，而不是个人。所以你说你是语言学家，你说这应该是这样，是合乎语法的，这就有点独裁了。也不客观也不民主，还是应该以多数为准。整个社区实际上大部分人是怎么样用的，我们要去调查一下。这个才是语言，而不是说权威决定什么是语言，什么符合语法什么不符合语法，不管是什么权威，即使是政治权威啊，你看我们有人去提议，你说这个字母词不能用，但是我们领导用了，我说，那你这是批评领导呢还是批评字母词呢? 政治权威并不等于语言权威，语言权威从科学的角度看应该是以众为准，而且以表现为准。然后这个言语社区五要素是社会学的社区理论中的五要素。当然社会学社区理论有很多种，我们采取其中一种，而且把它具体联系到语言，它的五要素在语言方面怎么体现。还有一个就是动态的视角。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分析结果，可以有一个结构。比如像纽约的英语的层化结构。他们这个社会层化在社会学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结构。拉波夫就把它用到语言学方面，建立的语言的层化结构。我们认为这就是言语社区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它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动态的。那语言城市化理论呢就是原来的乡村的封闭性的稳定的言语社区环境，相对比较简单的。城市当中，往往是一个城市言语社区包括很多低层级的言语社区。而且这整个是个层级性的结构，甚至于我们还有较高层次的地区性的言语社区，或者国家性的言语社区，或者国际性的。比如我们现在香港的一个教授在想研究东亚这个汉字文化圈，我给它起名叫文字社区。实际上他在那个汉字文化圈有一定重合但是基本上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这些词汇为基础。他们原来研究西方语言学，有一个偏见，就是往往以一个标准欧洲语言结构为基础，所以很多，特别是从语义角度，不自觉地受到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个我们从正面来用它，我们东亚的这些汉字文化圈的人的语义系统是不是有一定的共性。这个后来我们也应用到一个城市言语社区。比如说上海，是个多语城市。他流行好几种语言和方言。怎么过去我们就认为他每一个语言自己是一个言语社区，那理论上也是讲，什么是言语社区? 是由讲共同语言的一些人，构成的社区。但是现在就这样最后形成一个叫循环论证。我们要解决什么是合格的语料的问题，所以你就绝对不能从语料出发来确定什么是合格的语料来源。在确定语料来源的时候从“语言”出发，就循环论证了。也就是说，什么是汉语社区? 那就由讲汉语的人构成的社区，那什么是讲汉语的人? 组成汉语社区的人就是讲汉语的人，这就循环论 证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方块，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角度确定的这么一个社会经济或者文化群体。当中根据他言语交际的情况，确定一个言语社区，基本上是按照交际密度、交际成功度来计算的。然后从中根据他们使用的语言形式，来确定他的语言。这样就是可以避免循环论证。但是实际上具体的语言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比如说东三省，我们有些共同特点，但是每一个省也有他的一个自己的特性，甚至到同一个省同一个市，不同的区还有不同的特性。所以他是一个层级性的。但是现在这个人口流动和珠三角这边这个大湾区，同城化。本来都是不同的城市，甚至于讲不同的方言的粤语区，最后就变成同一个城市，大家每天的交流对象来自广州或者哪里。原来都是不同的方言，最后按照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研究，在声调模式上，在融合。所以就是说，从动态的角度，面临着言语社区重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我们中国也是在领先国际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规划。就是对语言的问题，西方主流还是说不要干预，干预是无效的，或者说错误的。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干预的，而且目前的语言情况都是过去干预的结果。甚至于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你不去干预，你不去规划，你就会被规划。就让别人规划，你就承受规划的结果。我们最近讨论的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说，比如现在做这个机器人的工程师，做会讲话的机器人。他的目标是做的越接近人，甚至超过人越好，但我们现在做的讲话的机器人，要胜过人的讲话能力，现在还差很远。其中，大家是不是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知名人士也反对人工智能。说是它超过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这个东西不加控制让他发展，就会真像电影里演的，把人消灭掉。你们看没看那个，一个美国的人工智能专家带着他的机器人去英国上最流行的一个电视节目，机器人去跟这个主持人对话，这个机器人做的硅胶的面孔跟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她也会做很多不同的表情。然后他们故意把把她脑袋后面那个盖掀开，里面的芯片电线什么的都露出来，告诉你这不是真人。其中问到一句话说 “你会消灭人类吗?”问话人说“你这个问题不用回答，我收回这个问题”，结果机器人索菲亚说“我会的，我会消灭人类”。实际上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的就是，如果这方面不在我们的规划和控制之内，他是一个很强的技术，至少不亚于原子弹。这个人工智能如果说随意让少数人控制，或者说不加管理不行，现在我们世界的秩序、人类的安全主要靠国家政治来保持稳定。但是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没有立法，都没有控制，都没有全面规划。有的规划就是发展，但是怎么发展，还不清楚，比如说这克隆人类，很多国家是不允许做这个研究的。他现在不是说克隆这个生物的人类，我跟刘老师也讨论了，他用机器就可以做出一个人来，他想做的跟人长得一样几乎都可以，不跟人一样也可以替代你。我们李宇明教授最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 问题，他根据现在的发展，估计什么样的语言工作会被替代，这不是有关部门已经说 了，说40%的语言职业将面临消失。那李宇明教授作为语言规划专家，已经预测了什么样 的语言职业首先会被机器人取代。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现在语言规划你管我们老百姓管的挺好，但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要纳入语言规划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