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中世纪英雄诗*

任何有关中世纪英雄诗的思考都必须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欧洲的中世纪大约从公元前500年起至公元1500年止，延续了一千多年。中世纪英雄诗在欧洲也广为分布：北起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南至西班牙半岛；西起爱尔兰，东抵俄国，英雄诗均有流存。因而对这些英雄诗作全面和综合的论述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这只能在多卷本的著述中才能完成。

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32年至1940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文学的生长》（The Growth of Literature）就是这样的著作之一。该著作由查德威克夫妇（Hector Munroe and Nora Kershaw Chadwick）撰写，对古代和中世纪口头文学作出了概观和讨论，部分章节也论及欧洲以外的口头传统。这套三卷本的著述并不仅限于将不同传统并置起来；相反，它尝试根据一个统一的系统对所涵盖的各种传统进行分类和评估。与此相近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莫里克•鲍勒爵士（Sir Mauric Bowra）的著作《英雄诗歌》（Heroic Poetry，伦敦，1952）中找到，该书是作者对英雄诗进行广泛研究的成果。我本人的专著《歌唱往昔：中世纪及突厥语英雄诗歌》（Singing the Past: Medieval and Turkic Heroic Poetry）同样以类型学为导向，该书已于2000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另一不同类型的概观则以像亚瑟•哈图（Arthur Hatto）主编的两卷本《英雄诗与史诗的传统》（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伦敦，1980—1989）和菲利克斯•奥伊纳斯（Felix Oinas）主编的《英雄史诗和萨迦》（Heroic Epic and Saga，布鲁明顿，1978）这样的著作为代表。在此类著作中，各种口头传统和史诗传统被并列到一起加以介绍和讨论，并不囿于某个总揽性的理论框架。这种“添加式概观”（additive survey）的早期代表则为詹•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的《英雄歌与英雄传奇》（Heroic Song and Heroic Legend）一书（牛津，1964）。

在下面的讲演中，我首先要从中世纪欧洲的英雄诗歌中举述三个例子。然后，我将参照查德威克、鲍勒以及日尔蒙斯基（Zhirmunsky）的理论方法，在比较的语境中对这三部英雄诗的地位进行探讨。

正是通过大大小小、各个层面的PDCA循环，通过这种持续的改善，管理才能得到不断的改进与提升。因此大家在实践中会觉得管理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并且需要不断地重复这种枯燥和乏味。一个人能否有一番成就，就在于落实想法的执行层面，能不能忍耐住这种单调和乏味。举一反三，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的发展步子之所以有所不同，不是在于两者比拼有多么高的资源能力和战略布局，最终拼的，还是管理的素养。

1.《贝奥武甫》（ Beowulf ）

《贝奥武甫》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用日耳曼语写成的世俗性史诗。这部古英语史诗由3000多行押头韵的长诗行组成，保存在一部年代久远的抄本中，其时间可以上溯到11世纪初（藏于大英图书馆，MS Cotton Vitellius A. xv）。该史诗前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了发生在丹麦王赫罗斯加（Hrothgar）的王宫里的故事。入夜时分，一只名为格兰德尔（Grendel）的怪兽潜入王宫，在国王的议事厅——鹿厅中大肆破坏，并杀死了数名国王的武士。因为这起灾难性事件，鹿厅在晚上必须清空。贝奥武甫，一名年轻的高特英雄，与他的14个同伴一起从瑞典南部的高特漂洋过海，赶来降妖除魔搭救国王。当怪兽再一次在入夜时分袭击鹿厅时，贝奥武甫与他进行角力，并给了他致命一击，扯断了他的一条胳膊。第二天，人们庆祝了贝奥武甫的胜利，庆功宴之后，国王的武士们重新开始在鹿厅中过夜。但是，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怪兽格兰德尔的母亲为了给死去的儿子复仇而现身王宫，她杀死了一名丹麦武士，并将他的尸体拖入了自己在附近一处湖泊下的巢穴里。接下来的几天中，贝奥武甫一路跟踪妖母，潜入湖底，与怪兽在水下洞穴中激战，并凭借一把神力非凡的宝剑，最终将妖母杀死。贝奥武甫凯旋回到丹麦王宫，他得到了丰厚的嘉奖，然后踏上了回乡的旅程。见到高特王海格拉克（Hygelac）后，贝奥武甫向他报告了自己在丹麦王宫的战绩。在史诗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叙述聚焦于贝奥武甫的最后一战。法兰克人对高特国发动突袭，高特国王在战斗中牺牲。作为国王的外甥，贝奥武甫继承了王位并且和平统治高特国五十年。直到一条看守宝藏的火龙因宝藏中的金杯遭到偷窃而被触怒，他向高特国报复，口吐烈焰毁坏了王宫。贝奥武甫与火龙英勇作战，在他忠实的侍从威格拉夫（Wiglaf）的帮助下，贝奥武甫用剑给了火龙致命一击，但他自己也受了致命伤。史诗最后以贝奥武甫的葬礼收尾：人们竖起柴堆火葬贝奥武甫的遗体，然后在海角修起坟冢，将贝奥武甫的骨灰连同从龙穴中收缴来的全部珍宝一起安葬。十二名武士骑马绕着坟冢奔跑，赞颂这位英雄的英勇事迹，哀悼他们主公的英年早逝。史诗是这样结尾的：

他们都说世上所有的国王

数他最仁慈、最温和、最善良

图6(a)所示，δ=16 mm的辐射板的空气层内存在明显的对称的旋涡，空气遇冷向下传递热量，换热的过程中空气温度逐渐上升，会产生上升的气流，在封闭的空腔内形成旋涡.图6(a)为铜管和铝板的温度云图，铜管主要通过导热将冷量传递给铝板，使得铝板的降温速度最快，离铜管越远，温度越高.模拟的温度、速度图基本符合传热的原理.

这个SAHS是现代医学的疾病名称，中医古书对此病没有精确记载。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诊疗规范，本病归属于中医“鼾症”范畴，始见于《黄帝内经》，称为“息有音”。《伤寒论》：“风温为病……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生动形容了打鼾症状，最早对该病证进行了文字记载。隋代巢元方把鼾症归属于独立存在的病证，并在《诸病源候论》中记录：“鼾眠者，眠里咽喉间有声也……其有肥人眠作声者，但肥人气血沉厚，迫隘喉咽，涩而不利亦作声。”同时指出了鼾症发生的病因病机是因为气血失和，气机不畅导致。清代陈修园所写《长沙方歌括》认为“鼾”主要是中气不舒所致升降紊乱，才致多眠鼻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注“鼾”者“卧息也”。

最渴望为自己争取荣光

（11）时间的长度被情节所覆盖。

从上文提及的故事梗概中，我们还可以辨识出《贝奥武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即它分为两个非常独立的部分：贝奥武甫在其事业初创期建立的种种英雄业绩和他年老时最终遭遇到的可怕而致命的敌手。19世纪，荷马研究者中的“分辨派”的观点逐渐受到重视（即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以被视为包含若干篇幅较短的英雄歌），所谓“短歌说”（Lieder theorie）的支持者们也同样地认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产生于一连串独立的英雄短歌（heroic lays），而《贝奥武甫》自身的两分（双重）结构（bi-partite structure）似乎也成了这一论点成立的佐证。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认为《贝奥武甫》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包含有两篇短歌，一篇由叙述者讲述，另一篇（与第一篇有所不同）由贝奥武甫向海格拉克国王通报自己在丹麦的历险时亲自讲述（第2000至2151行）。此外，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史诗《贝奥武甫》被注入了基督教观念，而这种观念与史诗中所再现的异教历史背景并不相符。诗中，叙述者告诉读者，丹麦人向他们的异教神献祭，祈求护佑以对抗魔怪格兰德尔（第174至182行），但叙述者又让贝奥武甫告诉赫罗斯加，在格兰德尔的母亲就快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千钧一发之时，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这位“人类的统治者”让他开眼，看到一柄神力无穷的宝剑挂在墙上（第1658至1661行）。此处提到的“人类的统治者”和史诗中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指称无疑指的是基督教中的“上帝”。“短歌说”的早期热衷者们曾一度忙于将《贝奥武甫》中所有的基督教因素统统剔除，但所得之结果并不令人信服。《贝奥武甫》的读者已经开始像我们一样意识到，不论这首史诗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创编当属于基督徒，而不是信仰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不论这部史诗两部分内容间的一致性联系显得多么薄弱且不明确，在缺乏其他可供参照的版本的前提下，《贝奥武甫》只能被当作一部诗歌来加以阅读和阐释，以与抄本中传递的文本相一致。

关于《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因素，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之前，这部史诗不可能已经具有了现在的形貌。基于这个推论，《贝奥武甫》有可能是创作于公元7世纪的，同时有学者已经提出——其中以多萝西•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的提法最为可信——与公元7世纪相比，公元8世纪更有可能是《贝奥武甫》真正的成书时间，因为那时基督教已经牢牢扎根。当然，很可能有一种历史背景可以与我们对《贝奥武甫》的描述相对应。即使对这些较早产生的有关贝奥武甫的传说而言，也有一个时间的上限可以追溯。通过查阅中世纪史学著作，学者们考证出国王海格拉克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他于公元521年在一次遭遇法兰克人突袭的战斗中牺牲。很明显，有关贝奥武甫的传说只可能在公元521年之后产生。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不断主张史诗《贝奥武甫》产生较晚的观点，认为这首史诗形成于公元10世纪。关于《贝奥武甫》产生的年代是早是晚，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证据的本质是如此不易触及，目前为止在各种争论中，尚没有一种观点得到广泛采纳。

（2）这些故事本质上是冒险故事。

Hwæt, we Gar-Dena in geardagum,

Þeodcyninga þrym gefrunon,

hu ða æþelingas ellen fremedon.

诸位安静！我们已经听说，

在遥远的过去，丹麦的王公、首领，

（3）作者创作这些故事明显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训诫。

在以上诗行中，组成三个复合词的各种要素可见于诸种搭配中，我们不妨以“子民的君王（‘þeodcyning’ [people’s king]）”为例：在《贝奥武甫》中，cyning与beorn、eorð、folc、leod、guð、heah、sæ、worold、soð以及wuldur搭配，产生数个名词性复合词，意义分别为“英雄般的国王”“大地之主”“万民之王”“子民之王”“战争之王”“至高无上的君主”“海洋之王”“尘世之君”“真理之主”和“荣耀之主”；其中soð-cyning和wuldur-cyning指的是基督教上帝而并非尘世里的君王。同样地，“子民（þeod，people）”一词也可在诸如“胜利的子民”（‘sige-þeod’ [‘victorious people’]）、“人类的子民（‘wer-þeod’ [‘people of men’]）”这样的复合词中找到。一些富有隐喻性的复合词常被划分为“隐喻语（kenningar）”，例如用“天鹅之路”（‘swan-rad’ [‘swan-road’]）或“鲸鱼之路”（‘hron-rad’ [‘whale-road’]）隐喻海洋，用“战斗之光”（‘beado-leoma’ or‘hilde-leoma’ [‘battle-light’]）隐喻锃亮的宝剑。《贝奥武甫》的开篇几行同样可以用来进一步说明“变体”这一概念，即“句法上平行的、享有共同所指并出现在一个单句中的语词或一组语词”。在第二行中，“kings ofthe people”是第一行中“Spear-Danes”的另一种说法；同样，第三行是前文意思的变相重复。复合词连同变体（同时还有插入式结构）的频繁使用使得《贝奥武甫》的叙述节奏呈现出缓慢推进的态势，这恰好与该史诗在叙事中以言语、对话及精心设计的场景来展开的广度相吻合。

根据式(1)～(7)可得:第10个考核期Cpv为3.976万元，Cav为4.704万元，Ev为3.96万元，Vs为-0.016万元，Vc为-0.744万元，Is为1.034，Ic为0.842。由计算结果可知:该项目在第10个考核期实际安全成本投入处于超支状态，实际安全保障水却没有达到计划水平，可以排除是由于安全成本节约导致了安全度的降低，很明显是由于管理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项目经理部应结合专家对当月安全评价体系的评分情况和项目实际安全投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原因，加强安全管理力度的同时严格控制安全成本的支出，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顺利开展。

明确区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工作职责和推进时间表，积极参与建设，加快推进实施。各部门和街镇统筹协调，推动工作开展，形成工作合力。突出着眼于发挥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作用，坚持设施完善和运行管理并重，全面深化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免费开放，确保为满足市民文化服务提供空间，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2)从时间演变来看，成都平原城市群县域经济实力存在排名变化，整体变化相对较小.上升型县域主要分布在成都市区周围，下降型县域主要分布于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研究区外围，实力相对稳定的县(区)占到研究区的51.7%，空间分布比较分散.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贝奥武甫》基本上是口头诗歌的代表，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属于书面文学的范畴，后者已经被杰出的日耳曼文学专家安德烈亚斯•霍伊斯勒（Andreas Heusler）所证实。霍伊斯勒认为，只有英雄短歌才是日耳曼民族的共同遗产；英雄史诗则是盎格鲁─撒克逊语族创造的产物，是在诸如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这样的书面史诗的影响下产生的。通过观照经过充分研究的南斯拉夫口头叙事诗可以发现，语言学上有紧密联系的传统，诸如克罗地亚传统、塞尔维亚传统、黑山传统和波斯尼亚传统，他们在共享共同遗产的同时却也各行其道。只有波斯尼亚人才口头创作具有史诗广度的、篇幅较长的叙事诗；而身处其他南斯拉夫传统中的人们则演唱较短篇幅的英雄歌（junačke pjesme），这类歌的长度通常在规模上更接近于英雄短歌而不是英雄史诗。所以，没有理由假设盎格鲁─撒克逊语族的史诗天才只有在书面史诗的影响下才能产生。

几个世纪以来，对于《贝奥武甫》的评论一直聚焦于将该史诗当作文学作品来加以解读，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的，“（《贝奥武甫》）就是一篇充满无止境的指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的文本”。但是，关于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贝奥武甫》是否合适的质疑早已产生。早在1965年，肯尼斯•赛瑟姆（Kenneth Sisam）就已指出：将《贝奥武甫》作为一首口头创编和演述的诗歌加以解读，将有助于理解文本中出现的不一致性。一位口头诗人总是关注近在咫尺的场景，精心设计细节；这些细节在另一不同场合有可能被删除或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呈现。据说魔怪格兰德尔有一只口袋，在贝奥武甫的叙述者中是他缴获的战利品；但在贝奥武甫与魔怪的实际交战中，压根没提过这个口袋。史诗对鹿厅举行的两场宴会进行了细致描写，尽管赫罗斯加国王的女儿弗丽亚瓦露（Freawaru）公主并没有出现在这两次描写中，但她在贝奥武甫对自己远征丹麦的描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变体和重心转移似乎昭示着《贝奥武甫》是在口头环境中创作的。尽管处于帕里、洛德的口头学说框架内外的研究均对这种口头背景仔细探究过，但确凿指向口头创作的线索的缺失，特别是其他版本和异文的缺失，留给《贝奥武甫》一个口头创作的背景，这一背景肯定是预先假设的，但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模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贝奥武甫》的诗人设想为一位醉心于古物收集的诗人，他借用了传统的诗歌材料和语体风格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他对口头史诗的模仿就已到了成功的极致，以至于我们觉得有理由将《贝奥武甫》看成“司歌仆”（盎格鲁─撒克逊歌手）演唱艺术的代表。

不同类型规划论证重点不同，规划水资源论证介入点的论证内容与规划的类型和特点相适应，以保障规划形成后其发展目标、布局与水资源相适应。

2.《尼伯龙人之歌》（Nibelungenlied）

尽管日耳曼英雄传说（heroic legends）在中世纪英语传奇故事（romances）中几乎难觅踪迹，但在用中古高地德语写成的叙事诗中却得以遗留。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曾盛极一时，《尼伯龙人之歌》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和知名的代表作。《尼伯龙人之歌》创作于大约公元1200年，现存3个版本，抄本30余种（包括残篇），包含39个叙事诗段（aventiuren），长达2000多个4句体的诗节（Nibelungen,strophes）。《尼伯龙人之歌》将传说的传统加以发扬，这一传统也体现在《诗体埃达》（Poetic Edda）中的诗作上，同时这一传统还反映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核心事件，例如勃艮第人（the Bugundians）于公元436年被匈奴人（the Huns）击败、于公元538年遭法兰克人歼灭。《尼伯龙人之歌》主要讲述了国王西格夫里特（Siegfried，即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Sigurd）惨遭谋杀，他的妻子克里姆希尔德王后（Kriemhilt，即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Guðrun）改嫁给匈奴王艾柴尔（Etzel），之后采取了复仇行动，最后克里姆希尔德的兄弟们以及谋杀国王齐格弗里德的凶手哈根（Hagen）惨死于艾柴尔的王宫中。在其固定不变的结尾处，这首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对英雄精神（the heroic ethos）进行了颂扬，这与《诗体埃达》中的诗歌十分相似。但这首史诗同样充满了一种新的精神，即高贵的浪漫，这种精神体现在对主人公感情的试探、高贵的举止、勃艮第宫廷中盛行的仪式，以及勃艮第通向艾柴尔大本营途中矗立的吕狄格（Ruedeger）的城堡上。如果回溯到早些时候的日耳曼世界，同时观照武士准则（the chivalric code）的一些特定方面，我们发现《尼伯龙人之歌》不仅处于诗歌语体风格和概念化的转折点，而且处于传统的转变期。无可置疑的是，《尼伯龙人之歌》产生于口头传统的环境之中，但它之所以呈现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显然当归因于一个识文断字者的创编和加工过程。

3.《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

中世纪法国英雄诗的代表是总数近100种的叙事诗，被称为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长度从1000行到2000行不等。其中的一些如今只留有残片，其他的存见于十几份抄本中，包括不同版本和改编本。遵循中世纪的惯例，这些武功歌被归类为“诗系”（cycles），其中之一就是“帝王系”（Geste du Roi），即王朝的诗系，《罗兰之歌》就是这一诗系中的一部。武功歌严格按照每个诗句10音节的准则创作，这些诗句继而组成有特定长度的诗节。这些诗句必须遵守“半谐音”（laisses）即不完全韵的规则：单词的元音必须相同，而辅音可以不同（例如‘paiens : chevaler’）。也有其他押韵方式，但这些是后来才产生的。武功歌的流传区域并不只限于法语地区，普罗旺斯语或法兰克—普罗旺斯语的武功歌同样存在。武功歌这种文类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流行，那里许多法兰克—意大利语诗歌得以保存。武功歌也有用意大利语、威尔士语、古英语和中古高地德语写成的效仿之作。13世纪，王朝诗系被翻译为古挪威语，名为《卡拉马格纳斯萨迦》（Karlamagnus saga）。

《罗兰之歌》是武功歌中最早有记录的一部，可在牛津大学博德列图书馆的MS Digby 23找到。其抄本是由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抄写员于12世纪抄写的（很可能是在12世纪后半叶）。全诗用近4000行的篇幅讲述了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攻打西班牙的战役、罗兰之死和大帝十二圣战士（Twelve Peers）的故事。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查理大帝已经从阿拉伯统治者手中夺得了除马尔西勒国王（King Marsile）统辖的萨拉戈萨（Saragossa）之外，对西班牙其他地域的统治权。为了避免被击败，马尔西勒派遣一名使臣携带礼物前去觐见查理大帝，假意许诺会到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皈依基督教信仰。当罗兰的继父冈隆（Ganelon）主张与马尔西勒签订和平条约之时，罗兰则建议继续进行采用军事行动。于是，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在罗兰的建议下，冈隆被选为信使。被罗兰激怒的冈隆已经做好了和马尔西勒一同密谋害死罗兰的准备。冈隆满载厚礼从萨拉戈萨返回，假意向查理大帝证实马尔西勒的一番好意。尽管做了个不祥的噩梦，查理曼大帝还是率领部队出征法国。在冈隆的建议下，罗兰被任命为后卫。在隆塞斯瓦耶斯（Roncevaux），罗兰和同伴遭到了马尔西勒大部队的袭击，寡不敌众。奥里维催促罗兰赶紧吹响号角，召回查理曼大帝的部队增援，但罗兰拒绝了：

奥里维说：“异教徒大举进攻，

我看法兰西人会寡不敌众！

罗兰，我的战友，吹响您的号角，

国王说：“主啊，我的一生真是千辛万苦！”

罗兰回答：“那真是愚不可及！

我会在富饶的法兰西丢尽脸面。

待我用朵兰剑左右横扫，

让刀剑上沾满鲜血。

异教徒窜入峡谷是大错特错，

我发誓，他们谁都难逃一死。”

罗兰和他的战友们已经陷入绝境，当他最终吹响号角时，一切为时已晚。罗兰和十二圣战士、奥里维（Oliver）、大主教特平（Archbishop Turpin）以及其他将士全部战死沙场，当查理曼大帝赶到时，只能哀悼他们的牺牲。太阳在神力的作用下停止了东升西落，查理曼大帝借机狠狠攻打了马尔西勒的军队，只有马尔西勒一人得以生还，逃往萨拉戈萨。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敌手出现在查理曼大帝面前：这就是巴比伦的巴里冈（Baligant），连同他浩浩荡荡、无以计数的军队。两军间发生激烈交战，战争的胜负最后由查理曼大帝和巴里冈间的决斗来决定。最终查理曼大帝取胜而异教徒被全面击败。在全篇的最后300行，故事以查理曼大帝返回艾克斯拉沙佩勒而告终。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罗兰的未婚妻奥德（Belle Aude）听闻罗兰的死讯后，悲伤而死；冈隆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马尔西勒的妻子布拉密蒙（Bramimonde）接受了洗礼；查理曼大帝又做了一个梦，劝告他继续为捍卫基督教而战：

3 论文必须包括题名(不超过20个汉字)、作者姓名(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以逗号“，”隔开，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作者工作单位(写明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并以分号“；”隔开)、中文摘要(100-200字)、关键词(3-5个)、中图分类号、英文题目、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及英译作者单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查理听到，军队会回来。”

他落下眼泪，拉扯白色长须。

杜洛杜斯叙述的故事到此为止。

张满春这次漂亮的收账不仅让沈家大小高看了他，同时也在城里树起了名声。再以后沈家的账务都是张满春进城去办理，他几乎没有再碰过钉子。各商号只要听说是沈府的张大个子来收账，账房就得赶紧办理，不为别的，也得救救自己的手指头。从此以后，管家刘二再不敢小瞧张满春了。张满春在城里扬了名，也就有人来河口想偷偷挖走他，极力怂恿他进城到商号去当差，而且所得工钱不菲。但张满春没有答应任何一家商号。一是他认为城里的商号多是奸猾商人，他做不到也不一定合得来。再是因为沈家小姐沈小小。那一天，沈小小就对张满春说，你要是进城，我也去。说完就转身跑了，张满春抓着头皮看着她的背影在那墙角间消失了，他好一阵纠结。

《罗兰之歌》被公认为法语英雄史诗的杰作（the chef-d’œuvre）。其情节行动随着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景而展开，全诗通过主人公自身的言语、姿态和行为准确塑造置身于场景中的主人公形象。许多场景中包含“平行诗节”，在这种诗节中，词和短语被加以重复，并随诗节不同而呈现变化。虽然统治者、敌人和英雄身上都带有鲜明特征，但在这些有关背叛、勇武和复仇的戏剧化情节之中，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均以各自清晰的形象出现，这一点在罗兰和奥里维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罗兰是个鲁莽之人，在情绪的表达上过于冲动直接（例如，当冈隆把查理曼大帝给的手套掉在地上时，罗兰轻蔑地大笑），并且尚武好斗、甘冒生命危险。奥里维则不然，他深思熟虑、富有远见，他总是试图使罗兰不要如此冲动，使罗兰避免因做出更为鲁莽的行为而招致灾难。在《罗兰之歌》中，这种性格上的反差可以用如下一句话概括：“罗兰令人尊敬，奥里维机智聪明”（‘Rollantest proze Oliver est sage’，第1093行）。其中一些场景展现出巨大的戏剧化强度，特别是罗兰最后用力吹响号角，直吹得两个太阳穴青筋暴突的那一幕。正如亚瑟•哈图所强调的，这种类型的场景可以在许多不同传统下的英雄诗中找到：“叙事诗往往倾向于将拉伸的张力浓缩为几个充满戏剧性力量的短暂场景，而这种强烈的戏剧性是靠视觉冲击力来提升的，这就是所谓的‘史诗瞬间’。如此瞬间的描述段落出现在口头史诗中，从情境化的比较而言，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这类描述不一定非得出现在辞藻华丽的书写之中。”

虽然《罗兰之歌》并不是对查理曼大帝远征西班牙这一事件的完全忠于史实的记述，但其创编肯定受到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启发：即发生在公元778年8月15日的巴斯克（Basque）伏击，这一事件同样记载于艾因哈德（Einhard）的《查理大帝传》（Life of Charlemagne）一书中，我在本小节的开头部分曾引用过书中的内容。虽然难以探寻这个传说是如何由历史事件演变为一部完整成熟的史诗的，但至少其中间的过渡阶段有证可查。很明显，《罗兰之歌》的生成背后隐藏的是口头传统。《罗兰之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口头”：以口头演述为目的，经由口头传承，以至通过口头创编？探讨这一争议性问题的著述可谓卷帙浩繁，因为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对《贝奥武甫》和《尼伯龙人之歌》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已然在问题的讨论中采取了极端态度，而能被各方阵营所广泛接受的证据至今未见。然而，绝大多数学者均有一个共识：就像武功歌一样，《罗兰之歌》以口头演述为目的，它是中世纪游吟诗人（jongleur）个人才艺和传统武库中的一部分。同理，这些口头史诗虽然没有被抄录员记录下来，却一直被识文断字的作者不断创编着。不论《罗兰之歌》最后几行提到的杜罗杜斯（Turoldus）是该史诗的作者、还是抄写员或演述者，都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不管作者在《罗兰之歌》的创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产生的作品都是一部深深植根于游吟诗人技艺的诗作。与其他史诗传统相比，在游吟诗人技艺的一个方面上，我们掌握有更多的信息。基于一篇公元13世纪写成的论文（John de Groccheo之作）中对游吟诗人伴乐演述的品评以及诸种音乐片段的辅助，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叙事诗是如何被演唱的：演唱时，伴奏音乐的旋律是极为简单的、重复性的，或许还有维尔琴（vielle）① 可能是10世纪通过巴尔干半岛传到欧洲的。维尔琴和小提琴一样，演奏者持琴时将它抵在肩处。——译者注的加入。

《罗兰之歌》与《贝奥武甫》《尼伯龙人之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叙事立场。叙述的声音与查尔曼大帝一方即法兰克人和法国人一致。这些人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武士”，他们为“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事业”而战。在《罗兰之歌》的第一行，叙事者与听众的关联性就通过“我们的过去”这一象征表现出来：“查理曼大帝，我们伟大的君王”（Carles li reis, nostre emprere magnes）。对“我们伟大君王”和他麾下英雄们的颂扬中渗透了更为晚近的时代精神，即十字军时代的精神。这一精神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诗行中：“异教徒走邪道，基督徒为正义”（Paien unt tort e chrestïens unt dreit，第1015行）。此处，“我们”这一概念的范围被加以扩大，不仅包括法兰克人和法国人，还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们”在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4.比较的视野

若以比较的视野观照中世纪英雄史诗，牢记维克多•日尔蒙斯基（Viktor Zhirmunsky）在其《比较史诗研究》（“Comparative Epic Study”，1961年德国第一次出版）一文中提到的分类方法将大有助益。根据日尔蒙斯基的理论，比较史诗研究方法有四种：

（1）对比研究（Contrastive comparison）

（2）历史—类型学比较研究（historical-typological comparison）

（3）历史—谱系比较研究（historical-genealogical comparison）

（4）影响研究（influence-oriented comparison）

对比研究大体上限于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两部作品或两个传统进行对比，列出两者的异同，揭示两者典型的、独有的特征。历史类型学研究是日尔蒙斯基所倡导的。这种理论认为类型上相类似的作品或传统产生于相似的历史（或社会）环境中。“历史—谱系比较研究”像历史语言学那样，对不同作品或传统间的历史联系进行探究，以找到其中共同的根源。最后，在影响研究中，不同作品、传统间的相似性被解释为一部作品（或传统）对另一部作品（或传统）的影响。

赫克托耳•查德威克和他妻子诺拉的研究方法是类型学的，因为他们认为早期诗歌类型有多种，但同时他们将这些类型按年代学进行分类，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多着眼于文学的发展、生长，正如其著作的题目《文学的生长》所表明的那样。在这部著作第一卷第四页的前言部分，查德威克夫妇说道：“在文学生长的过程中，有无可能追寻任何普适性原则的运作机制？通过对发现于不同国家、历史时期的、不同语言的文类加以比较研究，我们力图来回答上述问题”（vol. 1, ix）。为此他们首先对古希腊和古德语英雄诗做了比较，归纳出12个特点：

（1）它们主要是叙事诗；每首诗的主要目的是讲述故事。

至于特性形容修饰语和诗歌句法方面，赫克托耳•查德威克（H. M. Chadwick）早在1912年就注意到《贝奥武甫》与荷马史诗之间平行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类似特征。例如，在荷马史诗中，关于国王的隐喻常使用“子民的庇护人”（poimēn laōn）和“阿开亚人的保护者”（herkos Akhaiōn），而反映在《贝奥武甫》中，则为“子民的庇护人”（folces hyrde）和“丹麦人的保护者”（eodor Scyldinga）。对复合词、程式句法和变体的使用构成了遍及《贝奥武甫》全篇的形式特点，其中许多复合词只见于诗歌中。《贝奥武甫》开篇的头三行就可以说明这些特点：

该史诗的第一行同样是程式化的。程式早已被认为是日耳曼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但随着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的比较研究得以展开，程式分析法才被精确而缜密地运用于分析像《贝奥武甫》这样的史诗。在对南斯拉夫的口头叙事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帕里和洛德已经注意到这些诗歌是高度程式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斯拉歌手（guslari）之所以能演述长篇的史诗，其实并不是靠他们对史诗内容的记诵（memorization），而是凭借其娴熟的技艺巧妙处理程式化的诗行、母题和场景（称之为“主题”）。这使得叙事者即使有时候一时忘词，可以照样毫不迟疑、从不间断地演唱史诗；同时还可以使演唱者根据场合需要来延长或缩短其演述。尽管程式句法是口头史诗的典型特征——至少是许多口头叙事诗传统所拥有的特征——但在《贝奥武甫》和其他中世纪叙事诗这种被认为有可能繁荣于口头环境（oral milieu）的诗歌中，并没有出现表明其口承性（orality）的特定标示。即使有些古英语诗歌似乎明显表现出“非口头”的特征，例如对希腊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中诗歌的古英语翻译，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都是高度程式化的。

如何将英雄的业绩一一创建。

围绕业务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原则，这些价值原则，应成为设计组织的要素。业务落实到组织，如何设计组织原则以保证业务的执行？因此先要有组织原则，而这些组织原则来自于业务，我们称之为价值要素。

（4）这些故事都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p.13 ff.），即英雄时代。

（5）这两组诗（即古希腊和古德语英雄史诗）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无名氏创作的。

（6）任何一首诗作中的诗句都有固定形式。

（7）有连续的诗句循环。

（8）对言语的引入。

（9）即便是对相似的场合，也给出详尽的描述。

式中，P为评价区域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指数；C为评价单元土壤中重金属的实测质量分数均值，mg·kg-1；Cs为土壤重金属的限量值，采用 GB 15618中规定的土污染风险筛选值，mg·kg-1；

（10）大量出现的静态特性形容修饰语。

虽然这里只呈示了这部史诗的情节梗概，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该史诗的若干独特性。第一点就是，史诗中的主人公通过与魔怪或恶龙进行搏斗而上升到英雄的高度。这一特点与其他日耳曼英雄诗有所不同——其他日耳曼英雄诗基本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核心，搏斗均发生在武士之间。其实《贝奥武甫》中也包含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只是不出现在主要情节中，而是在情节的推进中作为构成或暗指一个从属事件而存在。在为庆祝贝奥武甫击败怪兽格兰德尔而举行的欢宴上，国王的歌手“司歌仆”（scop）① 意为“说笑的人”。──译者注演唱的“芬恩之歌”（The Lay of Finnsburh）就属于整首史诗中众多“离题”（digressions）现象的其中一例。高特王海格拉克远征法兰克国时，贝奥武甫参与其中，并作为武士脱颖而出，这场远征也在整部史诗中被反复提及。《贝奥武甫》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日耳曼英雄传奇，但它们都只停留在情节外围。一些老一辈学者对这种情节重心上的转移深感痛心，正如威廉•佩顿•科尔（W. P. Ker）所抱怨的那样：这首史诗不够均衡，它把无关紧要的情节置于中心位置，却把重要、严肃的东西放在外围边缘。学术界的观点由此发生改变。然而，在托尔金（J. R. R. Tolkien）于1936年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中，作者不仅极力批驳了以前学界对《贝奥武甫》的种种诟病之辞，而且呼吁大家将这部史诗当成文学作品来解读。以文学的眼光来看这部史诗，魔怪和恶龙并非如科尔所言，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魔怪的出现，并非是令人费解的鉴赏之大错；魔怪非常重要，它们在根本上与潜隐在这部史诗中的观念相关，并赋予史诗崇高的风格和高度的严肃性”，魔怪象征着死亡的威胁、灾难，以及邪恶的力量。史诗《贝奥武甫》中有许多偏离叙述推进方向之处，这些地方原来曾统统被斥为“离题”，但随着托尔金论文的发表，这些所谓的“离题”之处被重新阐释为使史诗得以丰富的要素，它们为史诗增加了细节、深度，以及一张伸向传奇般过去的引喻之网（a network of allusions）。在有悠久传统的文本细读研究中，这部史诗开始被视为一部制作周密的精巧之作。

（12）情节的时间相对于诗人而言。

以上12个特点使查德威克夫妇得出3种诗歌类型的假设：

A型：叙事诗。

B型：有关情境与情绪的诗歌，全篇或大部分篇幅由言语组成。

C型：旨在给人教诲的诗歌。

高职院校中开设的酒店英语课程能否培养出高质量的酒店服务人员，是开设酒店英语这门课程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从酒店英语课程存在的问题入手，在介绍导向教学模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建议，让知识的传授与实际应用不脱节，从而推动我国酒店行的蓬勃发展。

在对古威尔士诗歌进行讨论之后，还有两种类型可以作为上述类型的补充：

D型：“庆功”（或庆典上的称颂）诗歌。

E型：“个人化诗歌”，更具体地讲，这类诗歌“有关诗人个人情感、经验或与其有直接关系的人，或经过诗人仔细观察但大体上又不具备普遍意义”。

英雄诗绝大部分属于A型，也有的属于B型，还有一些属于D型。英雄诗孕育在“英雄时代”，那是一个被人称为“因其以英雄的情形为主导的文学传统而闻名的时代”。

英雄诗的中心人物当然是英雄。“英雄的主要优秀品质可以归纳为勇敢、忠诚、慷慨大度……而其受到指责的缺点则为上述优点的对立面：胆小、不忠、卑劣自私，同时还有贪婪、自大、家庭暴力和背信弃义。”

很明显，英雄被视作理想典范。对于英雄的这种观点也成为鲍勒的英雄诗研究的基础：

英雄是人类雄心的代表。他们怀揣雄心，超越束缚人类发展的脆弱，奔向更为充实、动人的生活，尽可能赢得一种自给自足的独立人性，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第4页）

回顾我刚刚简单介绍过的三部中世纪史诗，我们会发现英雄气概表现于多个方面。贝奥武甫与鲍勒对英雄的定义非常吻合，但是罗兰则不然。罗兰固然非常英勇，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美德，但他也很鲁莽，最终因自己的莽撞行事导致查理曼大帝的十二圣战士的殒命。《尼伯龙人之歌》则表现了另一种不同的英雄形象。西格弗里德和贝奥武甫一样，是力量惊人、胆识超群的英雄。但他只在史诗的第一部分扮演英雄角色；在之后的部分中，克里米尔特成了主导情节，她冷酷无情、毫不宽恕别人的复仇之火成为作品着力描写的对象。

学者们提出，应对规范型英雄史诗（normative heroic epics）和启蒙型英雄史诗（formative heroic epics）做出区别。在规范型史诗中，英雄社会的规范，如勇气、胆识、真诚、惩恶扬善、友情等被加以颂扬；英雄的形象被当成人们看齐和效仿的楷模而加以树立。然而，启蒙型史诗则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谁？”这种史诗用诗化的形式所表达的不仅是社会或理想化社会的规范，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起源的故事。部落先祖或民族族群是其中的主角；对听众来说，史诗中的英雄是“我们的”英雄，这样一来英雄们就与其部落归属相一致。正如我试图阐述的，突厥语史诗《叶迪盖》（Edige）属于启蒙型史诗；而《玛纳斯》（Manas）在我眼中也属于这一类型。在中世纪英雄史诗中可以找到启蒙因素的痕迹，这在《罗兰之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这首史诗中，民族族群扩大为国家实体。在《贝奥武甫》中，启蒙型因素居于次要地位（毕竟，这首史诗所描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英雄，而不是英国英雄）。但这个次要地位恐怕也不像许多学者所设想的那么次要。

维谢洛夫斯基（A.N.Veselovsky）的著作《历史诗学》（Historical Poetics）写于19世纪后期，出版于1940年。他曾通过援引来强调中世纪研究学者有必要通过研究活态传统来理解中世纪史诗。此处，我也想借用他引用过的几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讲座：

综上所述，由于活性炭的循环利用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关于活性炭再生工艺的研究十分重要。通常情况下，活性炭能源的再生采用的是高温负压环境对废活性炭进行杂质脱附，通过一系列先进工艺恢复其活性。本文所介绍的活性炭再生工艺及相关设备具有较高的再生率，并且可以进行持续性生产加工，对环境不产生污染，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望本文研究内容得到相关企业及技术人员的重视，继续深化活性炭再生工艺技术创新，深入探究活性炭再生工艺技术应用，为提升活性炭循环利用价值，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西方学者对活态史诗传统知之甚少，因而他们自动地把纯书面文本批评理论运用在对古代口头史诗的研究上。正因为这一缺陷，对《尼伯龙人之歌》和荷马史诗的研究一直走在歧途之上。现在，必须从研究吟唱史诗开始，仔细研究其结构和发展阶段。

我非常同意维谢洛夫斯基和日尔蒙斯基的观点；同时，作为一名中世纪研究者，我在研究仍旧葆有生命力的口头史诗传统的过程中也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