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和汉语语言态度关系研究——以家长汉语语言态度为中介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对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进，虽对少数民族汉语语言能力提升有所助益，但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双语教育的推广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人口占比最大的民族，他们对汉族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语言态度对其子女语言态度的影响，对新疆维汉民族的交往以及新疆双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少数民族的汉语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已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

语言是人类思维表达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语言使用是语言素养的最高表现，语言使用能力也是一个学习者综合素质的体现。[1]语言能力是指个体正确地使用语言的能力，这需要语言使用者学习和掌握一整套运用语言的复杂技能，包括对言语或文字刺激做出正确反应，运用适当的语法模式和词汇，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具备听说读写几方面的能力。[2]胡炯梅研究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双语使用的范围较广，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和使用环境选用不同的语言，并发现汉语语言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有新疆地区多为民族杂居的基础条件，日渐增强的社会需求，国家政策的语言规划，逐渐推广的双语教育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肯定的语言态度等。[3]孟红莉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为研究对象发现，维吾尔族人民普遍能够运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近84%的汉语学习是以在学校教育的方式习得，维吾尔族在家庭中主要使用本族语言，学校中与本族同学交流也使用本族语言，工作单位中使用汉语偏多。[4]王娟研究发现，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母语能力强于汉语语言能力，年轻一代的语言使用中双语化甚至多语化倾向现象居多。[5]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其研究小到对标准语的学习和使用，以及当地语言演变方向等问题，大到对语言规划的理论探索和语言方针、政策的制定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张伟提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的价值评价及其行为倾向，它包含着认识、情感和意向三种成分。认识成分是指对某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赞成或反对；情感成分是指对语言的感情:喜欢或厌恶，尊重或轻视等；意向成分则是指对该语言的行为倾向。[6]王远新对“语言态度”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他认为：“在双语社会或者包含双方言和多方的多语社会中，人们受到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行为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会对一种或多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并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成为语言态度。”[7]韩建岗提出，语言态度可以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展开，语言认知主要指的是对语言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的观点和看法，语言情感指的是对语言的喜爱程度，语言行为是将认识付诸实际行动的表现。[8]孙丽莉研究发现，大多数新疆少数民族对于第二语言——汉语的态度和使用时持有肯定积极的态度，并发现语言态度会受到性别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家庭环境差异和宗教因素的影响。[9]王亚楠对近二十年来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进行综述发现，王洋、龙玉红、王远新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持有的语言态度为对本民族语言有着深厚的情感，对学习和使用汉语持支持、肯定态度。[10-13]刘茹以维吾尔族小学生为被试研究结果也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关于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已有研究发现，冯莲对维吾尔族儿童语言环境及家长语言态度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家长对汉语学习的正面积极态度将会对儿童第二语言——汉语的学习效果起到有利的作用，家长的语言态度在儿童时期尤其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14]韩建岗对新疆巴州多语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研究发现，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8]李金凤在以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为被试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语言态度积极影响了儿童的普通话使用。[15]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从维吾尔族对汉语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现状描述出发，结果表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对汉语持有积极认同的语言态度，也具备一定的汉语使用能力，维吾尔族学生对汉语语言态度和使用影响因素的研讨主要聚焦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语言使用环境，以及家长语言态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态度与使用能力等方面。而对于维吾尔族学生语言态度、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没有深入探讨，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分别对语言能力的影响没有具体分析，以及学生语言态度、家长语言态度如何影响学生语言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在梳理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展开维吾尔族学生语言态度、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三者之间以及各维度之间的深入探讨。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维吾尔族中小学学生汉语能力会受到学生汉语语言态度以及家长汉语语言态度的正向相关影响；假设二：家长语言态度可以作为学生语言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中介变量，以及家长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分别会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从新疆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现状出发，分析维吾尔族中小学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汉语语言态度以及家长汉语语言态度的相关关系，探讨家长语言态度是否可以成为学生语言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中介变量。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参 考 文 献：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借鉴公保研究中编制的《藏族学生对汉语学习态度及语言能力情况调查问卷》[16]，并将其修订为《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调查问卷》。问卷共计37道题目，主要涉及以下五个领域的语言态度项目：语言态度认知性成分量表10题(1、2、3、4、5、6、7、8、9、10) 内容主要有“你觉得学习汉语有用”、“你觉得学习汉语有助于升学和就业”、“你觉得学习汉语有助于交更多朋友”等；语言态度情感性成分量表8题(11、12、13、14、15、16、17、18)内容主要有“你觉得汉语好听”、“你觉得汉语亲切”、“你觉得汉语方便”等；语言态度行为性成分量8题(19、20、21、22、23、24、25、26) 内容主要有“你愿意学习汉语”、“你会看汉语的电视、电影”、“你会买汉语的书籍、杂志”等；学生能力成分量表6题(27、28、29、30、31、32)主要内容有“你能用流利的汉语进行日常的交流”、“你能用汉文进行简单的写作”、“你能灵活地运用汉语进行思维”等；汉语使用环境的情况调查量表5题(33、34、35、36、37)主要是了解学生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相应环境中使用语言的具体情况。1—32题均为单项选择题，采用五点计分制，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33—37题为单项选择题，采用三点计分法，分别为“汉语、维语、汉语维语掺杂着用”，分值越大表明赞同程度越高。该问卷可靠性信度为0.844，语言态度认知维度结构效度为0.902，语言态度情感维度结构效度为0.882，语言态度行为维度结构效度为0.873，语言使用能力结构效度为0.883，语言使用环境结构效度为0.676，整体结构效度为0.948。因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本研究借鉴公保研究中编制的《藏族家长对其子女学习汉语态度的调查问卷》[16]，并将其修订为《维吾尔族家长汉语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调查问卷》，问卷共计30道题目，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的语言态度项目：语言态度认知性成分量表10题(1、2、3、4、5、6、7、8、9、10)内容主要有对孩子学习汉语言是否有用、是否有助于子女学习交流、学汉语是否重要等；语言态度情感性成分量表10题(11、12、13、14、15、16、17、18、19、20)内容主要有“你觉得汉语好听”、“你觉得汉语亲切”、“你觉得汉语方便”；语言态度行为性成分量表10题(21、22、23、24、25、26、27、28、29、30)内容主要有“您愿意让孩子学习汉语”、“您会给孩子看汉语电视、听汉语广播”、“您不会放弃让孩子学习汉语”等。问卷采用五点计分制，分别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5分，数值越大说明赞同程度越高。该问卷可靠性信度为0.872，语言态度认知维度结构效度为0.945，语言态度情感维度为0.891，语言态度行为维度结构效度为0.917，整体结构效度为0.971。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中小学维吾尔族学生采用集体施测方式来发放问卷，由研究者向被试统一发放问卷，当场根据要求填好即回收。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中填写，再回收。问卷回收后，整理删除无效问卷，并录入数据，进行分析。经过初步整理后，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对数据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Logistic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三、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能力现状

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拟合度也变化了0.015，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513≠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1 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现状

  

类型用流利的汉语交流完全能看懂常见的话题谈话用汉文简单的写作完全能听懂电视、电影内容完全能理解所学汉语文课程灵活地运用汉语思考语言能力86.7%86.1%89.7%87.1%83.0%83.0%各维度均值4.284.304.364.324.214.20

 

表2 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均值及标准差

  

语言能力语言认知态度语言情感态度语言行为态度M(SD)4.28(0.60)4.51(0.42)4.19(0.59)4.51(0.46)

通过对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使用环境的分析结果可知(见表3)，在家庭中学生语言能力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交流具有显著关系，其中，与父亲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47，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43，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15；与母亲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42，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33，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22；与兄弟姐妹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33，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42，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11，这说明在家庭中交流使用汉语维语并用更有利于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在学校中学生语言能力与教师同学的交流具有显著关系，其中，与教师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22，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40，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13；与同学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28，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45，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09。说明在学校中交流多使用汉语和维汉并用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在社区中学生语言能力与朋友和陌生人的交流具有显著关系，其中，与朋友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学生的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31，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43，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11；与陌生人交流时在汉语维语并用时语言能力分值达到4.27，单独使用汉语时分值达到4.36，单独使用维语时分值达到4.19，这说明在社区中交流多使用汉语和维汉并用更有利于提升语言能力。因此，学生汉语能力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表3 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使用能力环境现状

  

汉语维语汉语维语并用FSig家庭父亲4.434.154.4748.5040.000母亲4.334.224.4212.2790.000兄弟姐妹4.424.114.3330.0730.000学校教师4.404.134.2218.9290.000同学4.454.094.2828.9780.000社区朋友4.434.114.3123.8820.000陌生人4.364.194.276.0590.002

四、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相关分析

(一)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家长汉语语言态度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家长汉语语言态度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学生语言行为态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P<0.01)，说明学生汉语语言认知、情感、行为态度越高越认可，学生汉语语言能力越好；与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态度、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和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P<0.01)，说明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情感、行为态度越高越认可，学生汉语语言能力越好。(见表4)

 

表4 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家长汉语语言态度的相关分析

  

维度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学生汉语语言能力0.207**0.255**0.249**1学生语言认知态度0.226**0.238**0.256**0.540**1学生语言情感态度0.193**0.2234**0.245**0.564**0.600**1学生语言行为态度0.175**0.191**0.207**0.630**0.620**0.620**1

注：*P <0.05；**P <0.01；***P <0.001。

(二)家长语言态度在学生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c值反映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c′表示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时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二者差值越大表示中介变量作用越大，如果 c′等于0为完全中介效应，反之则不是。[17]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做了线性回归，并根据研究基本模式图进行了逐步检验(见下页图1)，以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为因变量(Y)；学生汉语语言态度为自变量(X)，其中自变量可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学生汉语语言认知态度、汉语语言情感态度及汉语语言行为态度；家长汉语语言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M)，其中假设中介变量可分为三个维度，包括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态度，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及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经过初步分析，可得出九个基本模型结果。

3)远期目标，智慧出行。在气象和路况信息详细、丰富、准确、及时，导航系统智能化、智慧化的基础上，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理念，以期实现智慧出行，在出行前、路途中、返程时都能悉知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并得到系统的最优化建议，使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和智能化。

根据本研究假设，以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汉语语言认知态度为自变量，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态度、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及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分别做出中介检验，分析结果可知(见表5)，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认知态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4),二者相关系数为0.540**,p<0. 01，该结果表明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并且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假定家长语言认知态度(M)是学生语言认知态度(X)和学生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认知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5模型一)。首先，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767(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298，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其次,加入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41(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305,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07，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41≠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认知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情感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5模型二)。首先，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770(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298，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其次，加入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使用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26(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313,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16，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26≠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认知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行为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5模型三)。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765(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295，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使用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23(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 0.306,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11，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23≠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5 家长语言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中介模型

  

模型子模型R2调整R2标准估计误差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模型一10.2980.2970.4950.298482.570111380.00020.3050.3040.4930.00711.667111370.001模型二10.2980.2970.4940.298483.939111410.00020.3130.3120.4880.01626.010111400.000模型三10.2950.2940.4940.295475.853111380.00020.3070.3060.4900.01219.722111370.000

  

图1 家长汉语语言态度在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和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中介作用

[9] 孙丽莉，王海蓉.多民族语言态度分析——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为视角[J].求索,2010(11):128-130.

 

表6 家长语言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中介模型

  

模型子模型R2调整R2标准估计误差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模型四10.3070.3060.4890.307508.693111500.00020.3170.3150.4860.01016.806111490.000模型五10.2970.2960.4910.297485.939111520.00020.3130.3120.4860.01727.934111510.000模型六10.3050.3040.4870.305504.105111490.00020.3200.3180.4820.01524.575111480.000

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主要是由学生能用流利的汉语进行日常的交流、能完全理解看懂电视、教材等内容和灵活运用汉语进行思维等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测量。通过对维吾尔族学生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的基本情况为(见表1)，86.7%的学生可以用流利的汉语交流，86.1%的学生能完全看懂常见的话题谈话，89.7%的学生可以用汉文简单的写作，87.1%的学生能完全听懂电视、电影内容，83.0%的学生能完全理解所学汉语文课程，83.0%的学生可以灵活地运用汉语思考，从学生语言能力的各维度均值的数值可以看出，用汉文进行简单的写作为4.36，在这几项中为最高值，用流利的汉语交流、完全能看懂常见的话题谈话，完全能听懂电视、电影内容均能达到4.30以上；而完全能理解所学汉语文课程和灵活地运用汉语思考为4.21和4.20，分数在几项题目中偏低。这说明维吾尔族学生对于汉语的书写能力较强，倾听、阅读和语言交流能力一般，运用汉语进行独立思维的综合能力较弱。通过对学生语言能力和态度的均值及标准差分析结果可知(见表2)，学生的语言认知态度和语言行为态度的均值均达到4.51，对汉语语言的学习有很高的认同感和行动意识，而语言情感态度的均值为4.19，相对分值偏低，学生对于本族母语的情感很高，对于第二语言汉语的情感态度还有待加强；学生语言能力的均值为4.28，相对于语言态度较弱，仍需继续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

根据本研究假设，以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汉语语言行为态度为自变量，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态度、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及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分别作出中介检验，分析结果可知(见表7)，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行为态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4),二者相关系数为0.630**，p<0.01,该结果表明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结果还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假定家长语言认知态度(M)是学生语言行为态度(X)和学生语言使用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认知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7模型七)。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795(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399，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74(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407,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拟合度也变化了0.008，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74≠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行为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情感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7模型八)。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801(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403，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68(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421,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拟合度也变化了0.018，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68≠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行为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使用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查家长语言行为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6模型九)。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792(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399，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使用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761(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413,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14，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761≠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7 家长语言态度在学生语言行为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中介模型

  

模型子模型R2调整R2标准估计误差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模型七10.3990.3980.4520.399777.018111620.00020.4070.4060.4490.00815.945111610.000模型八10.4030.4030.4490.403787.928111650.00020.4210.4200.4430.01734.768111640.000模型九10.3990.3980.4500.399770.644111610.00020.4130.4120.4450.01427.492111600.000

五、分析与讨论

(一)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及其与语言环境的关系

参考图4，包含y轴的水平面绕y轴旋转一个α角所得到的与车轮的截面称为α截面，显然该截面跟随y轴做垂向振动，要求车轮上与α截面相重合的那些点的位移(这些点在车轮上不固定)。位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随y轴振动的那部分，如式(63)所示，这一部分是简谐的，频率等于外力频率。把这个位移沿车轮的径向、轴向和环向分解，得到

(二)维吾尔族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与学生、家长汉语语言态度的相关性

由于部分混凝土结构是根据规范规定的配筋率要求来确定钢筋，如果这些配筋都使用高强钢筋，将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在进行结构设计时，应根据所需要的强度，合理选用相应规格、型号的钢筋，做到物尽其用。

以上结果说明，学生语言态度和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关系非常密切。本研究将语言态度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和家长的语言认知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只有产生对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才会产生主动学习汉语的动力；学生和家长的语言情感态度是指对汉语产生认可的情感态度，维吾尔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了解和传播汉语文化是提升他们对于汉语情感态度的重要途径，只有他们觉得汉语亲切和好听，才会更主动地使用汉语交流，情感态度对于语言的学习有着积极肯定的影响；学生和家长的语言行为态度是基于认知和情感态度的行为表现，只有他们认可和喜欢上汉语，才会产生想要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行为态度，因此，学生和家长的语言认知、情感、行为态度都会对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肯定的作用。

(三)维吾尔族家长语言态度在学生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汉语语言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了解提高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有效中介影响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不仅考察了学生语言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直接影响，还考察了家长语言态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了解学生语言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影响过程与机制。本研究证明了之前的假设成立，发现家长语言认知态度、语言情感态度、语言行为态度在学生语言认知态度、语言情感态度、语言行为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从而证实了学生语言态度通过家长语言态度间接影响学生语言能力。该结果从实践角度得到启示，家长语言态度可以作为提高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一个切入点，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和家长语言行为态度都在学生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关系中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家长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着手，提升家长自身的语言态度，进而提升学生语言态度，达到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目的。而这也与徐晖明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家长的语言要求和态度会影响孩子的语言使用。[21]

综上所述，家长的语言态度是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通过提高家长受教育程度、培养家长汉语意识以及增强家长汉语水平能力等方式都对提升学生语言态度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有效达到提高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目的。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新疆三个地区的1 338名的维吾尔族学生及其家长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四年级至九年级的维吾尔族中小学学生对于汉语的书写能力较强，倾听、阅读和语言交流能力一般，运用汉语进行独立思维的综合能力较弱；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会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学生汉语语言能力和汉语语言态度与家长汉语语言态度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家长语言态度可以作为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态度的中介变量，家长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分别会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次研究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很好地保证研究结果，但由于时间限制，没能进行深度访谈资料的收集，缺乏调研学生及家长的典型个案，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重多角互证资料的收集。其次，没有深入探讨学生及家长的人口学变量对学生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人口学变量对学生语言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之间所起到的调节效应，可作为以后研究的重点。最后，已验证家长和学生的语言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学生汉语语言能力都有积极作用，而对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本研究结果希望可以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并对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研究以新疆阿勒泰、阿克苏和喀什三个地区中的7所中小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及其家长为被试，共发放学生问卷1 500份，回收1 493份，有效问卷1 472份，回收有效率为98.13%，发放家长问卷1 500份，回收1 359份，有效问卷1 353份，回收有效率为90.2%，其中学生和家长的匹配问卷1 338份。被试者学生性别方面，男生718(48.8%)人，女生734人(49.9%)，缺失20人；年级方面，四年级105人(7.1%)，五年级139人(9.4%)，六年级131人(8.9%)，七年级427人(29.0%)，八年级330人(22.4%)，九年级331人(22.5%)，缺失9人；居住地方面，城镇786人(53.4%)，乡村644人(43.8%)，缺失42人。被试者家长年龄方面，20岁以下26人(1.8%)， 21～35岁336人(22.8%)， 36～50岁784人(53.3%)，51～60岁74人(5.0%)， 60岁以上42人(2.9%)，缺失210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494人(33.6%)，初中452人(30.7%)，高中、中专、中职201人(13.7%)，大专大学98人(6.7%)，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人(0.2%)，缺失224人；汉语水平考试等级方面，3级以下或没考615人(41.8%)， 3～5级331人(22.5%)， 6～8级155人(10.5%)， 9～11级107人(7.3%)，缺失264人。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各维度上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态度、家长语言态度两两显著相关，表明学生语言态度和家长语言态度是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相关因素。这与周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通过对南京市普通话的调查发现，语言态度是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20]具体将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态度、家长语言态度的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学生语言认知、情感、行为态度和家长语言认知、情感、行为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都存在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学生和家长语言态度越积极肯定，学生语言能力越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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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娟.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调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53-160.

在创造了众多机遇的同时，供给侧改革也为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增加了很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 张伟.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J].民族语文，1988(1):56-61,67.

②非线性层:我们在输入层与LSTM隐藏层中间加入了非线性激活层,目的是引入更多的非线性特征,从而更好的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该层的输出可表示为:

[7] 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5-17．

[8] 韩建岗.新疆巴州多语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研究[J].西部学刊，2015(1):53-56.

根据本研究假设，以学生汉语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汉语语言情感态度为自变量，家长汉语语言认知态度、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及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分别做出中介检验，分析结果可知(见表6)，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生语言情感态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4),二者相关系数为0.564**,p<0.01，该结果表明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结果还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假定家长语言认知态度(M)是学生语言情感态度(X)和学生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认知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6模型四)。首先，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情感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547(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307，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然后,加入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家长语言认知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528(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317, 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10，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528≠0，可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认知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情感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情感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情感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6模型五)。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情感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541(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 R12=0.297，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家长语言情感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510(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313，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中介变量后，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拟合度也变化了0.016，变得更高，说明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c′=0.510≠0，可进行进一步判断，家长语言情感态度在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学生语言能力的预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定家长汉语语言行为态度(M)是学生汉语语言情感态度(X)和学生汉语语言使用能力(Y)之间的中介变量(见图1)，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考察家长语言行为态度是否实际具有中介作用(见表6模型六)。以学生语言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情感态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回归系数c=0.543(P<0.01),模型1的拟合结果R12=0.305，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加入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假设中介变量，以学生语言使用能力为因变量，学生语言情感态度和家长语言行为态度为共同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回归系数c′=0.513(P<0.01),模型2的拟合结果R22=0.320,Sig=0.000，表明方程模型良好。

由图1可知，当各种零件的装配比例c1:c2：…：cm一定时，产品的产量将由符合比例的各种零件的数量决定，而零件的数量则取决于如何分配加工生产它们的机床设备．这些机床设备分为若干种类，每一种类中包含若干台，每一台机床设备有确定的可利用生产时间．因此，对企业生产管理者来说，既可以从每类或每台设备的可利用生产时间来进行最优分配，也可以从设备的可利用数量来进行最优分配．下面将针对生产设备的这些属性，从不同角度分别建立最优生产模型，并通过实例予以验证．

[10] 王洋.新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语言态度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140-144.

[11] 龙玉红，段涛涛.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调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民考民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J].新疆社会科学，2012(6):120-123.

在洗化领域，凭借“本草”这一中国功夫成功赢得市场的还有霸王洗发水。在洗发水这个公认的被跨国品牌垄断的领域，十年来除霸王外没有其他本土品牌成功过，一度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死海”，而霸王凭借“中草药”这一国粹成功突破了跨国品牌的封锁。

[12] 王远新.新疆锡伯族聚居区的语言生活——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乌珠牛录居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J].语言与翻译，2011(2):22-30.

燕麦种质资源引进与主要农艺性状比较研究………………………………………… 赵彦慧，王照兰，杜建材，刘佳月，李景环（1）

[13] 王亚楠.近二十年来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研究综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20-21.

例题1：，引导学生思考把4个平均分成2份，又从语义的角度分析平均分成2份，就是每人喝的，也即，从算理看，分数除以整数与整数除法最接近，但值得商榷的是教材这样的表达方法不容易让学生理解，直接写4个平均分成2份就是2个，即，比较直观．例题2：引导学生从实物图和语义分析，1个橙子可以分给2个人，4个可以分给8个人，因此．例题3和例题4都是通过直观图让学生得到分数除法的结果以后再引导学生算一算乘除数的倒数，看结果是否相等，逐步引导学生发现除以一个数等于乘它的倒数这个规律．

学生语言能力的结果表明，学生的写作能力较强，听、说、读三个方面能力偏弱，综合运用能力较差。根据语言输入输出理论的观点认为，语言的习得需先输入后输出，在语言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习得者要对语言规律充分认知，调整语言习惯，提高习得进程。[18]语言学习包括听说读写四个内容的训练，听和读是输入，说和写是输出，输出的水平是由输入决定的。在我国的教育模式中，一般课堂的训练主要是读和听，久而久之，随着对大量教材的朗读和听写，学生的写作水平会逐渐增强，这和汉族学生学习英语是一个道理。虽然在做着大量听力练习，可是由于学生听力能力输出较少，导致说的能力不能得到良好的提高。而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要对语言产生认知，就要具备语言归纳能力，对语言习得的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逐渐地就会对语言的形成产生认知，并基于此对语言灵活运用，从而达到习得使用的目的。[16]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研究中发现，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会以汉语加母语的方式进行，而夹杂着母语教学的方式虽然对于初学者有好处，但是如果过于依赖这种方式，对学生今后汉语的学习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许多教师自身口语发音不准、用词不当、教学用语单一也对学生汉语能力的提升有着负面影响。[19]因此，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需要听、说、读、写全面结合，要达到灵活使用语言，必须对语言具有正确的认知，并熟练地掌握从词汇、句子到语法的每一项技能。根据学生语言使用环境的结果显示，家庭和社区的环境不利于学生汉语的学习。维吾尔族有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对于民族语言有着很强的民族认同和感情，而家长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群体，他们不仅对于本民族语言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年龄偏大，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减缓，只能学习掌握简单的汉语对话，不足以长时间进行日常交流，因此在家庭环境中，学生大多数时间与父母都需用维语交流，而与兄弟姐妹则会更多使用汉语交流。在社区环境中，语言使用较为自由，学生可以任意进行语码转化，而社区存在的问题是大部分都是同族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中，遇见同族人的机会偏多，和汉族人沟通较少。在学校环境中，由于汉语的学习，教师会要求学生用汉语进行交流，这会大大增加学生练习汉语的机会。

[14] 冯莲.关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儿童学前教育双语环境及语言态度的调查与分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4):190.

可中断负荷与火电机组的正旋转备用性质相同,都属于备用资源。当电力系统发生容量短缺时,电力公司既可以调用发电机组备用容量供电,也可以调用或购买可中断负荷填补容量空缺,或两种资源同时使用。由于电力系统的职责是为广大电力用户提供连续、安全、稳定的电能,如果全部使用可中断负荷来弥补备用容量的空缺则会导致部分电力用户经常性断电,显然是不现实的。图1为发电侧备用与可中断负荷的关系。

[15] 李金凤，何洪峰，周宇亮.语言态度、语言环境与农村学前留守儿童语言使用[J].语言文字应用，2017(1):23-31.

(1)南京城市河流表层沉积物碱性磷酸酶活性在各采样点分布各有不同。3个河段的平均APA分布表现为：外秦淮河<运粮河<内秦淮河。表现出与水力流通性及优势植物类型有关。与系统聚类分析结果的对照表明，碱性磷酸酶活性与表层沉积物碳、氮、磷等营养元素有一定的相关性。

[16] 公保.藏族家长汉语语言态度对其子女学习汉语的影响研究[D/OL].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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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季茂岳.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课堂教学口语现状的调查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7):80-81.

[20] 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1):89-96.

[21] 徐晖明,周喆.广州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与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6(3):20-29.

在2011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3]在这里，“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被正式表述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并且，将时间起点确定为“改革开放”。这一提法在2011年12月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再次出现。[4]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一概念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家政策的合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