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献？ ——基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与思考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根据这一目标，我们还需努力保持33年的可持续的增长。如果得以实现，中国连续70年平稳的增长将成为人类经济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思考与总结，形成了许多观点。其中一个大致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不足以总结过去，也不足以指导未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员，也有必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对实践进行反思总结。这是“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否能够催生中国的经济学贡献？这是摆在当代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一个似乎被大家认可的不成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比如说，很多学者反复强调两个理由：一是中国越来越重要，二是很多中国现象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因此中国一定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我们不妨把目光放长远，试图回答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那就是伟大的经济实践是否一定能够产生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思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选取过去300年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经济事件，如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崛起、美国崛起、日本现代化等，结合这些实践所处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的重要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梳理，尝试总结一些基本规律。换言之，本文试图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两个学问都非常博大精深，本文的梳理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希望从整体上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1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

英国工业革命是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经济事件，而且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产生了一批经济学家，是前述问题的重要案例。我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根据Maddison(2007)整理的数据，1700年英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56%，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人口分别均为22%。到1890年，就业结构已经变为农业16%、工业43%、服务业41%。伴随就业结构改变的是纺织业的迅速扩张。Maddison(2007)认为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6倍；1774—1820年的50年间，英国棉花进口增长了20倍，棉纺织业出口占比从2%增长至62%。

D-P屈服准则是Drucker和Prager于1952年提出的广义Mises理想塑性模型[6],把不考虑中间主应力影响的Mohr-Coulomb(M-C)屈服准则与不考虑净水压力影响的Von-Mises准则联系起来,其破坏准则可表示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了全面改革，解散了在日本对外扩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财阀，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和冷战的深入，不少财团卷土重来，但二战后的财团已经不再是由家族控制的控股公司，而是没有主导型企业家族的松散企业团体，受到《反垄断法》《公司法》和《遗产法》的约束。现代日本的六大财团包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财团，这些财团内部企业都相互持有股份并开展大量贸易，其融资需求也主要通过财团内部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满足，当一个企业陷入困境时，财团内银行将提供充足贷款，成员企业也会提供帮助。员工对企业保有很高的忠诚度，日本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也相对较高(傅高义，2016)，日本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有其独到之处。日本还非常重视教育与科技。从明治维新对教育的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到二战后教育相关立法和改革，推行均等与高质的基础教育，提倡终身教育，高中入学率从1960年的58%上升为1970年的82%，大学生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竹内宏，1993)。

 

表1 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就业结构(单位/%)

  

年份农业工业服务业170056222218203733301890164341

资料来源： Maddison(2007), 第95页。

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工业化。1851—1915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约18倍；1860—1910年钢铁产量增长18.8倍，原油产量增长418.1倍，生煤产量增长45.1倍(Hughes and Cain， 2011)。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应运而生，产品标准化、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速。卡内基采用西门子平炉技术造就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钢厂，福特汽车的流水线装配模式也为世人称道。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1910年，美国的铁路总里程达到351767英里，是1860年的10倍，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一半，是本国公路里程的1.5倍(Hughes and Cain， 2011)。铁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运输成本，拉动钢铁、燃料的需求，并衍生出其他创新。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口也出现大幅度增长，欧洲移民持续涌入，白人人口比例提高。186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1.93倍，白人人口比重从85.6%增长到88.9%。人口增长带来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这一时期美国受雇工人数量增长2.43倍，年工作时间增加1.76倍。同时，城镇人口比重从19.8%增长到45.7%，城镇化率大大提高(Hughes and Cain， 2011)。

3.形式的多样性。流行音乐不应该只是流行歌曲的代名词，它还包括通俗钢琴曲、经典影视音乐和影视歌曲、轻音乐等。丰富多彩的流行音乐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典作品。

第四，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根据Reinhart and Rogoff(2009)的整理，英国在1810、1815—1817、1825—1826、1837—1839、1847—1848、1857、1866、1878、1890等年均出现了金融危机，平均而言每7～8年就出现一次。同时，实体经济也出现过多次衰退，如1812—1821、1857—1858、1867—1869等年度，实际GDP均出现下降(Mitchell， 1988)。

第五，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Brown(1990)测算了英国西北地区棉纺织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支出成本，认为1806—1850年工人的名义工资始终是下降的；考虑生活成本价格的实际工资则大幅度波动，在1806—1816、1817—1820、1821—1826、1836—1841等时段出现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引用《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中关于工人、犯人、士兵每周营养量的数据，指出排字工人和农业工人摄入的营养比犯人低三分之一。

第二位有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是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莫勒。他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更加严苛，认为研究经济问题用抽象演绎方法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强调用历史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和考察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新时代就要到来，但光荣属于整个历史的统计的材料，而不属于对古老的抽象教条的进一步蒸馏，这些教条已经蒸馏过一百次了。”(Schmoller，1883，转引自凯恩斯 2001年中译本)从这句话能看出他对斯密、李嘉图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

上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的确催生出了一大批流芳千古的经济学思想家。亚当·斯密是最声名显赫的一位，他终身未婚，一生投入研究工作。除了经济学外，他在哲学甚至天文学方面也有所建树。斯密追求完美，在去世前他要求家人当面将许多手稿烧掉，而他最重视的《国富论》等一生数次修订的著作流传了下来。作为苏格兰人，他的思想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曾经陪一个富家子弟在欧洲大陆游览从而开阔了眼界，终身交友广泛。对于斯密的经济理论，大家都很熟悉劳动分工和“看不见的手”。但是，《国富论》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玩味的论述。比如，第四卷第七章专门讨论殖民地。斯密认为殖民地为母国带来了丰富的物产，帮助母国升级产业，并且使得英国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获利，但他同时也指出垄断贸易不利于母国完成资本快速周转，应当适度、渐次放松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经营。再如，他在第四卷第二章分析了针对本国能够生产的产品的进口限制。他认为高关税和进口限额限制了分工与市场拓展，各国应该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产业，这样可以创造更多产品和财富。斯密认为，除了关乎国防的行业和国内生产被征税的行业，其他行业和产品的进口高关税和限额应该被逐步取消。可以说，斯密的经济学体系非常复杂，今天大部分人对斯密思想的解读是漫画式的抽象。

大卫·李嘉图的风格与斯密非常不同。他是犹太人，是纵横股市的成功投资者。他在经济分析中坚持劳动价值论；他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探讨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关系，抨击地主；他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同时，李嘉图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我均衡，这构成了他与同时代的马尔萨斯最大的不同。他们就很多问题展开过争论，但本质差异在于李嘉图相信资本主义的自我均衡能力，但马尔萨斯恰恰相反。粗略地讲，李嘉图是乐观主义者，马尔萨斯是悲观主义者。

卡尔·马克思也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思想巨人，他的思想和理论也基于对那个时代的观察与思考。不过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的思考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哲学，可以概括性总结为三点：第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不断前进的，会不断迈进更高层次，不可能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制度形态上，这个论断部分地源于德国传统，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辩证法。第二，他认为英国模式存在本质性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三，他认为人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没有绝对的、抽象的理性，人的行为与所处的阶级有关。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完善了劳动价值论、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等。但是，这些具体的理论都是基于上述三条经济思想提出的。

不同学者观察经济实践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革命的积极影响，倡导自由贸易与自由经济。大卫·李嘉图注意到了工人生活的悲惨，但将其归因于地主阶级的剥削。斯密和李嘉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其隐含的推论是这种经济体制是永恒的。而马克思主要思考的是经济危机反复出现、工人生活悲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自由经济政策的弊端。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思想家，而这些经济思想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后续的经济实践，包括战后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

2 德国的崛起与德国经济思想

德国经济是欧洲的后起之秀，它于19世纪中叶启动，1871年完成国家统一后快速发展。德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的色彩极其强烈，社会政策也颇具特色。德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四条：

“明明四周都是同社团的人，他却找不到人可以说话，可见他应该是刚加入社团，所以还找不到可以算是认识的人说话。”

第一，快速工业化。1870—1913年德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6%，单位小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9%，同一时期英国的两个增长率仅为1%和1.2%；就总量而言，德国GDP总量增长率为2.8%，远超法国的1.7%和英国的1.9%(Maddison 1982)。这一时期德国工业高速发展，以工业化指数衡量，1913年的工业化程度是1871年的5倍(Layton 1995)。

 

表2 1870—1913年典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单位/%)

  

GDP年均增长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单位小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英国1.91.01.2法国1.71.51.8德国2.81.61.9美国4.12.02.0

资料来源： Maddison(1982)。

第二，逐步形成统一市场。1815年德意志联邦成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宣告成立，标志着德意志统一市场开始形成。1871年国家统一后，财税、银行等领域开始进行一体化改革，1873年、1875年、1879年先后统一了货币法、银行法与关税法。在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德国铁路开始迅速发展，1837—1847年间全德铁路投资增长近20倍，1839年铁路里程超过法国，1850年拥有铁路6044公里，接近英国的水平(丁建弘和陆世澄，1991)。

第三，政府干预色彩浓厚。在贸易政策方面，德国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1879年6月，德国实施新关税法案，对皮革、纸张等多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德国政府又在1885年和1887年两次调整关税，到1887年农产品的关税率已是1879年的5倍(郭新双和郭红玉，2014)。在对内政策方面，德国扶持垄断企业，1878年颁布的《德意志公司法》承认卡特尔协议的法律效力；1879—1911年，德国的卡特尔组织由14个发展到600多个(郭新双和郭红玉，2014)，比如克虏伯公司，专门制造大炮，现在专注生产高科技产品，依然是很有影响力的企业。铁路建设中，国有主导的色彩也十分强烈，德国政府从1879年开始以债券换股票的形式对铁路进行国有化，到1913年国营铁路里程占比达到91%，1924年正式设立“德意志国铁路”(国有企业)，由国家交通部管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1989)。

第四，社会政策为国民提供保障。德国是最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残疾、遗嘱保险法》，构建起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也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形成了涵盖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疗养和住房等社会福利网络。同时，德国十分重视教育投入，根据郭新双和郭红玉(2014)的统计，德国1913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4%，与国防经费占比相当。

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经济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这样伟大的经济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德国的经济思想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其中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一生奔走呼号，希望德国能够统一，还自己筹资修建铁路。有趣的是当年《莱茵报》想请他做主编，但由于身体原因他无法承担，于是才请马克思出任主编。李斯特是一个传奇，但其人生也是悲剧性的，57岁自杀身亡。李斯特最著名的著作是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反对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思想，认为其思想所宣称的普遍性只适用于英国而不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他认为落后国家不应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也不能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同时，他强调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国家的重要性。

这份按照里帕的引用频次，由保罗·托奇的整理的，长达四页的“所引用的作家目录”索引表，可谓是一个有用的指引，后人从中大致可以得出《图像学》对古代作品的依赖程度的判断。

先天性肌性斜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歪脖病”的一种。每1000名婴儿中就有3～5人患此病，女婴发生的概率比男婴略高。另有统计称，偏右侧斜颈的患者较偏左侧斜颈的患者多一些。由于头部收到长时间的牵拉，使患侧颜面部发育缓慢，头面部外观不对称。

二战后德国又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路德维希·艾哈德。艾哈德是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要与国家的适度干预相结合，要接受政府的约束。这一主张到今天还在指导实践，是“德国模式”的重要理论支点。艾哈德本人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不难看出，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与德国当年的经济实践之间也有着紧密关联。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经济的政府干预色彩浓厚，不论是铁路的修建还是福利制度的建立都由“有形之手”支配。历史学派在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都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相径庭，他们背书政府干预，反对教条，倡导从实践出发进行经济研究。值得玩味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现在少有人问津，甚至很多德国的学者都不知道其存在，客观地讲，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没有成为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思想。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指导着战后德国的经济实践，为二战后德国的再次崛起奠定基础。然而，今天许多德国主流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成果与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发生关联，他们更希望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可以说，尽管当下德国经济如日中天，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在主流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德国有五大经济学杂志，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可是现在都改了名字，并且以英文出版，基本丢弃了过去的传统。

欧洲大陆除了德国外，意大利也值得提及。意大利统一的时间与德国相近。1870年统一后发展迅速，十几年时间经济总量翻了两番。意大利的经济腾飞与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不无关系。墨索里尼是有经济头脑的，他取消了房产税、遗产税，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余治国，2011)。另一方面，他推行国家合作主义，搞农业集体化。意大利的经济思想，我们现在熟悉的是帕累托，但帕累托在政策主张层面上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

3 美国内战后到二战前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

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1913年人均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在这一时期，封闭统一大市场是美国经济最主要的特点。美国不支持自由贸易，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一方面，西进运动使得美国内陆原材料得到充分利用，用国内市场替代了海外扩张；另一方面，高关税带来财政收入，弥补财政亏空。在二战之前，关税是美国联邦的重要收入来源。

美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也与高关税分不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位财政部长，更是开国元勋之一，绘就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蓝图。汉密尔顿的想法是支持贸易保护，且认为政府要投资一些有前途的新兴产业。面对建国初期捉襟见肘的联邦财政，他创造性地以关税做抵押发行国债，并推动了国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汉密尔顿47岁死于与副总统的决斗中，但到今天他的头像现依旧印在10美元的纸币上。数量众多的银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1860—1914年，美国商业银行数量自1562家增加至27236家，总资产自10亿美元增加至211.55亿美元(Hughes and Cain， 2011),彼时银行的业务被限制在各州之内，罕有跨州业务。同时，美国的金融政策强力支持制造业发展，投资银行的出现使得工业企业筹措大额资本成为可能，并服务于兼并与重组。

以上几方面是笔者在临床带教的几点体会，应不断提高临床带教质量，注意培养医学上临床操作能力。总之，在临床教学中，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兴趣及主观能动性，注重教书育人，提高临床带教的质量和教学效果，为医学生将来工作打下基础。

第二，殖民扩张。1820年后，英国进一步拓展帝国版图，在非洲获得埃及、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苏丹、乌干达等殖民地，在亚洲取得亚丁、缅甸、马来亚等殖民地，殖民统治中国香港，并全面控制印度；至20世纪初，英帝国总人口4.12亿，是英国本岛人口的10倍(Maddison， 2007)。

按照适度竞争、良性竞争的原则，逐步培育规范有序的军品竞争市场环境，使已进入军品市场的民营企业“看有盼头、干有劲头”。着重发挥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头狼效应”，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合理的竞争手段，在获取更大军品市场份额、推动先进技术向军品转化的基础上，反向激励传统军工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促进技术革新。不断增大竞争性采购比例，如在军用发电机组、军用方舱、计算机及网络设备、场站保障装备、卫星导航定位用户设备等方面，探索进行集中采购的论证，拓宽集中采购范围。

2006年，我国银监会调整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推动设立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加快推进农信社向农商行转变，拉开了农村金融创新的序幕。根据银保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村镇银行达到1601家，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农村合作银行33家，农村信用社965家，基本形成了多层次、覆盖较广的农村金融体系。①然而，目前的现实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农村商业银行，均存在着小、散、弱的问题，业务发展存在着重大障碍，步履维艰，前景暗淡。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金融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金融供给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烈呼唤农村新一轮的金融创新。

第三，贸易政策调整与资本输出。1840年前后，英国开始由贸易保护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1846年，英国废止《谷物条例》，不再征收保护性的农产品进口关税。1849年终止《航海法案》，英国殖民地货物不再只由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有、制造的船只装运。1860年前后，英国单方面取消贸易与关税限制，并开始实行最惠国待遇；同时，大量英国资本离开英伦本岛输出海外，19世纪70年代英国一半的储蓄流出本国，至1913年英国的外国资产达到其GDP的1.5倍(Maddison， 2007)。

 

表3 1860年与1910年美国总人口变化

  

年份总人口数人口比重/%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白人非白人国外出生者18603144419.880.285.614.413.219109197245.754.388.911.114.7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22,25,31,33， 转引自Hughes and Cain(2011)。

奥地利学派诞生并发展于哈布斯堡-洛斯林根(Habsburg Lothringen)王朝(1740—1918)的衰落时期。哈布斯堡王朝曾是欧洲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1273—1918)，哈布斯堡-洛斯林根王朝是其最后的分支。进入19世纪后，随着在拿破仑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哈布斯堡王朝逐渐走向衰落。1866年哈布斯堡-洛斯林根王朝在普奥战争中战败，被驱逐出德意志联邦，从而被排除在德国关税同盟之外，德国还通过征收歧视性的铁路运输费和高额关税来阻止奥地利农产品进入德国市场。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联盟建立奥匈帝国，哈布斯堡-洛斯林根王朝皇帝约瑟夫(Franz Joseph)成为奥匈帝国的皇帝，试图扶大厦之将倾。

这一时期第二位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大学的托尔斯坦·凡勃伦，最著名的作品是《有闲阶级论》。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理性人”假设，认为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等非理性因素都影响人类的消费；他反对消费的目的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批判“炫耀性消费”，认为美国经济中很多大企业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滋生享乐主义。他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强调经济学分析要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的方式。然而，今天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对他的观点知之甚少，甚至都不知道凡勃伦是美国一位重要的思想者。

第三位值得提及的学者是约翰·贝茨·克拉克。他是美国经济学会(AEA)的创办人之一与第三任会长。他提出了边际生产率学说，拓展了基于边际效用的需求理论。他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报酬，只存在于动态(即发展着的)经济之中。1947年克拉克诞辰一百周年时美国经济学会设立了“克拉克奖”，授予对经济学作出突出贡献的年龄40岁以下的美国学者。

总体而言，美国内战后至二战前的美国经济发展与英国、欧洲大陆相比特点明显。美国反对自由贸易，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建立了一个封闭大市场。然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集体“失声”，没有人对这些独特的政策进行解释或为其辩护。今天我们熟悉的美国学者，比如哈耶克、科斯、熊彼得等都来自欧洲大陆或英国，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本土经济学家大都是传承了这些源自欧洲的思想。比如，弗里德曼宣传哈耶克的自由经济思想。另一个熟悉的人物，萨缪尔森，师从阿尔文·汉森，宣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思想。概括地讲，从美国内战到二战的时期，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美国本土没有产生基于其当时经济实践的伟大经济思想。

4 日本现代化经济实践与思想

日本建立现代化国家经济体制的经济实践也同样令人瞩目。明治维新初始，日本货币体系混乱，市场上充斥着由数量众多的大名(日本藩地诸侯)和银行发行的各类纸币；加之镇压武士叛乱和农民暴动的需要，政府财政赤字剧增，共同导致了1876年之后的急剧通货膨胀，仅1877—1881年间，日本商品批发价格就上涨了64%，米价则提高了一倍(马塞厄斯，2004)。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并创立健全财政体系和银行体系，日本政府决心削减财政支出、进行税收改革，同时将部分政府企业出售，在1882年建立了日本银行。三年后，日本银行实现了货币发行的垄断和发行货币的自由流通，日本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通货膨胀也得到遏制。

政府与财团相勾结、财阀占工商业主导地位是二战前日本经济的一大特点。19世纪末期政府企业的出售导致了一批贸易公司财阀的出现，1893年日本股份公司总资本约为2.5亿日元，1913年增加至19.8亿日元(赵晓雷，2013)。进入20世纪后，三井、三菱等大型贸易财阀崛起，日本海运业空前繁荣，促进了“一战”期间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迅速发展。1914—1919年间，日本进出口均增加了3倍以上，1919年日本进出口超出13.3亿日元(赵晓雷，2013)。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传统财阀以封锁性同族经营和控股公司为总公司(财阀总社)，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并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政府的干预下，比如1928年1月颁布的银行法将银行的资本需求提高了一倍，日本银行的数量迅速下降，财阀的金融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银行的平均资本从1918年的43万日元增加到1928年的150万日元(马塞厄斯，2004)。

  

图1 1918—1930年日本银行数量变化数据来源： 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2004年，第1128页。

昭和时代的金融恐慌和大萧条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了挽救日本经济，时任内阁藏相高桥是清推出了一系列被认为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经济改革，包括脱离金本位制和实行低汇率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大量外债融资，推动财政平衡，推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等。这一系列措施将日本从昭和恐慌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减少了大萧条的影响。随着高桥财政产业政策的推行，日本重化工业迅速发展，久原矿业、日产康采思、日室康采思、昭和电工、理研康采思等新兴财阀出现。截至1941年，日本重化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5.9%(赵晓雷，2013)，日本重化工业时代到来。与传统财阀不同，新兴财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通过兼并收购不断壮大，其旗下通常没有金融机构，主要依靠股票市场获得资金，且积极主张开拓殖民地市场。日本占领东北和扶植建立伪“满洲国”都有这些新兴财阀的参与和推动。

语言是动态的，因为语言既是现象也是过程。相比之下，以往的语言发展观把语言看成是静态的系统，人为地割裂了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这是一种不符合语言发展实际的理想化的认识。实际上，由于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语言系统处于不断的动态的共时和历时变化之中。在这种动态语言观下，语言的使用和习得也是动态的过程。正是在语言使用中，语言系统在非线性作用下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涌现出新的特质。换言之，语言在使用后即被改变。“并不是使用规则来塑造语篇，而是规则本身在语篇被塑造”。语言发展是自下而上的，这与基于使用的理论（usage-based theory）是兼容的（李兰霞，2011）。

在经济思想上，日本早期以介绍西方思想为主。从幕府末期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注]即“富国论、强兵论、士道论”。、明治前期福泽谕吉的《文明之概略》，到明治后期翻译成日语的斯密《国富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和马克思《资本论》等书，对日本经济社会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国家主义在日本成为思想主流，“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莫里斯-玲木，2000)。在此同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传播。

二战后，美国经济学逐渐建立起在日本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如提出“雁阵理论”的赤松要、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货币主义清泷信宏和宏观经济学林文夫等，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与思想都深受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独树一帜，出现了森岛通夫、置盐信雄等马克思主义学者。

综合来看，日本战前和战后的经济发展均没有诞生与之相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思想。日本的经济改革是在学习西方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现代银行和财政体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仿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日本早期经济学思想也以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为主，“国家主义”逐渐建立起在日本的主流地位。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学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发地对日本经济实践进行总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在汇率等问题上没有自己的理论解释与支撑，也就没有了话语权。

生鲜农产品具有时效短和鲜活易腐等特点，新鲜度和安全性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首要依据，因此生鲜农产品的库存成本除前三者外还有价格折扣成本和废弃成本。即生鲜农产品库存成本=订货成本+存储成本+缺货成本+价格折扣成本+废弃成本。

5 奥地利学派以及“维也纳现象”

美国如此伟大的经济实践是否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思想？有没有美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流芳百世？这一时期，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值得提及。第一个人叫约翰·罗杰斯·康芒斯。大多数现在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青年学者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康芒斯和中国经济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是陈岱孙先生的论文导师。康芒斯曾在许多学校任教，但主要是在维斯康星大学，并参与制定了许多维斯康星州的经济政策。他还是NBER的创始人之一(Fabricant， 1961)。康芒斯认为法制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制，其发展也依赖法制的推动。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体行动为个人行为建立规则；他还提出了利益和谐理论，认为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来解决。康芒斯培养了很多学生，芝加哥学派部分地承认他的观点。

在这段时期，随着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迅速增加，奥地利受到来自普鲁士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直接威胁，不仅经济总量和人均增长率低于德国，而且出口贸易的份额也被德国挤出，在欧洲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以奥地利的两大贸易伙伴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为例，奥匈帝国于1882年和1887年分别将奥地利工业品关税提高到德国1881年和1885年水平，农业关税提高到每100公斤小麦征收50十字币(大约10便士)，并且对纺织品、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奥匈帝国占罗马尼亚总进口比重从1884年的44%下降至1894年的27%，而同期德国占罗马尼亚总进口比重则从15%上升到28%；类似地，奥匈帝国占塞尔维亚总进口比重从关税战前的60%左右下降至关税战后的20%左右，而同期德国占塞尔维亚总进口比重则从11%～12%上升到30%(马塞厄斯，2004)。加之奥匈帝国地域较广(鼎盛时疆域包括今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比利时、捷克等地区)、宗教多源(以天主教为主，但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均很活跃)、民族林立(居住着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等)，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闲暇式(leisurely)”增长的特点(鲁道夫， 1973，转引自马塞厄斯，2004)。

 

表4 欧洲各国在欧洲总出口所占的份额变化(单位/%)

  

年份1860188019001910奥匈帝国5.87.475.6德国18.418.219.620.4法国19.216.314.413.4意大利5.15.34.94.5俄国5.66.76.68.9英国29.82624.724.7

数据来源：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2004年，第828—829页。

1873年经济危机后，奥匈帝国面临持续的财政赤字。1876—1888年政府年均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的7%，其中1878年政府财政赤字超出19个百分点。截至1908年，奥匈帝国仅有两年实现财政盈余。尽管哈布斯堡-洛斯林根王朝试图推行国家主义，如1877年颁布的《没收法》，再如大规模国有化铁路。截至1884年，奥地利政府已国有化1/3的铁路；截至1908年，奥地利政府已控制4/5的铁路(马塞厄斯，2004)。但是，彼时的维也纳音乐、绘画、哲学百花齐放，自由主义思想盛行，是欧洲的思想和艺术中心。就连希特勒都曾想考取维也纳艺术学院，却没有被录取。

然而，即使奥地利艺术与思想发展如此迅猛，却依然得不到德国主流学界的完全认可。比如说在音乐领域，德国主流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是在与上帝对话，而马勒的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再比如说经济学领域，德国历史学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影响，认为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庸俗的，对其抽象演绎的方法也不以为然。

奥地利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包括门格尔及其学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人。[注]英年早逝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早于奥地利学派开始研究效用理论。奥地利学派的边际学派思想起源应该是独立于杰文斯的效用理论的。他们应用边际分析工具，主张需求导向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个人的主观观点决定而非成本决定。他们坚持个人主义，认为理论应当从个人行为与个人理性出发，推崇抽象演绎而非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进而倡导自由市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日益数学化，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后来纳入了制度、法律等因素，由此带头回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比如庞巴维克提出时差利息论，从而否认地租和工资的剥削性，稍晚的奥地利学者米塞斯也曾抨击社会主义经济体不存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

1.2.3 调查方法。用GPS测定海拔和经纬度，用测高仪测定树高，用皮尺测定冠幅，用围尺测定胸径，树龄以查阅参考文献以及实地询问为主，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保护状况以实际调查为主。

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自由主义，哈耶克更是认为只有经由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自然秩序，制度才会完好运转，由此他反对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哈耶克的观点对战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坚强紧张地看着他。夏冰风卷残云，把桌上的酒菜一扫而光，一边打着嗝一边向下捋着肚皮，说：“你让我代你坐牢，自己却大吃大喝，公平吗？”

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文化、艺术、思想丰富多彩，奥地利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奥地利学派形成并发展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置身于世界工业化大浪潮之中，面对着迅速崛起的普鲁士和后来德意志帝国的威胁，以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为基石，形成了独特的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这样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互动关系有其历史特殊性，我们将之称为“维也纳现象”。

6 分析与总结

通过梳理上述各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大事件，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个基本思考。

这些血缘亲人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也许是作者加工润色下的形象的展示，也许仅仅作为创作的需要，也许仅为达到某个创作目的而施行的表达策略，如此等等。但不管沈从文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多血缘亲人称谓如此大量出现在作品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比他的自传，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沈从文大量的血亲称谓作品就是以沈从文的生活环境为基础，以沈从文所熟悉或亲身经历的人事为依据创作出来的。这么多血缘亲人称谓出现在如此多的作品中，缘由值得关注与深思。

第一，重要的经济思想产生于重要的经济实践，但是，伟大的经济实践却不一定产生相应经济思想。如果没有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实践，不可能产生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但是反过来看，尽管德国的经济实践很成功，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他的经济思想如今却少有人了解，德国历史学派也很少被提及；意大利更是如此，墨索里尼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成功的政策举措鲜为人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也仅仅是靠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这些技术概念被后人熟知；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其经济思想领域的成果却乏善可陈；同理，美国在二战以前也没有产生与其经济实践影响力相匹配的经济思想，美国通过贸易保护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至今无人总结，而面对“大萧条”也没有人出来开药方，反而求助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第二，一个伟大的经济实践最终产生出伟大经济学贡献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 综合以上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分析，我们认为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其一，不仅经济本身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其经济实践应当致力于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造福人类。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以及军国主义日本走向侵略道路，这就丧失了产生广为流传的经济思想的道德基础。同理但程度低一点的是，英国的殖民地扩张政策，导致了印度等前殖民地在独立以后，原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对宗主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精英阶层在独立后纷纷被计划经济思想所吸引。其二，政治上的自主独立必不可少。二战后的日本、西德经济发展的确令人瞩目，但日本、西德政治上均未能实现完全的独立，日本的战后改造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西德战后长期主权不完备，处于美国等北约集团的保护之下，而西柏林则由美、英、法各国军事管理，黄金储备长期由美国管理。这种环境下很难提出独立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反观中国，我们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国情办，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三，需要有一定的文明沉淀。日本擅长学习，但缺乏自身精神文明的沉淀，很难有思想领域的原创动力。同理，美国作为一个包括独立前历程仅有4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传承的主要是欧洲文明，其自身精神文明的沉淀时间相对短暂。欧洲与中国的文明都是长期历史沉淀的产物。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和两千年儒家思想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的，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非常不同。

最后，回到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在经济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有两个有利的基本条件：第一，中国经济有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如果中国未来32年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发展，到2050年中国人均发展水平能够进入全球前列，届时来自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的贡献将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第二，中国的发展正在惠及其他国家。当前，中国正在坚持高水平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带动一批国家共同发展，推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认同。如此，中国的经济思想将会有巨大的传播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践正在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受益。基本具备了以上两大有利条件，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最终能否产生重大的经济学贡献，还必须具备第三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有高度的理论创新的自觉性，需要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但彼时的奥地利学术环境宽松，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值得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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