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与“恐慌”——析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躯体的缺陷和疾病,还要有完好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1]与健康相对的是疾病。疾病是一种身体意识的觉醒和“出场”,“在身体的一切功能正常时,它似乎是不存在的;在功能失调的时候,它会强烈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2]这种对身体的感知能力,成为了人们判断自己健康与否的经验标准。然而,不同的个体对身体的感知情况和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一些 “轻微症状”到了比较敏感的人那里,成为了“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们“夸大某些情形的重要性”[3],形成了健康焦虑——精神疾病学将这类人称为“疑病者”。随着学业、工作和压力的增大,青年人出现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对健康的焦虑也与日俱增。健康焦虑的缓解需要健康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但是“健康信息能赋予寻找者力量,也能够压倒他”[4],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
一、相关概念界定
疑病症并非网络时代的独有产物,在书刊医学资料盛行的年代,对健康过分关注的人常通过书面资讯来进行自我诊断,产制焦虑。然而,网络传播的种种特性恰好拨动了疑病症患者的“恐惧之弦”,他们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在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加剧了恐慌。
(一)网络健康传播
当网络技术席卷而来,并造成社会文化心理的调适性变化时,健康传播也开始并入网络健康传播的潮流中。这并非只是意味着传播平台的转变,网络的特质带来了一系列变革,包括促进健康认知、消解医生权威、改变医患关系、影响日常健康叙事等。如果从功能论的视角来认识网络健康传播,那么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健康教育的工具。Evers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最为直白:“网络健康传播是用来提高健康及其服务的互联网技术的使用”[5];类似的定义如:网络健康传播是“个体通过电子设备、传播技术来传递健康信息和接受与健康相关的指导和建议”[6]。研究发现,年轻人、女性、高收入群体更愿意利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7][8][9]其中,青年人更倾向于通过搜索引擎、网络健康社区、问答社区、社交软件等各类渠道获取健康信息 [10]。此外,个体在当下对健康信息的需求程度被认为是直接的影响因素。多位学者的研究共同显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会更主动地在线搜寻健康信息。这是因为他们能从健康信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11]并需要借此来与医生更好地交流;[12]从而消解疾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维持生活质量[13]。
(二)疑病症与健康焦虑
我国青年群体的焦虑水平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并呈逐年上升趋势。[14][15]健康焦虑是其中之一。从古至今,“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深入人心,强化了人们对疾病预防重要性的认知。疑病症患者对自己的健康状态过分关注,深信自己患了某种疾病,虽然经医学排除仍难以释怀。健康焦虑是一个连续的症状谱:一端是对身体感觉的忽视或轻微关注,另一端是强烈的健康恐惧——这种极端的状态在《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中即被称之为“疑病症”[16],是躯体感觉的夸大和认识上的曲解,主要症状包括对疾病的恐惧、躯体的先占和长期求医。
引起疑病的原因是多样的。许多研究者认为躯体、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疑病密切相关,其中,患者的个性特征是公认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善思多愁、敏感内向、追求完美的人比较容易罹患疑病症,“病人的病前个性多为敏感、多疑、孤独、自怜、以自我为中心”[17],他们往往十分关注自己的各种外在体征,如脸色、舌苔、体重等,也十分在意躯体感受。其他一些更直接的原因包括医源性影响、环境的变迁、亲身的患病体验和媒体的健康传播等。疑病症常常在目睹亲友患病之后或短暂的躯体不适之后发生;有的人则是发病于不适当的健康传播路径,如误信不科学的健康知识、曲解医生言语和医学知识、从媒体中获得医药信息后过分联想等。
(三)网络疑病症
网络为使用者提供了丰富的医疗信息,帮助外行者理解健康和疾病,也为他们的症状提供解释。但是,网络的种种特性也使其成为滋生健康焦虑的温床,用户通过搜索引擎访问那些具有迷惑性的医疗信息资源,会产生网络疑病;尤其是当网络作为一种诊断程序被使用时。
2.1 队列人群基线特征 基线时用MS诊断标准将队列人群分成两组,MS组467人,非MS组867人。基本体格特征和实验室特征比较,除年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外,MS组的体质指数(BMI)、腰围(WC)、收缩压(SBP)、舒张压(SBP)、空腹血糖(FPG)、TG、HDL-C测量均值均高于非MS组,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1。
网络使用对疑病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用户焦虑性格的基础上的。原先就对健康过分关注的人会固执地误读医疗知识,选择性地接受所能获得的健康信息,考虑最坏的可能性,以作为他们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据;而这种信息的获取和整理又会加剧他们对健康的担忧,形成恶性循环。Barsky发现,健康焦虑的人更容易在网上找到健康信息并反复就诊,使用或浪费更多的医疗资源。[18]
二、对疑病者疾病叙事的文本分析
人类善于用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生活、表露自我。当遭受疾病,如果有条件,他们往往会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患病经历和病痛体验,这种条件包括足够的时间、合适的平台以及愿意倾听的对象。当患者谈论健康时,在生理问题的表层之下,是一个开放的、综合的叙述视野。Kleinman将这种讲述健康的方式称为“疾病叙述”[19]。
网络健康信息确实会诱发疑病症,这是前人研究的结论,[23]也是疑病症患者的自我认识。一些患者回忆了自己的疑病经历,自述网络是主要“凶手”或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以“罪魁祸首”“万劫不复”“万恶”“潘多拉的魔盒”等词汇来形容网络中的健康信息。“那时候感冒,我点开了百度,输入了症状,从此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开始了疑病历程!”(编号180)
在对疑病症吧的疾病叙述的研究中,伦理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Carter提到了在线研究的四种原则:非中伤的原则、匿名保护、数据的保密及取得知情同意。[21]卜玉梅在探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时考虑了几个问题:暴露还是掩饰研究者的身份、怎样对社区进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网名是否已经足够保护用户隐私。[22]本文以客观的立场来研究在疑病症吧中进行疾病叙述的个体,其作为研究对象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研究不带任何污名的指涉。其次,虽然网名已经是一种化名的保护形式,但仍有可能对个人隐私造成风险,本研究删除所有可能暴露被研究者身份的信息,使用统一编码来指称研究对象。
通过对疑病症患者疾病叙述的文本分析,本文试图确认网络与疑病之间关联性,即网络健康信息如何催生健康焦虑,以及为何会有这种效果,从而,以健康层面入手来研究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重新思考网络使用与满足理论,探讨网络健康传播的相关问题。
三、网络健康信息与疑病关联性
在现实语境下谈论疾病可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患者的言谈被局限在医学提问框架之内,很少有自由叙述的机会。直到健康传播的发展和医学权威的松动,为患者的疾病叙述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空间。Morris认为,很多人被健康问题困扰时,会抗拒临床医生特别提供的“权威医疗科学”的叙述,希望“重新得到创作和讲述自己独特故事的权力”[20]。此外,公众对于疾病的知识不断增加,使得个体疾病体验与医学知识之间有了互动的条件。互联网又为疾病叙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匿名的保护可以让患者无所顾忌地谈论关于病痛的故事。尤其是疑病症患者可能同时感受到若干种致命的疾病(虽然常常是无谓的焦虑)。他们自我压抑,得不到周围亲友的理解。因而,他们更需要一个可以讲述的、交流的空间。“百度贴吧”中的“疑病症吧”即汇集了大量疾病叙述的个体。在这个虚拟社区中,讲述者大多已有意识地将自己界定为疑病症患者。他们除了在社区中描述症状、倾诉烦恼之外,也会讲述自己的疑病经历。本文选取贴吧中较完整的疾病叙述类帖子204篇作为文本分析的材料样本。对这些叙述进行文本分析,就是要对患者的故事加以理论化,即在文本之外设立一个框架,对患者讲述的故事进行推理、推测或解释并形成理论,从而加深“我们对多文化群落中的健康传播的理解”。在本文中,对疑病者自述文本进行筛选整理的框架就是网络健康传播的效果,以及网络信息爆炸对健康焦虑的影响。
图1 网络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关系图
健康传播是一个难尽的话题,它从没有从各个学科的研究内核中退场,但是也至今未达成定论和共识。疑病者对健康过分关注,频繁地与身体、与健康知识发生互动;他们自察、自省,并乐于进行疾病叙述。对这些人的研究能够投射出关于健康传播的尚未明了的问题,并与媒介效果等传播理论相勾连。
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并非直接加深健康焦虑。实际上,使用者的焦虑性格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疑病者(编号24)也对自己的这种性格有清醒地认识:“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自己身上,怀疑、不自信、害怕,心理上的这些潜意识或者阴暗面把身体上的问题扩大化,给我们的不安找到了理由。”
焦虑性格的个体则具有强烈的易感性,任何一种健康信息的传递都可能在他们那里引起严重的焦虑。这种对焦虑的触发因素包括大众传播的传统媒体渠道和网络渠道、人际传播的医患渠道和亲友渠道、人内传播的体内症状和体外表征。健康传播唤起焦虑之后,尤其是严重焦虑者,必然要寻求解决之道,除常规的求医问药之外,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了解疾病和进行自我诊疗的一种方式。研究发现青少年擅长使用技术来满足自身的健康信息需求。[24]Cline和Haynes研究发现健康信息查询者一般会通过浏览健康网页、参与虚拟社区和在线咨询健康专业人员三种方式获取网络健康信息。[25]但不幸的是,网络健康信息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可能会加重焦虑。疑病者(编号189)描述了使用网络之后产生的健康恐慌:“有一次吃槟榔,把口腔黏膜烧脱落,网上查了口腔癌的图片,跟我一模一样,当时感觉马上就要不行了。”
几乎人人都有在互联网上搜索健康信息的体验。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一个常见病词汇,例如“感冒”,或是输入一种症状,例如“头疼”,人们会发现自己顷刻就置身于健康信息的海洋里。曾经,准确而时新的信息为医生所独占,现在,每个人都能从检索互联网中唾手可得,医生不再享有获取知识的特权。
四、网络何以催生健康焦虑
在健康焦虑者网上搜病时,这种选择性接收的情况尤为明显。网络包罗万象,往往提供最全面的信息。比如,当搜索症状“咳嗽”时,用户既会找到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等普通的病因,也必然会看到肺结核、肺癌等严重疾病。焦虑的人过分强调灾难结果的可能性,所以网络很快引导焦虑者得出极端的结论。疑病者(编号78)描述了这一心理过程:“我在网上查了有说霰粒肿、脂肪粒什么的,而且有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是有个睑板腺癌说和霰粒肿症状相似。我还是第一想到会不会是这个癌啊。”
(三)语义的规范性。语义的规范性主要是指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其语义应符合社会风范、社会道德、词语要健康文明等原则。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人们随心所欲, 因此为了表达畅快, 不惜用一些语义不健康, 不文明的词语, 如“我勒个去”、“靠”(一种不文明的骂人的话, 类似与“操”)等。这样的词虽使用起来简单、便利, 表达起来痛快, 但这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言语行为。曹德和先生指出:“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 除了‘不快语’以外, 还充斥着许多污言秽语, 这些垃圾自然应予清除。事实说明, 伦理原则亦适用于语言的规范……”④ 据此, “我勒个去”、“靠”等一类污秽词语将是不能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
(一)主动搜寻:健康信息唾手可得
互联网上充满了健康信息,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生产和引用都处于无序状态,缺乏把关,搜索者无法判断他所接触到的说辞是否可以信赖。所以很多时候,沉迷于网络搜索中的外行人会一头雾水,因为往往通过网络我们得到了自相矛盾的资料,或者短期内“专家”的健康建议会发生转变。很多用户未曾怀疑过网络信息的可信度。研究显示,国内只有25.8%的用户查找医学健康信息时专门验证过它的可信性。[28]当用户将网络健康信息作为“金科玉律”时,很容易受到误导形成恐慌。有一些反复使用网络信息的疑病症患者在自我反省和疾病叙述时已经察觉了网络健康传播的这一弊端:“关于慢性咽炎会不会癌变这个问题,医院广告宣传网页都告诉你不去做激光就会癌变,但本人询问专家后得到答案,目前尚没有任何数据证明慢性炎症会诱发鼻咽癌。”(编号38)
(二)被动接触:额外信息蜂拥而至
不管是用户主动地搜索健康信息,还是在进行与健康不相关的网络活动行为,健康信息都可能会不受控制地涌入视野。对焦虑者来说,这些信息都可能成为疑病的导火索。正如Tian和Robinson所指出的:尽管人们借助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时往往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但互联网丰富的超级链接使得人们会在无意中获取额外的健康信息;很难说这些不在预料中的信息是否会加剧疑病症患者的恐慌。[27]疑病者(编号9)叙述了这一过程:“本来我是在百度查怎么样在洗牙后保养好牙齿,但是一篇洗牙导致艾滋病的文章赫然入目。点开一看,不得了,觉得自己肯定是得了艾滋病了。”
(三)缺乏把关:错误信息的滋生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惯常的医疗图景,瓦解了医生的传统权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生了病或感觉身体出了问题,首先求助的不是医生而是网络。赵曙光等人对中国患者的研究发现,主动搜寻健康信息是公众的重要健康信息行为之一。[26]尤其是疑病症患者,“在线搜病”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造成他们频繁在线查找健康信息的主要原因是网络健康信息的唾手可得,免去了他们看医生的麻烦、尴尬。毕竟,眼下大多数医院总是“长时间候诊、短时间就诊”,医生的诊断无法完全释清患者的疑问,网络成为了替代性的医疗工具。比如一位疑病者(编号68)描述了她在线搜寻健康信息的原因:“后来我还怀疑过妇科病,老觉得肚子痛,觉得自己不正常,铁定有病。但比较害羞不敢说,只能默默上网找答案。”
这节课结束以后,我又布置了这样一个课后作业:“茫茫”除了可以形容沙漠(茫茫的沙漠),还可以形容大海、草原、夜色、人海等。请你想象其中的一个画面并写一写,当然你也可以摘抄你读过的描写这些画面的原文。
(四)选择性接收:只听坏消息
许多焦虑的人都具有“小题大做”的思维定式,只要有不愉快结果的可能性,疑病者就倾向于细想情境中最糟糕的结果。用Beck和Greenber的话来说:“焦虑的患者选择性地关注那些预示可能是危险的刺激,并不在意那些没有危险预示的刺激,他随意推理和过度推理,沉浸于自己的焦虑症状,凝思死亡或其他灾难的想法”。
疑病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但网络的种种特性发酵了疑病心理,催生了网络疑病症这种新生的现代神经官能症。
五、网络健康传播的反思
图1 展示了网络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的关系模式。网络健康信息有两种影响健康焦虑的方式:如果为用户所被动接触,只是作为唤起健康焦虑的一种因素;如果为用户所主动搜寻,则有可能加深原本焦虑个体的健康焦虑。
(一)博闻广识与无知无畏
总的来看,网络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的确存在关联;但更多时候网络健康信息与其他渠道的健康传播一道成为引起健康焦虑的诱因;而对于具有焦虑性格的个体而言,这些诱因会在他们那里激起严重的恐慌,且这种恐慌会随着网络“搜病”愈演愈烈。
其中,V2,ρ2分别为超滤后浸提液的体积和多糖的质量浓度;V1,ρ1分别为超滤前浸提液的体积和多糖的质量浓度。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搜索引擎作为网络中的一个突出技术,给普通用户的信息搜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使人们能够有目的地从信息海洋中抽取所需要的信息。然而,搜索引擎也把大量未经筛选、过滤的信息一概推向大众,交由他们自己选择;在应接不暇、接踵而来的信息面前,一些人会“无所适从,心绪不宁,产生焦虑或浮躁情绪”[29]。
信息数量的增多和获取门槛的降低使更多的人博闻广识,但是,正如疑病者所阐述的,“无知者无畏”,了解更多健康知识导致了更多的恐惧。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多的现代养身知识可能恰好破坏了原始信息状态的那种平和心态,使人们在对待健康时变得过分谨慎、矛盾、焦虑。一些疑病者总结了这一倾向:“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网络通信不发达,信息闭塞,人们知道得少,也就避免了胡思乱想的机会;我们生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你要是感觉尿频,网上一找就坏了,尿频就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癌症等。”(编号15)在网络海量健康信息中,不管是用户的主动搜索还是被动接触,都难免会获知更多的此类知识。越在意身体健康的人越博闻广识,却也可能引发更多的焦虑。
(二)“满足”之外的“恐慌”
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特定“需求”的个体,他们基于需求的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需求得到“满足”;用Katz等人的话来说,使用与满足理论主要关心“社会和心理起源引发需求,激发对媒体的期望,造成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最终导致了需求的满足和其他非企及的结果”[30]。可见,在使用与满足理论被提出之初,“其他非企及的结果”就在“满足”之余被考虑在内,作为“使用”媒介可能造成的其他后果。
《翻译论》是目前最能够将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进行全面阐述的数据,在其中,林语堂提出了翻译的三个标准,即中式、通顺和美。在林语堂其他的创作中,也能够体现出他的读者意识。在《八十自叙》中,他强调:“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无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转引自冯志强2011:208)
如果考虑疑病者对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情况,那么这种“非企及的结果”包括了“恐慌”。即网民基于健康疑虑而主动地使用网络,“网络的及时性、广容性、超链接以及强大的搜索功能”[31],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除此之外还可能额外地获得很多其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信息,结果造成了恐慌。如一位网友(编号153)所言:“在使用百度的过程中又用了一个叫好大夫的网站,不查还好,一查居然跳出来一个运动神经元网。比对症状,觉得运动神经元疾病完全符合我的症状。”
在如今电动网联化的大趋势下,轻量化显得尤其的重要。减轻汽车车身的质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电动车的里程,降低能耗。由于在汽车零部件的结构件中,常用的材料是玻纤增强型的复合材料,将振动力场引入复合材料注塑的全过程,能够增强和优化玻纤的取向,降低剪切力场对玻纤的破坏,从而达到提高制品力学性能的目的,给结构设计师提供了对制品进行优化的空间,实现制品的轻量化。
(三)壁垒与福音
网络健康传播不是一条坦途。正如Hardey所评论的,网络提供的健康咨询是一种“去专业化”“去神圣化”的内容,使得医学知识的漂浮性、不确定性逐渐地凸显出来。[32]前文提到了由于缺乏把关而造成的错误健康信息并不罕见,可能误导认知和诊断;Katz和Rice关注了网络健康传播的隐私问题,以及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可能出现的而一些无法预知的问题;[30]而对于焦虑者来说,海量网络健康信息容易引起更多的健康焦虑。
健康焦虑的危害是严重的,它损害了焦虑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使他们情绪低落、频繁就医;于社会而言,焦虑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对医患关系造成了影响。很多疑病者反映了这些糟糕的后果:“别的同事医保卡里都几千块钱的,而我不但每个月医保卡刷个精光,还要自己贴上好多钱……因为疑病,我付出了比金钱还要巨大的代价。由于长期思绪忧虑,造成了肝郁肾虚,我的生活激情,我的职业规划,通通被疑病情绪占据。”(编号21)
总体而言,网络健康传播依旧是一次医学革命。按照惯例,医生可以像家长一样地决定“是否坦率地告诉病人致命的诊断结果”;而且在作解释时,医生往往频繁地使用令人迷惑的和陌生的语言,摒弃清晰明了的解释。面临这种困境,以往的患者只能从医学书籍中查找资料,直到互联网的可接入性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反抗的空间:人们可以向网络寻求帮助,在海量的健康信息中自行选择和解码。
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成什么样?所谓一体化体育课程,就是要建设纵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和形式联合的系统化体育课程[4]。如何建成这样的课程,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全盘西化,是要在学习国外体育课程建设先进经验,了解国内学校教育发展实际,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一体化课程。不同国家通常围绕着特定的目标、价值观、学科内容和标准来组织其国家课程,以实现应该鼓励每个学生在每个层次上达到的目标,尽管在严谨性、特异性、覆盖率的具体程度不同[5]。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等部分国家的体育课程经验分析,探寻能够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是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
除了通过浏览网页来获取健康信息和在线咨询健康专业人员外,用户还可以参与在线支持群体来获得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和支持的平台,让陌生人有可能因为相同的健康问题而走到一起,从而催生了健康在线社区。社区具备吸引个体互动交流的优势。在线社区的参与者尽管互不相识,但由于他们存在极大的共性,因而能接纳他人、产生兴趣和袒露心声。本文所研究的“疑病症贴吧”中的疾病叙述者,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虚拟社区的表露和互动来获得压力的释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和同病相怜的人群。他们在表露中体现了这种虚拟社区参与对他们舒缓健康焦虑的作用。“看到好多和我一样的人,真的觉得很亲切,内心有了久违的平静。”(编号98)“我是几天前来到这一个贴吧的,看到大家的心声,内心突然觉得不孤独了。”(编号154)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分析……………………………………………………… 刘洋(10-267)
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造成了过多的健康焦虑,但网络对于健康传播依旧是利大于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其中的健康信息,如何加以选择、利用,如何进行相应的心理调适,使网络成为健康传播的有益途径。
植株样品:将田间植株样本剪切成1 cm以下的小段或切碎,在不锈钢盆中充分混匀,用四分法缩分样品,分取2份200 g的样品,分别装入封口样品容器中,粘好标签,贮存于-20 ℃冰柜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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