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大千世界——谈谈父亲田家英的印章

1959年的田家英

父亲田家英的遗物中，除了书籍、清人字轴，还有近百枚印章，都是他的自用章，有名章、收藏章、闲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情、他的志向、他的理想。

一

父亲最早的印章，是一进北京城就有的，因为1950年他读的书上钤盖着“郑昌”或“郑昌所读书”，没有印泥时，甚至用蓝墨水儿涂了盖。应该说，这两方印都较拙劣，但透露出他很早就开始喜欢传统文化的东西。

父亲原名曾正昌，“郑昌”是正昌的谐音。我想，进了北京，住进中南海，转瞬间的变化，父亲一定思绪万千，他忘不了自己来自南国，家乡是四川。父亲生在双流县永福乡，1岁时随父母到成都，16岁以前从未离开过。成都是孕育他成人和萌发思想的地方。他有多方“成都曾氏”“曾氏藏书”印，而从不称自己为“田氏”。还有一方布币形式的印，印面为“华阳”，据《舆地广记》记载：“昔人论蜀之繁富曰：地称天府，原号华阳。”华阳原是古蜀国的三都之一，今双流原与华阳县比邻，是曾氏祖上的繁衍地。父亲是个典型的国粹派，他从不穿皮鞋。1957年和历史学家黎澍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学术活动，他坚决不着西装。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穿上西装不伦不类，是个怪样子。他喜欢家乡的川剧，更喜欢京剧。文房一品的印章，他自然很快就钟爱了。

可以这样说，韦伯充分认识到并肯定了儒教中所具有的理性主义或理性精神。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这只是儒教的一面，韦伯也显然注意到了儒教的另一面，因为韦伯明确指出，即便儒学再经过理性的熏陶和洗礼，即便儒教再有理性的精神传统，但在儒教中仍存在有巫术的遗痕，也就是有古老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来说，就是与上古保持着“连续性”；而用韦伯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巫术在正统的儒教里有被认可的地位，并且也自有传统主义的影响力。”[注][德]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284页。

田家英用章：“成都曾氏”、“华阳”

二

听母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毛泽东的两位秘书胡乔木、陈伯达都兼任了宣传新闻口的要职，而刚任毛泽东秘书不久的父亲，成了主席的随身秘书。毛泽东把处理来信来访的大事交给父亲主持，他每天要替主席写复信，起草电文，还有联络上层民主人士和接待湖南家乡亲友团等大量事宜，可说工作事无巨细，不分种类。作家叶永烈曾采访过我母亲，母亲给他讲了一段故事——主席任免政府官员的委任书上加盖的“毛泽东”印章也放在我父亲手里，为了印章色泽纯正，父亲到荣宝斋选了一盒上好的清代印泥，母亲还想出在任免书下放一画好方格的纸，钤盖时有个比照，以免不正。讲这个久远的故事，可能是母亲印象太深了，想以此和来访者说明主席对父亲的信任。

为父亲治印的还有钱君匋、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叶潞渊、顿立夫、王个簃、方去疾等篆刻大家。文化人多生活在南方，父亲最初是通过方行和浙江省文管会叶遐修联系的。而我母亲董边和逄先知都有沙孟海治的章，说明来往多了，有的篆刻家和父亲的关系逐渐熟了起来。

50年代初，毛泽东委托父亲给他筹建一个适合个人阅读的图书室，希望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史哲类图书收齐。为此父亲开始了大量购书活动。有了书，父亲自然想到了“藏书章”，而毛泽东往往只在乎书的内容，对钤盖印章一类雅事并无大兴趣。

最近中央档案馆杨继波副馆长著文《毛泽东用印知多少》，提供不少信息。现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印章有24方，其中名章18方、藏书章5方、闲章1方。中央档案馆以外已知的毛泽东印章：毛泽东纪念堂存有5方，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存有1方，傅抱石所制印章1方在他后人手里保存。90年代中期，丰泽园毛泽东的图书全部移交中央档案馆保管，毛泽东在书上用过的9方印章不难考证。我不禁想，中央档案馆所存的二十几方印章，其中是不是有原来存在我父亲办公室的那些章呢。

从杨馆长的文章了解到毛泽东印章边款有治印者的姓名，但治印人通过什么途径给主席治印，有的传闻不尽准确。比如吴朴堂所刻“毛氏藏书”，说是毛泽东在1963年委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请吴朴堂所刻，我觉得可以商榷。

毛泽东酷爱传统文化，除了古典诗词，书法也是他的最爱。一贯以来，寻觅法帖这类事宜，都是交父亲办。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父亲写了一个字条：“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此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那次从故宫借回20件法帖，包括明代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等几位书家法的草书。之后，1961年和1964年，父亲再次组织秘书室同志到杭州、上海等文化名城为主席收集字帖，集到《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及王羲之（集字本）、智永、怀素、张旭、米芾、宋徽宗、赵孟頫、于右任的《千字文》30余种，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大全。在主席的会客室、卧室的茶几床头都放上了字帖，主席很开心。然而毛泽东唯不注意文房一类，若说他用过的印章有9枚，那就是说一些刻好的章从未使用过。如果是这样，他还会为治一方印亲托陈叔通老先生吗？

吴朴堂解放初期失业，是陈叔通将他介绍到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古物整理部，发挥了他的才干。吴朴堂是西泠印社社员，曾为多位国家领导人刻过章。上海文管会和古物整理部在同一座楼里，属上下级，父亲和文管会负责人方行来往甚笃，我想是父亲通过方行请吴朴堂为主席刻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1) 接口要先焊后割，保证接口本体刚度。即接口与电机罩壳焊接成整体后，能形成一定刚度，以抗衡割孔后的变形。

父亲也有几枚章是请吴朴堂治的，一枚“田家英印”，边款为“1962年2月朴堂刻”。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2年2月24日，毛泽东带父亲到杭州整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父亲到杭州抽空来上海买书是常有的事，此次他有没有托付吴朴堂治印已无考，但时间恰好对得上。

我们对父亲做的大事知之甚少，姐姐记得小时候一次在父亲办公桌边玩，拉开桌后小柜的抽屉，看到里边全是印章，父亲略带神秘地告诉她，这是毛主席的印章。知道了以后，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去碰过它。这抽屉印章，连父亲身边长期工作的逄先知也不知道。

今天看，那个时候的讲武堂真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老师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灵魂人物李根源（总办）年纪稍大。他们的经历基本相似，知识和思想也相近。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清末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影响下的一代新人。

1962年2月，吴朴堂为田家英治印

叶潞渊治印“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藏书印”齐燕铭治印“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记”

三

父亲的另一类印章是收藏章。父亲自延安时立志写一部“清史”篇，始终未放弃想法。进京后，他发现清人信札、手卷俯拾即是，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而这些史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之后，他把工资稿酬都用到这件事上，最终辑藏成了规模。藏品的年代自明末至民国初跨越300年；涉及学者、官吏、书家、诗人500余人。

其中，叶潞渊所治“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藏书印”，规范的铁线篆，一丝不苟，功夫了得。齐燕铭1961年为父亲所治“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记”，篆法质朴，工稳谨严，十分耐看。齐燕铭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治印堪称大家。原来齐燕铭是蒙古族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自幼玩金石篆刻，于书法、京戏无不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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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斋名不止一个：“无我有为斋”“十学人砚斋”，而用的最多的是“小莽苍苍斋”。此斋名出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北京宣外大街北半截儿胡同浏阳会馆的居室斋名“莽苍苍斋”。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对劝其出走的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图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如此慷慨悲歌，何人不为之动容？

再就是斋号章。斋号也属文人雅趣。父亲幼年生活艰辛，但他的文人气质好像骨子里带的，12岁就发表文章，敢和一位老教授打笔墨仗，很早熟。

父亲赴延安前作过一首《调寄如梦令》，其中有“休恋，休恋，我有河山重担”语，是去同女友告别，却未见面，复杂交织的情感讴成的词句。情感丰富的父亲一定认为自己与谭氏神交已久，除了敬仰，还有心灵上的共鸣。故而父亲将谭氏的斋号前冠一“小”字，以“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斋名。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如孔孟之道、孙子兵法、造纸术……中国文化有数千年的思想与经验，动漫专业学生应当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学习民族文化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在学习我国古文明的同时，吸收西方经典文化，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吸取东、西方文化精髓，拓宽学生见识，熔铸调和创造出新文化。

父亲的印章中有趣味的还属闲章。

父亲的存印，“小莽苍苍斋”斋号印有十余枚，古籀、汉风、铁线，各种风格。方去疾的朱文“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字与字间打着篆隶书法常用的“朱丝栏”，极别致，边款：“去疾制于木斋。”先生原名方之木，故云“木斋”。

沙孟海所治“田家英印”白文小章，十分用心，汉印味足，父亲常钤盖于清人信札。钱君先生1963年1月所治铁线篆“家英用书”，则每每用于新购藏书。

方介堪治印“文必切于实用，理必归于马列”

四

“纵观西方哲学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语言研究方法: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能力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1］“传统语文学、对比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主要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观，而普遍语法、思辨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则主要基于唯理主义。”［2］82

犯过之人，多大岁数就打多少杖，看似荒唐，在我看怕亦有道理在焉。比如两个人打架，一个二十岁，一个四十岁，闹到衙门里来，老爷一声令下打随年杖，二十岁的打二十大板，四十岁的打四十大板，这四十岁的怕是要喊冤枉了，要我说还真该，人家少不更事，正是血气方刚，你已人到中年，脾气早该捺捺，多打你二十板子还冤枉你吗？若是各打五十大板，老爷倒反而是糊涂了。老爷随年杖的意思是，一岁年纪一岁人，年齿越增，越知是非，犯错也自然就越不可原谅，正该多打几板子才是，为老不尊是比年少无知更不像话的。

3)冲击地压的发生，是开采设计、地质条件与地下应力场、裂隙场、震动场等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渐变性和难以预知性，其前兆信息也往往具有异常复杂性和多样性，难以通过单一的手段进行准确的预测，需要采用具有互补性的多种手段进行联合监测。同时，面对大量前兆信息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如何综合利用各种信息进行联合处理，最终建立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理论和模型，是冲击地压预测预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世说新语》中《德行》第十一条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里有两个故事，记载了他们的两个生活细节：一、管宁和华歆一起锄菜园子，掘出了一块金，管宁如同没见到一样，照常干活；华歆将金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扔掉了。二、管宁和华歆一起同席读书，门外边有官员的仪仗喧哗而过，管宁听而不闻照样念书，华歆则放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去了。等华歆回来，管宁已经将坐席割开，表示志向不同，要和华歆分座。

其中有陈巨来所治“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方介堪所治“文必切于实用，理必归于马列”，此外更多是挚友梅行、秉忱所治。

还有从文物商店、甚至地摊儿上寻的古旧印章。如“活泼泼地”，印面很大，看着都开心，是不是父亲感觉符合自己的性格而取之，在我们眼里他总是“活泼泼地”。再如“将勤补拙，以俭养廉”，则讲作学问、做事情的道理。“苦吾身以为吾民”“常存敬畏”“且高歌”，表达民国文人的精神和趣味，也算古为今用吧。

最有价值的一枚古章，是清代何绍基自篆“实事求是”章。书法家何绍基打破了科举制以来形成并被追捧的馆阁体，他用超长且细的羊毫毛笔书写，笔道抖抖颤颤，天然成趣，称“丑丑字”，与馆阁体相比，融进了书者的主观意念，更本真地表达了中国书法的意境，开一代美学标准之先河。何绍基的“实事求是”章，指的是一种治学态度，清代兴考据学，“实事求是”是流行于学者之间以表示作学问要尊重和依照古本本义的严谨学风。之后，父亲又请沙孟海刻了一方古籀体“实事求是”，此章表达的则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准则。

父亲擅长借古语表达新意，或将古文白话，他得意的一对朱白文对章“文必切于实用，理必归于马列”，就是借用西汉儒学家董仲舒“文必切于实用，理必归于儒学”语，只改了两个字，赋与了新意。

何绍基旧章“实事求是”；沙孟海治印“实事求是”

早在延安时，物资困难，缺少油灯，田家英、于光远、曾彦修、许立群等年轻知识分子晚上常聚在一起摸黑聊天儿，自诩是“窑洞闲话”。那时大家就爱听父亲的古文白话解，清晰易懂，贴切风趣。例如，毛岸英选择的人生座右铭“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就是听了父亲解读《礼记·中庸》的一段，父亲告之其意：“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毛岸英深为中国古人的哲思所触动。

1956年，父亲为毛泽东起草中共八大开幕词，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经典，实际这句就是他对古语“满招损，谦受益”的发挥。

父亲的一方“风字砚”，砚底铭文：“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是他1961年去浙江调查后写的。老子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句；再有父亲收存清早期学者朱彝尊一方玉兔望月，其砚铭：“知其白，守其黑，葆我真，完吾质。”父亲引申其意为：“守其白，辨其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做人的准则。可惜风字砚“文革”中被抄没。这方砚还是浙江林乎加书记陪他在绍兴寻的。

闲章是区别于姓名字号的一类印章，发端于战国及秦汉时的“吉语”“祝词”，自宋代的“诗词文赋类”印章出现，被视为闲章，而明清后闲章内涵越来越丰富，可分“箴言类”“述志类”“纪年类”“寓意类”种种，直至今日依旧被书画艺术家钟情，为写意作品增加雅趣。

还有一类称“随形章”，是将篆书联句随其字形治成的印章。1963年，父亲集到一幅与邓石如同期的另一位篆书家钱十澜的七言联：“文翰之美高于一世，淮海之士傲气不除。”父亲一贯讲“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没有傲骨”。好友梅行也是狭义肝肠之人，有感于他的话，将下联“淮海之士傲气不除”刻一随形章。谁想梅行“文革”中被关秦城监狱，提审员的问题竟然由这方印章引起，问：“你们和谁有傲气？是和共产党吗？”此一时彼一时，“文革”早已翻过，现在想想提审员的问题也不无“道理”，党内的确有一些骨头硬、从没有向错误路线低过头的人，在提审员眼里，这就是所谓的“傲气”吧。

研究组患者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梅行治随形章“淮海之士傲气不除”;钱十澜篆书七言联“文翰之美高于一世，淮海之士傲气不除”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一幅篆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父亲不仅爱其篆书中的金石味，更爱联句的意趣，“我的欢喜事，不是你的欢喜事，我的乐趣，不是你的乐趣，我心中自有别样之欢喜”。说来真巧，父亲以后居然在地摊上发现一枚“向上应无快活人”的旧章。“向上应无快活人”意寓努力向上要付出代价，正是作学问之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思想境界。这方闲章，父亲常钤盖书上。

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妈妈，刚有女儿的时候，除了幸福感，剩下的就是郁闷：这么小的一个小东西，我不敢抱、不敢碰，更别提给她洗澡了。要是没有母亲帮忙，我估计只能陪着她发呆。那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很严重，情绪也就跌宕起伏得厉害。

还有两方“静谷十年”，一方是古章，一方是梅行所刻。“静谷”是父亲初进中南海时住的院落，离丰泽园仅100米远，最初他和胡乔木都在这院，几年后胡乔木搬到来福堂，父亲则一住十年。

然而，父亲的闲章，留下更多的是时代印痕。

古章“静谷十年”，椭圆形，上端盘魑龙纹，工稳的铁线篆，很有皇家味道。另一枚梅行所刻白文“静谷十年”，是1963年春节梅行初学刻章时所治。两方印章内容相同，却表达了父亲两种极其不同的心境。

第一方“静谷十年”，暗寓父亲1949至1959年跟随主席工作在静谷住了整十年，这是心情愉快的十年，成长很快的十年。而第二方“静谷十年”却是他在心情低谷的1963年刻的。因1962年北戴河会议否定了包产到户的意见，主席认为父亲思想右倾，与他的关系产生了隔膜，自此一直不肯原谅他。

冬去春来，春节本是万家欢乐时，父亲和梅行吐露的却是苦闷心情，主席半年没有找他，他心里很委屈，但一想到本来就缺粮的老百姓，到了春上再遇青黄不接，调查时所见村上的困苦景象难以抹去，个人的这点儿委屈又算什么呢？父亲做主席秘书工作，一直以来只有职级，没有职务，直到1961年，邓小平举荐父亲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父亲和梅行说，官位算什么？他甘为一介书生。支持包产到户他没有做错，只是自己的一腔报国之志无所作为，禁不住吟诵出庐山会议后作的一首七绝：“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庐山风云使父亲第一次体会到愧对了老百姓，内心的纠结是怎样痛楚。父亲的真言，让梅行感慨系之，连夜刻就一方“京兆书生”，并将“惭愧万家百姓心”的诗句刻在了印章边款上。这首诗因此留了下来。

1961年，在浙江调查期间，田家英（左一）和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右一）等人在一起

小小图章，竟蕴含着浓浓的情感世界。

梅行治印“忘我”、“无我有为斋”

五

父亲人生的最后一枚章刻于1966年3月，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图章还是好友梅行刻的，梅老和我们讲过那段往事。

梅老说：“家英在主席身边，了解的情况多，察觉到指导思想出了误区，但以他的身份，又不能公开抵制，只有尽可能地坚持正确的做法。江青、陈伯达曾拉他，他看出他们不是出于公心，绝不从命。1966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的运动将临。家英看的很透……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心有不甘。”

梅行治了一方章“忘我”，将辛弃疾《贺新郎》“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句，刻在边款上，认为他们的心境与壮志未酬的辛弃疾大有相似之处，父亲谓之知己，“一个人忘我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有为’”。于是，梅行又治一方“无我有为斋”，汉印味很浓，被父亲称赞是梅行给他刻的最好的一方章。谁能想到，两个月后，父亲毅然决然以死抗争，承诺了一个大之又大的“无我有为”。

就父亲喜爱收藏乃至印章而言，我想，主席身边的秀才们，不乏追寻古人遗存之人。寻古，实质是从物质中追觅古人的精神品格。“收藏”是物质的，但收藏的品格是精神的。追的越远越本质，这是由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可我还是觉得父亲真是个特例，他没有高的学历，也没生长在书香家庭，然而骨子里追求传统文化的境界起点却很高。传统文化的精髓乃中国哲学，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父亲是在闻道、求道的步履中，悟到了中国哲学的大智慧？亦或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领袖风范的陶冶使然……

父亲短暂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怀念，也留下思索。这也许就是我想写写父亲，包括这篇印章的故事的缘由吧。